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左公柳书写与保护

民国时期的左公柳书写与保护
储竞争;吕云峰
【摘要】同光年间,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左宗棠于西征途中遍植左公柳.左公柳在民国时期逐渐被符号化,它一方面被形塑成为追忆左宗棠伟大边功的纪念碑,另一方面被建构成为先贤重视环境保护,倡导西北开发的象征物.这种意义重构的过程,与国人对生态民族主义理念的追求相伴随,正是在生态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知识精英与地方政府提出左公柳保护的详尽法律、法规.但受具体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这种保护并不得力.这不但反映了政府执行力的薄弱,亦是生态主义与民族主义在特定环境下不和谐的表现.
【期刊名称】《商洛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8(032)003
【总页数】6页(P66-71)
【关键词】民国;左公柳;符号化;生态民族主义
【作者】储竞争;吕云峰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滑县职业教育中心,河南滑县 4564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07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环境史的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的倾向，打破了自然
与文化二元对立的传统，重视自然与文化的融合。

自然不再视为客观的物质存在，它还能够符号化为一定的文化和精神内涵，并以此形塑人们的精神世界，这一功能在“景物”特别是人工景物上体现的尤为突出。

因为，人工景物不但是历史的凝结，充满着记忆，还是意义建构的重要载体，具有可变的文化意涵。

由此，本文选取“左公柳”这一“景物”，在前人对民国时期左公柳的书写内容与保护措施初步梳理的基础上，以环境史的视角考察左公柳栽植的初衷，及其在民国时期符号化的意义建构过程，同时通过对“左公柳”保护措施与绩效的分析，认识特定时空下生态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勾连互动。

一、作为景物的左公柳及其记述
“景物”一般指可供观赏的景色和事物。

清末以来由陕西进入甘肃、新疆的旅行者最津津乐道的景物，莫过于大道两旁“引得春风度玉关”[1]的左公柳。

左公柳以“左公”命名，乃因西北人民感怀左宗棠“新载杨柳三千里”之功绩，实则左宗棠当时号召军民栽种的树种有旱柳、榆钱、小叶杨、新疆杨等多种，只因旱柳栽植最多，故得此称[2]。

对于左宗棠栽柳之动机后人曾有多种解释，如美国探险家兰登·华尔纳，1920年代到中国西北考察时，曾指出左宗棠制定“在大西北重新植树造林的巧妙计划”，乃为解决其“经费超支危机”，“左总督用这笔申请来的巨款使这条大西北的道路绿树成荫，作为对他的主子君王统治树立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碑……已获下拨的这笔钱中的相当一部分却堂而皇之地被整个隐匿了下来”[3]。

华尔纳对左宗棠借植树之
名骗取、贪墨经费的指责，难免有臆测之嫌。

因左宗棠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已指明“栽种树株”，“诸工程皆设防、护运之余率作兴事，未可与工部例章并论，且不列款请销……，而工成犒劳酒食本与军需赏耗不同为数又微，业经酌提各营截曠款下支用并未开报正款。

”[4]10册8822从操守上看，与左宗棠同
一时代的陈其元曾指出：“左爵相自奉甚俭，所得养廉，除寄家用二百金外，悉以
赈民。

”[5]15
此外，民国时期秦翰才从功用的角度，解释左公柳之栽植：“文襄公的筑路，便从潼关开始，由东而西，横贯陕甘两省……路旁植树一行两行，乃至四五行。

在文襄公的用意，大概有三点：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限戎马之足，三是供给夏时行旅的荫蔽。

”[6]张杨明认为，左宗棠见西北“地形复杂，恐怕后面继续来的人迷路，植
柳作为标帜”[7]。

树木具有的诸多功用，可能是促使左宗棠实施植树的直接原因。

但此行为深层次的思想动机，应源于其对“经事致用”思想的信奉。

左宗棠曾在《与谭文卿》信中提到：“自戊戌罢第归来，即拟长为农夫设世，于农书探讨颇勤，尝自负平生以农学为长……师行所至，辄教将士种树艺疏，为残黎倡导，并课以山农泽农诸务，故劫余之区，得稍有生意。

