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建设的出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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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当今世界】
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 2021年5月(第5期,总第289期)May,2021
(No.5,General No.289)
收稿日期:2021-03-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战斗性的基本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8BDJ03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廖洪兰(1983-),女,四川什邡人,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冉绵惠(1964-),女,重庆人,史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建设的出场逻辑
廖洪兰,冉绵惠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611756)
摘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建设的提出,充分体现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运用制度手段,
始终保持全体党员干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和使命的毅然决心和坚定信心,对于
形成党的建设和全体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建设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建设的出场,是其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思想自省与行动自觉、党性与人
民性、民族性与世界性深刻统一的逻辑必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长效机制;制度建设;出场逻辑
中图分类号:B262;D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40(2021)05-0021-05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这是首次明确将“初心”“使命”价值追求提到“制度”建设的高度。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必须完善和发展党内制度”,形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长效机制”[1]。
对“初心”和“使命”价值追求建章立制,充分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运用制度手段,保持全体党员干部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和使命的毅然决心和坚定信心。
深入分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出场逻辑,对于形成党的建设和全体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建设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生发推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深刻统一
作为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的辩证唯物史观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构筑起共产党人政治追求与奋斗愿景的理论基础。
“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
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2]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个人通过自身的生产生活推动了社会结构和国家的产生,维系着社会结构稳定和国家存在,而且,对社会结构和国家发展产生影响的不是虚幻、想象中的而是进行物质生产实践的现实的人。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为前提,以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为目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
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必然走向胜利的根本支撑,更是共产主义运动与人类社会中以往任何一次运动的根本区别所在。
共产主义运动的主体是全世界人类社会中被压迫被剥削的“绝大多数人”,根本目的在
. All Rights Reserved.
社会科学家2021年第05期
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基本形式是不受其他力量支配“独立”开展的,基本属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正如列
“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3]。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成基础,及宁强调的,
其指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属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产主义”特质,也决定了领导这一运动的共
产党人一定是“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且“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
共产党人奋斗的
初心和使命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最终建立每个人都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指导,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因特性,在领导中国人民开
展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中进一步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为深入理解和阐释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养分。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也是党的三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大优良作风之一,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
毛泽东指出:
拥护革命的群众”[4]。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事业需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归根结底
就是要关心群众利益,满足群众的要求和愿望。
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始终如一、从未改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制度建设,是中
“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
根本利益”的政党属性,
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原初政治追求和奋斗愿景等相关理论的时代继承与创新发展。
“只有坚
“科学理论是我们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金钥匙’”
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不忘初心才能更加自觉,担当使命才能更加坚定”[1]。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中国
化理论成果,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事业的不竭理论源泉。
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
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旗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华
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All Rights Reserved.
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建立,人民经济生活
得到有效改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初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建立,实现了社会
全面开放发展及人民群众生活的总体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全面小康目标已经达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五位一体”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前
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日益丰富、人民生活不断改
善、生态文明建设、全方位外交布局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
中国共产党理论、实践的生成与发演进路径表明,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一直是中国
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价值遵循,党一直坚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
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四史”结合起来,同“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
梦想”相互“联系起来”[1],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科学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实践创新的深刻统一。
党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创造了
“社会长期稳定”这两个世所罕见的伟大奇迹,证明了我们党所坚守的初心和使命追求及其“经济快速发展”
长期坚持的重大价值和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具有多方面的
“建立不忘初心、牢记
“及时把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5],因而,
显著优势”,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
使命的制度”是这一命题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逻辑统一下的顺势而为。
二、内在动力:思想自省与行动自觉的深刻统一
马克思早有预言,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
表运动的未来”[2]。
之所以能够“代表运动的未来”,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敢于正视错误、勇于“自我革
“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命”的鲜明品格。
在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困难时,列宁指出:
“谁害怕社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敢于正视困难,不会被困难吓倒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建设的出场逻辑/廖洪兰,冉绵惠
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失望或者张皇失措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
义者”[6]。
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和显著优势。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7]。
新时代下共产党人初近平总书记强调:
心和使命要求的制度化,是“自我革命”这一动力机制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
党的“自我革命”,是“扬弃”这一
基本唯物主义辩证法在中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是推动党不断向前发展的规律性体现,是党作为执政主体
在主观范畴和自觉意义上的“自我扬弃”。
“扬弃”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逻辑起点,从“扬弃”这一逻辑基础出
发,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政治上的自省及行动上的自觉,从而增强对权力的自我约束能力,保持党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中国共产党始终自觉地以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自身运动和演进变化,
始终坚持了“否定之否定”这一“自我扬弃”的基本方法,始终保持了思想上的自省和行动上的自觉。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在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
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8]。
大革命时期,因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内的影响,加之共
产国际的指导失误,党中央自愿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导致党及其领导的革命
事业遭受巨大损失。
“八七”会议批判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为处于危难时刻的党和中国革命指明了斗争方向。
在苏维埃时期,党和苏维埃事业取得蓬勃发
展,取得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得到不断巩固和很大发展,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路线
上的错误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中央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而被迫长征。
遵义会议的
召开及时地纠正了这一错误,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后,面对国共第二次合作,王明在政治上抹杀两党原则上的分歧,提出了所谓的“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和“五个统一”的军事原则,其根本错误在于主动放弃了无产线”
阶级领导权,在组织上、思想上否认独立自主原则,使得红军完全受制于国民党。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 All Rights Reserved.
