在公共性与文学性之间 - 中国作家杂志社

在公共性与文学性之间——论赵瑜与他的报告文学写作赵勇无论从哪方面看，赵瑜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写作实践中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他写作时间长（从1985年发表第一篇报告文学《新形象之诞生——马朝亮的高度》至今，赵瑜已让他的报告文学写作延续了二十五个年头。

与中断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家相比，这种不屈不挠的写作姿态本身就意味深长，引人深思，作品数量多（据笔者粗略统计，赵瑜笔下可称之为报告文学的作品已有19部／篇之多，这还没算他已经写就却未出版的70多万字巨著《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社会影响大（几乎每部作品问世，都会形成一种“爆炸”效果，成为专业读者思考、评论、争议的对象，成为普通读者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像《中国的要害》，《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寻找巴金的黛丽》等作品，更是如此）。

与此同时，赵瑜的报告文学也越写越精致，业已形成了报告文学才有的艺术魅力。

比如，重读他那部近40万字的《马家军调查》，我依然能被作品紧紧抓住，仿佛初读般新鲜。

而远离了当年纷争的语境之后平心静气地面对这部作品，那些思考与写法依然能够称得起大气磅礴，韵味十足，从而显示出赵瑜写作的成熟气象。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我关注与解读赵瑜及其报告文学写作的重要理由。

我感兴趣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构成了赵瑜报告文学与众不同的特点？把赵瑜的报告文学置于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文学场”中，我们究竟该如何为它定位？赵瑜报告文学的根在哪里？为什么赵瑜的写作能够长盛不衰？而凡此种种，我们大都可以在公共性与文学性的关系框架中寻找到某种答案。

体制批判：文学公共性的彰显赵瑜最早写散文，并有结集成册的《赵瑜散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行世，但他并不以散文成名。

让他有了名气的是他的报告文学。

而在报告文学领域，赵瑜应该成名于《中国的要害》（1986），名声大震于《强国梦——打开沉重的体育之窗》（1988）和《兵败汉城》（1988）。

也就是说在80年代，赵瑜已凭借自己的实力登上了中国报告文学写作的历史舞台。

我之所以旧事重提，是想把赵瑜的写作还原到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语境之中。

按照我的理解，整个80年代是文学公共性彰显的年代；经过作家与学者的共同努力，80年代业已形成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谓的“文学公共领域”。

而所谓的文学公共性，是指“文学活动的成果进入到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共话题（舆论）。

此种话题具有介入性、干预性、批判性和明显的政治诉求，并能引发公众的广泛共鸣和参与意识”（1）。

从文学公共性的角度加以思考，我们不得不说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在文学公共性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新时期报告文学从《人妖之间》开始，就形成了一种介入社会，批判现实，揭露问题，警示世人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又通过《洪荒启示录》、《解放》、《西部在移民》、《唐山大地震》、《丐帮漂流记》、《倾斜的足球场》、《“乌托邦”祭》等作品发扬光大。

与此同时，报告文学作家一方面开始关注更加具体的现实问题，形成了所谓的“问题报告文学”；另一方面，此类作品也把思考的力度从政治、社会层面推进到了文化层面，试图揭示问题形成的深层原因。

有人在概括这一时期的问题报告文学时指出：“之所以将其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加以命名，是因为到了80年代中后期，这一类作品被集中地批量地推出了。

这一类作品反映的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交通问题（《中国的要害》）、独生子女问题（《中国的‘小皇帝’》）、婚姻问题（《阴阳大裂变》）、教育问题（《神圣忧思录》）、人才外流问题（《世界大串连》）、高考问题（《黑色的七月》）、体育问题（《强国梦》）、环境问题（《北京失去平衡》，等……这一类作品以一种规模化的强势，警示我们民族应该怀具一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

”（2）而在我看来，问题报告文学之所以能呈“井喷”之势，集体出击，一方面说明了80年代中国积累的问题之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80年代理想主义、启蒙主义的总体氛围造就了一批敢于直面问题、揭示问题、暴露问题、反思问题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

他们既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又有提出问题的胆略和勇气。

而他们提出的问题最终又进入到受众层面，影响到决策层面，成为改造社会、启迪民智、批判国民劣根性、提升民族素质的重要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告文学与这一时期的诗歌、小说等等一道，拓宽了文学公共性的空间。

这就不得不涉及到报告文学作家的角色扮演问题。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写作者也是作家，但作为作家，他们与写诗、写小说、写散文的作家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比如，小说家固然也在面向社会现实发言，但他们往往是通过虚构的形式，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通过自己营造的文学世界和塑造的艺术形象来传达他们对现实人生的看法的。

而报告文学作家却必须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附丽于现实问题之上，直陈其事，直抒胸臆。

他们的言说不大可能借助于什么艺术伪装，也失去了种种艺术手段的保护。

在此意义上，他们的言说与其说是一种作家的行为，不如说是一种知识分子行为。

这也就是说，与其他作家相比，报告文学作家更容易行使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与其他写作相比，报告文学写作也更能够成为一种知识分子写作。

（3）这样一种角色扮演与写作方式自然是由80年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所决定的。

我曾指出，80年代至今，中国知识界经历了一个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的文化转型。