”[4]14册12512特别在“西征”途中，见甘肃“千里萧条，东路各属地居冲要荒废尤甚”，“饬各该防营”次第修桥、种树[4]10册12512。

且“所部均南方农民素习工作，而营哨各官又皆勤朴之选，于分防护运之暇亦各以耕垦、种树、沟洫为课程”[4]11册9034。

植树成为左宗棠
兴农以拯民生的重要内容。

考虑到兵燹以后，人民“棲身无地糊口无资焉有余力种树”，“乃饬所部兵士栽种官树以为士民劝”[8]正编卷23。

左宗棠植树之广，深为时人赞誉。

刘锦棠曾指出：“官道两旁树株遍植，迄今关陇数千里柳阴夹道行旅便之。

”[4]1册107清《西笑日觚》记载，左宗棠“命自泾
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4]20册17837。

1877年冯焌光
途经甘肃泾州时写道：“自此以西，夹道植柳，绿肥荫蔽天。

”[9]1911年，袁大化赴任新疆途中，曾描述说：“回望陇树秦云，苍茫无际，驿路一线……长杨夹道垂柳拂堤，春光入玉门矣。

”[10]至于左宗棠植树范围，其在《防营承修各工程请敕部备案折》中曾有记述，其中：会宁属境，种树二万一千余株；安定属境，种树十万六千余株；金县属境，种树四千四百余株；皋兰属境，种树四千五百余株；自陕西长武县界起至会宁县东门外止，共种植成活树二十六万四千余株，柳湖书院种
活树一千二百余株；平庆泾固道署内外种活树一千余株，环县属境种活树一万八千余株，董志县丞及镇原县境种活树一万二千余株。

此外，狄道（今临洮）北，栽树一万三千株；大通县属，栽树四万五千余株；平番县（今永登）境栽树七万八千余株[4]10册8814-8817。

自嘉峪关至兰州，除碱地砂碛外，“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拱把之树，接续不断”[4]10册8991。

而“兰州东路”，所种之树更是“密如木城，行列整齐”[4]15册13185。

“左公遗泽”不但为同时代的人所赞誉，时至民国，凡到西北旅行、考察者，也无不对“左公柳”这一景物有深刻印象，并诉诸笔端。

如1913年，旅者见：“平凉以西，左公柳夹道断续，拳曲瘠薄。

”[11]著名记者范长江，于1930年代在西北所见：“六盘山东西两面大路，还存着不少的夹道杨柳，皆为左宗棠当日之遗留。

”[12]高良佐于1935入甘肃境，见“驿树夹道，迎风而舞，……号曰‘左公柳’。

”[13]陈庚雅视察西北途中，亦见静宁、隆德间“沿途杨柳，不绝于目”，隆德、平凉间“左公柳连绵不断”[14]。

徐盈途经甘肃窑店镇，“开始看到络绎成行的左公柳”，并指出“这点枯干了的老绿，成为近于沙漠的秦陇丘陵地带中的一点最可珍贵的颜色”[15]13。

1939年，李孤帆由兰州赴西宁考察，见“途中尚有粗干老柳，垂丝飘扬”[16]28。

除上述所举外，民国时期涉及左公柳的西北书写俯拾皆是，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二、符号化的左公柳及其象征
民国时期对于左公柳的描述，充斥于西北旅行书写之中。

旅行、考察者倾心于对左公柳的记述，自然与民国时期左公柳尚多存续于交通干道两旁，旅行者不能无视，有直接关系。

但如对其书写内容作进一步的考察，会发现其背后蕴涵有对国家复兴的深深关怀。

侯鸿鉴于1935年所写《自陕至甘有怀左文襄》[17]七绝二首，可为此关怀作一很好的注脚。

自古西陲边患多，策勋自是壮山河。

三千陇路万株柳，六十年来感想何？
杨柳丝丝绿到西，辟榛伟绩孰能齐。

即今开发边陲道，起舞应闻午夜鸡。

诗中的左公柳，成为人们追忆历史的媒介。

但其追忆的内容，则是由社会现实决定的。

即如胡安·诺格所言：“我们的景物大部分是文化景物，是社会的产物。

实际上，景物是对一个生活在特定空间里的社会的文化折射。

”[18]49左公柳书写，
所折射出来的正是国人对左宗棠认知的变迁与建构。

对于左宗棠的认知与评价，始终存有功利主义的色彩。

清末时期的官方和文人，曾高度评价和颂扬左宗棠一生的功业。

但随着革命的兴起，革命党人出于反清的需要，对于“中兴名臣”左宗棠基本上采取一边倒的批判态度。

邹容曾指责：“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韪非枉真，斯固无足论者”[19]。

九·一八
事变爆发后，左宗棠又因其一生敢于抵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边功”，再次备受赞誉[20]，这在侯鸿鉴的第一首诗中有所体现。