判并基本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1940年皖南事变前夕,国内形势已十分紧张,毛泽东在繁忙的
工作之余仍然坚持全面系统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别
是王明“左倾”时期所犯的错误,强调全党一定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以避免今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到1942
年至1943年开展的整风运动,党内彻底克服了王明等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
1978年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冲破了“文革”
期间形成的长期“左”的错误的束缚,实现了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以及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党
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同时开启了改革开放这一跨时代意义的伟大实践。
紧接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
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革”,对毛泽东的历
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正确评价与总结。
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党领导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
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地认识到长期执政面临的“四
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以居安思危的政治敏锐,以壮士断腕的巨大勇气,以“我将无我”的责任担当,以“八项
规定”为突破口,以整治“四风问题”为着力点,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零容忍惩治腐败,
“打虎拍蝇猎狐”一起抓,以正视问题的巨大勇气,开展了一场全新的“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筑牢全体党员干部信仰之基、补充精神
之钙,提振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精气神,进一步增强了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近百年的发展历程表明,
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7]。
自我革命鲜明品格下形成的思想自省和行动自觉,使得共产党人
始终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善于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勇于时时审视自己
是否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勇于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同一切违背初心和使命、
动摇党的根基的思想和行为做坚决斗争;勇于割除滋生在党的集体上的毒瘤,及时地进行自我修复。
中国共
产党勇于自我革命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逻辑统一,成为“初心”和“使命”制度建设不竭的内在动力。
三、价值引力:党性与人民性的深刻统一
列宁在《“非党”抵制分子的错误议论》中给党性下了一个定义:
“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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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政治表现”[9]。
在中国共产党内,刘少奇在《人的阶级性》中最早对党性进行了阐释:
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
现”[10]。
党性是政党固有的本质属性,是政党基因的显性表现;党性以阶级性为基础,是高度发展了的阶级
“无产”这一基因特性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因“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要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1],因此,
求必然“最高而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利益”,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具有深刻的无产阶级
性,这亦符合党章所要求的“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11]的性质规定。
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一致的。
党性根源于人民性,脱离人民性的党性是不存在的;人民性是党性的根源,脱离党性的人民性也是不存在的,党性要求中蕴含着深刻的人民性,人民性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刻价
值意蕴的有机构成。
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决定了其初心和使命的共产主义特性;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的执政实践,彰显了其初心和使命价值意蕴的深刻人民性。
毛泽东指出:
“就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2],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4]。
以人
民为中心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那就是要关切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利益诉求,认认真真解决人民群
“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
总众遇到的具体困难,
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4]。
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把“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发展的基本理念,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
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铭记于心,把树牢群
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贯穿于执政实践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铮铮誓言、. All Rights Reserved.
初心之道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历史表明,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保障,是党领导人民取得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除了是无产阶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胜利的基本经验。
所以说,
性的必然选择之外,更是坚持人民性的应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并建立新政权,依靠的就是为人民、为民族的初心坚守
“马克思和使命担当。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70余年的执政考验,依靠的还是这一点。
但是,
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
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1]。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国内形势日趋复杂,我们党面临着精
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是对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考验。
所谓“打天下易,守天下难”,要跳出政权更迭的“历史周期率”,实现我们党的长期稳定执政,需要传承“初心”
和“使命”的价值追求,传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和人民性,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
如稍有不注意,忘记了“初心”和“使命”,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要到哪里去,党性就有可能蒙尘
褪色,人民性就有可能枯竭,执政根基就有可能被动摇。
因此,加强党员干部的经常性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初心”
“使命”制度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价值引领下的自觉逻辑遵循。
四、内外张力: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深刻统一
“无产阶级首
“工人没有祖国”,
在对人类社会本质及前进发展方向进行深刻分析之后,马克思得出结论:
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
的‘民族的’一词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并预测“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会日益消失,无
产阶级的统治会加快这一进程,因此无产阶级之间要开展联合的行动,
“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
马克思所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是全世界范围内无
产者联合起来的斗争,国际性是其基本特性。
列宁认为,在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的时候,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应正确看待民族差别和多样性,在“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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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玉林]
[实习编辑:唐韵萌]
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
运用”[6]。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正是在遵循并坚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基本规律及原则的前提下,在结合新时代中国社会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在具体实施方略上做出的正确改变与实际运用的具体体现。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民族性,这一观点是正确地适应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现状。
作为个体的人民群众,都是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幸福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当前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即人民更高水平的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给之间的矛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目标,真正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远未止步于此,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都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在新时代更发展为宏大的全球性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调整时期,这个时代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和平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
在这样的大变革背景下,中国以“一带一路”为倡议,以“周边命运共同体”为依托,以完善全球治理结构、构建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基本方案。
倡导“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把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3]的这个方案,蕴含着人类最高的道德价值。
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当今全球社会发展总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践,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和“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入手,结合中国“和而不同”“单则易折,众则难摧”的传统文化思想创造性提出的,这一命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主题所内含的世界性意蕴的集中阐释。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关,中国的复兴发展离不开世界人民的支持,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中国人民将本民族命运与全球命运相联系,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自觉相联系,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相融合的大国担当。
当前,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是没有改变的;同时,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是没有变的。
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7],我们要“同各国人民一道,不断把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推向前进”[7]。
这一伟大事业的推进,离不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使命担当为支撑,“初心”“使命”制度建设是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需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建设的出场逻辑/廖洪兰,冉绵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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