因为在80年代，知识界的种种活动都带有浓郁的知识分子文化特征，也非常接近于西方人对知识分子的经典定义，这就是“知识分子具有怀疑意识、介入意识和批判意识，而追求正义、守护理念、批判社会和谴责权势则是他们的日常工作。

除此之外，知识分子的话语和行动还必须具有公共性，这是区分知识分子与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作家的重要标志。

简言之，当左拉（Emile Zola）只是埋头于自己的小说创作或萨特只是致力于自己的哲学研究时，他们只能算作单纯的作家或哲学家，而一旦左拉写出了《我控拆》并介入到德雷福斯事件中，萨特一旦在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上发言、签名、请愿（比如公开支持阿尔及利亚抵抗运动），他们就变成了知识分子”（4）。

对于80年代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来说，他们已省略了“变成”知识分子的过程。

因为80年代的总体文化氛围既让知识界人士不同程度地具有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意识，而报告文学的文体形式又对写作者提出了一种要求：只有当他“是”知识分子时，他才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

在此意义上，报告文学文体所形成的绝对律令与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异质同构，深刻遇合，二者结成的神圣同盟造就了80年代报告文学的辉煌。

赵瑜便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开始他的报告文学写作的。

而他一出手，就进入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写作阵营；他的报告文学也成为文学／政治公共性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要害》面世后，当时致力于报告文学研究的谢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作品所渗透着的“参与意识”，并认为它的出现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它对报告文学从高层次宏观展示社会生活有一定的启示性；二是这篇报告文学的出现，正代表了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十年接近尾声时报告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

这一趋向具体说就是从宏观上驾驭生活素材，直接将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渗透到报告文学中，既写事件中人物的情感、性格，更偏重于对所描写的事件进行高层的评价。

其独特的优势就在于能从纯经济、纯技术的圈子里跳出来，面对现实，反观历史，对事件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使报告文学超越了它的新闻价值和文学价值，为决策者制定今后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侧面，也为决策者制定某些方针、政策提供参考。

”（5）今天看来，这一判断依然是切中肯綮的。

因为此作品既在当时引起了交通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晋城市交通局从编辑部一次提走500份，并以正式通知形式，向本系统上下级做了广泛推荐；山西省公路局晋东南分局也从编辑部先后提取1400余册，发至所属部门）也应该对后来山西乃至全国公路系统的飞速发展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

由此也可以看出赵瑜的报告文学在文学／政治公共性建设中的主要特点。

如果说在80年代报告文学的格局中，其中的一脉更注重批判性、更疾言厉色因而也更偏激一些，那么，赵瑜则采用了一种相对平和的写作姿态和相对温和的话语策略：他既提出了问题并在问题之中融入了自己的批判性思考，同时又抱着一种理性建设的心态，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与决策层对话沟通，从而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

于是，赵瑜既成了民意的“代言者”，同时又成了面向决策层的“进言者”。

这种角色特点也延续在他的“体育报告文学三部曲”中。

尽管赵瑜在“三部曲”之后又写有《革命百里洲》、《晋人援蜀记》和《寻找巴金的黛丽》等作品，却都不及“三部曲”轰动一时，影响深远。

“三部曲”中的前两部《强国梦》与《兵败汉城》同时发表于1988年，这一年既是学界所谓的“报告文学年”，同时也是80年代报告文学走到最后辉煌的年头，而赵瑜的重拳出击则为这辉煌涂上了绚丽的一笔。

整整10年之后，赵瑜又推出了《马家军调查》，但他显然也延续了前两部的问题意识：对体制的批判与反思。

在《强国梦》中赵瑜说：“今天体育方面的种种弊端，不是哪一些人的责任。

关键在于体制。

”（6）而在《马家军调查》的结尾部分，赵瑜又发出了如下感慨：“就在一九九八的春天里，种种关于机构改革的传说得到验证……这一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至少在表面上有了重要内容，有了干货。

真不容易啊，皇城一片震荡。

”这种表白让我们意识到，揭示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种种问题，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三部曲”中的一个重要声部。

同时，通过体育界呈现的问题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并向高层进言，进而促进体制的转型或改革，也该是赵瑜的良苦用心和政治诉求。

大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长期从事报告文学评论且一直关注赵瑜的李炳银先生才把“三部曲”直接归纳为“对中国现实体育的谏言”。

尽管“三部曲”具有相同的问题意识，但我依然想指出前两部与后一部在文学／政治公共性建构上的主要区别。

《强国梦》与《兵败汉城》诞生于1988年，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80年代“宏大叙事”的诸多特征。

比如，它们都从问题出发，不设计主要人物，不描摹核心事件，这样，作品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多少故事情节。

既然如此，为什么它们又会产生震撼人心的社会效果呢？应该是那种立论的气势、古今中外的征引和启人深思的论述，它们构成了作品的出彩之处，也形成了作品的艺术骨架。

兹举两例，以供欣赏：体育在中国一开始就变了形。

是的，鸦片战争之后，屈辱的民族心理，低落的民族情绪，羸弱的民族体质，以至丑陋的民族外观——小脚女人，长辫阿Q，遗老遗少等等，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中，像浓重的阴云笼罩着世界上最大的人群。

正是这些，整个民族在对外活动中期待着任何一种形式的胜利，不能容忍中国运动员的任何一次失败。

越是屈辱的便越是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