时人还表示：“我们生当今日东北沦陷西北强邻环伺之际，缅想数十年前平定回疆震慑英俄野心的文襄，诚不胜其追仰之感。

”并解释说：“我们不必因为左公是太平军的对手，而躲避着不予阐述其当时的功绩。

何况他的报国的事业，有过于平定内变以上，而有慑服边疆的劳勋呢？”[5]7-8更有国人认为：“左宗棠可列入近代世界人物之林，他与统一
意大利的加富尔、统一德意志的俾士麦同时代，……如果他生在当时的意大利或德意志，无疑地他即成了加富尔或俾士麦。

”[21]
在民族主义的鼓荡下，左宗棠抗击侵略、守护边疆的伟绩，无疑成为抗战宣传的最好素材。

西北旅行、考察者正是借对左公柳的书写忆古讽今，激发国人对左宗棠伟大边功的回忆，为救亡图存提供思想动力。

朱敩春就曾表示：“清末新疆内忧外患，交相迭起，幸而有左宗棠领兵西向，平定危局……现在甘新道上，见到合抱的柳树，还可以想到左氏经营西北的功绩。

”[22]范长江也感叹，左公柳“古老苍劲，令人对左氏之雄才大略，不胜其企慕之思”[23]。

钱公来更借诗抒情，曰：“路柳通绝塞，婆娑战北风；左公今已往，剩此纪边功。

”更有“柔条发老干，婀娜笑春
风”[24]一句，表达无限的期许与希望。

罗家伦于战时途经西北，所作：“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25]等句，亦有借柳喻事之意。

左宗棠形象的变迁，除因其“西征”的武功足以激发国人抗敌守土的爱国热情外。

其对于西北的经营，亦与抗战时期兴起的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西北开发思潮不谋而合。

在“开发西北”之声高唱入云之际，对西北的旅行、考察达到了高潮。

其动机不在蹑蹻担簦，探奇选胜，而意在通过全面的调查为西北开发献计献策。

即所谓：“开发边疆，倘若事先缺乏详细的调查精确的统计，一定不能收按图索骥而通盘筹划之效，难免顾此失彼格格不入之虞。

”[26]
当满怀西北开发思想的旅行、考察者，途遇“左公柳”这一左宗棠主持的西北开发的遗物时，其寄兴抒怀之情自当油然而生。

侯鸿鉴的第二首诗中“即今开发边陲道，起舞应闻午夜鸡”，正由此而发。

除此之外，喻西北开发之情于左公柳之景的书写，不绝于书。

如黄秉慧总结左宗棠建设西北的诸多功绩后，感叹：“公路两旁的左公柳，至今尚绿森森的点缀着西北的原野，但据说年来是日渐的减少了，这替我们说明了什么呢？追怀左氏创业的艰辛，能不黯然？”[27]周开庆更对西北开发成效之微，左公柳惨遭伐斫痛心疾首，他说：“十几年来，开发西北的呼声，高唱入云。

而按之实际，成绩何在？不但不能继承宏规，加以光大，甚至连左公所遗留下的一点基础，都渐渐的加以摧残！……我们这些后辈的不肖，我们这些后辈的无能，我们愧对左公，我们更追怀左公！”[28]129
由上可知，作为社会的文化折射，景物本身会逐渐符号化，成为文化的载体。

此种文化可以是历史记忆的积累，亦可是对具体理念的追求。

在此意义上，景物的符号化是一个不断的意义建构过程，“充满了体现人的经验和追求的地点”，“变成了意义的中心，是表达不同思想、意识形态和感情的象征。

”[18]49-50由此，伴随着国人对左宗棠认知的变迁与建构，“左公柳”被符号化为时人追忆左宗棠丰功伟
绩、激励国人开发西北的纪念碑，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左公柳的保护及效果分析
近代以来，作为救亡图存主导思想的民族主义表现出多样化的形态。

其中，强调生态主义与民族主义相辅相成之关系，把生态平衡作为民族生存与发展基础，认为“保护环境等于保护领土永恒”，对“民族领土生态平衡的破坏”，“被看作是对民族本质的直接侵害”的思想，是为生态民族主义[18]7175。

在生态民族主义思
想影响下，西北生态平衡被视为民族复兴的前提。

即：“必须使西北有利之自然环境，恢复过去的光荣地位，方能使此萎靡不振的民族，呈显活泼有为之精
神。

”[29]由此，左公柳亦被赋予先贤提倡造林，重视环境保护的新意义。

“左文襄公沿甘新大道所植的‘左公柳’”，更被视为西北近代以来在造林方面“规模较大的”成果[28]158，而广为宣扬。

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使西北旅行、考察者，对左公柳之破坏痛心疾首、口诛笔伐。

如李孤帆见到左公柳“陆续被伐，致已凋零将尽”，即表示“殊可痛惜”[16]28。

陈赓雅也痛批左公柳之破坏说：“柳线所经各县，官厅不知保护，坐令莠民任意摧残，或借医病为名，剥皮寻虫，或称风雨所折，窃伐作薪，以致断断续续，不复繁盛如昔。

尤其昨今所过驿道，往往长行数十里，尚无一株，荒凉满目，诚有负前人多矣！”[14]434高良佐也对左公柳所剩无几表示惋惜说：“自潼关至西安道中，零落殆尽，西安至窑店，则已斩伐无余株矣，亦可知人事之多变也。

”[13]
旅行、考察者对左公柳之衰败提出批评的同时，亦大声疾呼保护；而左公柳自身所具有的历史及其象征意义，也使各级政府无法对于左公柳的破坏熟视无睹，一时间，保护左公柳成为政府与知识精英的共识。

虽然，对左公柳的保护在清末就为有识之地方官所提，并张榜告喻：“勿剪勿伐，左侯所植。

”[30]371920年，甘肃省政
府亦通令泾川、平凉等22县，“将官树编列号数，责成各地方头目认真保护在案”
[8]正编31卷9。

1927 年，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制定保护左公柳之法：“令各县严
饬各乡、堡头人或区董、树正等完全负责，无论新栽旧有但使发生砍损盗拨情形责令加倍或加数倍偿，刨土损根之处并即查明培土以期滋荣，盗树者准其送县重办等情到府。

”[31]但真正以法律、法规形式提出全面、具体的保护措施，则在1930
年代之后。

1933年甘肃省政府颁布《甘肃省森林保护办法》《甘肃省林木采伐规则》，“以保护本省国有、公有、私有各种林木为宗旨”[32]。

具体到左公柳保护，1932年颁布《甘肃旧驿道两旁左公柳保护办法》，内容有：各县所有左公柳应由各该县政府依照自治区分段，现责成各区长点数，具结负责保护；各县长、区长无论因何理由，不得砍伐或损坏，如有上项情事，一经查觉，县长记过，区长撤惩；人民有偷伐或损坏情事，除依法罚办外，并责成补栽，每损坏一株，应补栽行道树百株，并责令保护成活。

1935年，甘肃省政府再次颁发《保护左公柳办法》，其措施更加详细具体：本省境内现有左公柳，沿途各县政府应自县之东方起，依次逐株挂牌、编号（单号在北双号在南），并将总数呈报省政府及民建两厅备查；沿途各县对于境内左公柳，应分段责成附近乡、保、甲长负责保护，并由县随时派员视查；现有左公柳如有枯死者，仍须保留，不得伐用其木材；已被砍伐者，须由所在地县政府于其空缺处，量定相当距离补栽齐全，并责令附近保、甲长监督当地住户，负责灌溉保护；左公柳两旁地上土石、草皮、树根、草根，均禁止采掘，并不得在树旁有引火及拴牧牲畜行为；凡砍伐或剥削树皮者，处二十元以上百元以下罚金，或一月以上五月以下工役；如该县长保护不力，应分别情节轻重予以处分[30]37-38。

上述保护措施不可谓不详尽，但其成效却不容乐观，其中军队对于左公柳的摧残尤为突出。

1939年隆德县政府报告省政府：“近据看树工人报告，沿途左柳，不时被军队砍伐，作燃料用……致使连抱树木，一旦化为乌有，良为可惜。

”[33]当地
保甲声称：“当地驻防军队驻防时声言砍伐以备作工之用，实则以代燃料，共砍伐一百五十余株。

”[34]为防止军人摧残左公柳，甘肃省政府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
多次发布训令“禁止驻军砍伐，并颁发布告特饬各处张贴保护”，“转饬各地驻军一体协助保护”。

但训令效果并不明显，以致“西兰公路沿线左公柳，迭经严令禁止砍伐并切实维护在案，近据报仍有军民横加砍伐折枝锯干任意摧残”①。

除军队摧残外，各种国防交通建设对左公柳也多所破坏。

如1935年，隆德县指责：“西兰公路工程处，近因修长静宁县属之河桥，伐用乱柴堡之左公柳。

”[35]但总工程师刘如松，则“以各县修筑公路，对于沿途左公柳之斫伐，势有难以避免之处，特面陈主席准予通融办理”[36]。

甘新公路修筑公路桥时，“凉州以东是完全由左公柳斫伐制成”[15]83。

1940年，宁定县政府也因修公路砍伐“自转嘴起至沙坡止约有八十余里碍路之树”，“其数很有几百株”[37]。

此外，各种匪患以及私人破坏左公柳之事也层出不穷。

据临潭县政府1941年报告，其境内各乡左公柳“自二十五年冬遭匪后，摧残殆尽”[38]。

1935年，宁定县政府报告：“无知贫民，经常偷伐左公柳树头、枝干以供燃料。

”[39]1945年，隆德县建设科长陈树德、苗圃主任安涛等人，借“奉准价卖公路两旁左公柳枯树”之机，乘机盗卖活树四百余株，“约合时价2 847 500 元”[40]。

民国时期有关左公柳保护的各类法律、法规之所以形同具文，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民国初期，西北政局混乱，各实力派凭借军事的攻伐维护自身权势。

军事力量的扩充，使左公柳伐作柴薪之事屡见不鲜，即如慕寿祺所言：“召伯甘棠何人敢伐，太平景象固如是乎，忽遭世变天地翻覆向之左公柳尽被军人伐作薪矣。

”[8]正编237卷.时至抗战军兴，西北作为国防后方，各种交通国防建设不断发展，其对左公柳之破坏已如上文所述，不可忽视。

此外，政治混乱、军事攻伐亦加剧西北经济的衰败，在此情境下左公柳甚至成为活命的食物，1934年，张恨水就曾写下“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杨绿两行。

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41]之句。

可见在民生困顿的背景下，谈左公柳之保护，自然无异于缘木求鱼。

四、结语
景物蕴涵的丰富记忆，使其成为符号与意义建构的有效素材。

同光年间，左宗棠以经世思想于官道两旁栽植的杨柳，在民国时期逐渐被符号化。

左公柳一方面被形塑成为追忆左宗棠伟大边功的纪念碑，另一方面被建构成西北林业开发的历史遗迹，成为先贤重视环境保护，提倡生态环境的象征物。

这种意义建设的内容与方向，正是景观对特定时空中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左公柳意义建构的过程，同样体现了理念的追求。

这一理念就是协调自然与民族主义向度的生态民族主义。

在生态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政府与知识精英大力提倡左公柳的保护，并制定了详细的保护法律、法规。

但事实上左公柳的保护在民国期间并不得力，这一方面是政府执行力薄弱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特定环境中生态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不和谐。

这种不和谐状态在抗战时期尤为突出，抗战时期，西北作为抗战的后方不断动员一切资源为战争服务，这其中包括军事力量的扩充，与有各种国防建设的开展，从而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左公柳的破坏。

此外，抗战的紧迫性也影响了西北经济建设的投入，西北民生长期得不到改善，西北民众自然无暇顾及左公柳的保护。

注释：
①详见甘肃省档案馆,27-1-485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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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临潭县政府.关于报本县左公柳遭匪摧残情形的呈文(1941.6.21)[Z].甘肃省档案馆,档案号:27-1-485.
[39]宁定县府保护左柳[N].甘肃民国日报,1935-11-22(6).
[40]甘肃省民政厅.关于对屈明智处分意见的便函(1946.5.21)[Z].甘肃省档案馆,档案号:27-1-539.
[41]张占国,魏守忠.张恨水研究资料[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