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个小黄盆

我家有个小黄盆
萧立军
我已经吃了六十年盐了。

在这六十年的人生中，能令我记忆深刻的事情太多太多，但令我至死不忘的却只有一样——饥饿。

我们姐弟都是在缺吃少穿中稀里糊涂長大的，之所以能在极其严酷的饥饿年代没有夭折而活下来，完全归于我们的妈妈——孙秀芳，是她的勤劳节俭、坚忍不拔和远见卓识，才拯救了我们。

我能记得住事时，是记得我们家有一个浅黄色的小搪瓷盆，直径有二十五厘米左右，盛米能盛三五斤，装面能装三四斤。

这小黄盆的搪瓷被磕碰掉了很多瓷，盆沿也卷卷的。

每到月底发工资前的几天，我妈妈就拿着它上屋下屋地挨家进，去问张家叔李家婶借米面。

那时各家都不宽裕，常常是将三十多户人家走个遍才能借回二三斤米或者面。

向人家借东西总是没面子的事，很伤自尊心，但我妈的小黄盆却月月重复月底几天的行程。

为了她的孩子们吃上饭，她得给这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说拜年话，即使有个别的叔叔婶子说奚落的话，她也得忍着。

她不这样不行啊，她有五个孩子呢，每月的月底都是她的一道坎。

我妈是守信用的人，我爹一发工资就买回米面，先把欠人家的米面还上。

因此我妈每月的月底都能让小黄盆装上借来的米面，使我家能度过月底这道坎儿;月初也能让小黄盆装上米面还人家，使我家下次还能借着。

1960年来了。

我记得那个冬天极其寒冷，但比寒冷的冬天更加寒冷的是，城镇居民的所有生活必需品，一律凭票证加钞票购买。

没有票，就得到黑市上用钞票去买票，再用钞票和票证来买东西。

我家最惨了，我爹挣的工资少，买不起必需的票。

除了粮票饼干票，其余的票尽量卖掉或者换成粮票和饼干票，我家最需要的是粮食。

我家主要吃榨完糖的甜菜渣子拌上玉米面的蒸团子，煮的粥里没有几粒米，只是有个粥味的照得见人影的镜子汤。

在那个年代，除我家外，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

饥饿和贫穷与我们相生相随。

1960年的秋天到了，我爹带着我二弟南下到了我们出生的地方吉林洮南县西好堡屯子，想在他哥哥家弄点吃的;我妈带着我和三个月大的二妹北上去嫩江县的一个屯子，借我堂姐家光在大秋地里捡粮食。

此时的农村并不比城里好多少，大饥荒闹得家家都缺粮，亲戚们就是有心也帮衬不上。

等两路人马都回到齐齐
哈尔后，我爹扛回来的是一百多斤淀粉，是用没有苞米粒的棒子芯加碱熬烂再碾碎的沉淀物，是猪都不吃的东西。

我妈带回来的是六十来斤苞米粒和麦粒，有地里捡的，也有我堂姐给的。

这些吃的加上限量供应的粮食帮我家熬到了1961年的春天。

那时，我大舅家也在齐齐哈尔，他家孩子也多。

我姥姥看孩子们饿得嗷嗷叫，就让我大舅全家迁回老家，同时叫我妈也把全家迁回老家，说是不能看着孩子们饿死。

我爹和我大舅回老家屯子分别号了房子。

但动身时，我妈变了主意，决定不回老家去。

我爹跟她吵也没用，就把姥姥搬来说服我妈。

姥姥说不回老家，你看着孩子们饿死啊？我妈说若回到老家，就再也回不到城里了。

姥姥说城里屯子哪里能活人就在哪里待着。

我妈说我不能看着闺女儿子啃一辈子土坷垃，一辈子没出息，我们饿死也要死在齐齐哈尔。

我妈说困难只是一阵子，挺一挺就能过去，您也别让我哥哥他们一家回去。

姥姥说你爱回不回，你哥他得回去。

我大舅全家回老家去了，我们家留在了齐齐哈尔。

我的表兄弟们全都成了农民，我们就继续在城里挨饿。

后来的结果是我们家有三个孩子上了大学，我大舅家一个大学生也没有。

为了孩子能活着，春天时我妈妈到建筑队当力工，每月四十元。

从此我再也没看见过我妈端着小黄盆去邻居家借粮了，可这四十元都是我妈每天干着牛马活儿挣来的。

她没想到，她的建筑女工生涯一干就是三十年，风吹日晒雨淋了半辈子，还经历了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断脚踝骨，还曾被沥青烫伤……她经历了无数磨难，就是为了填饱孩子们的肚子啊。

我再一次见到小黄盆时，是我下乡三年后的1971年。

那一年的春节我回家时，我妈妈给了我一块手表，是瑞士产的海马牌。

我说我不要，给我爹戴吧。

我妈说，人家都有你没有哪行。

你爹买表的钱我也给他准备好了，就等你胡大爷再给弄张票。

我说咱家困难啊，我有没有手表没啥的。

我妈说那可不行，你给妈争口气，干啥像啥就行了。

我说我在兵团从不偷懒不耍滑，不怕苦不怕累，指导员非常信任我。

我妈说，儿子呀，妈帮不上你什么了，你要自尊自爱自强，自己把自己管好就行，别成为别人的累赘，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这时候，我快手快嘴的二妹拎着小黄盆过来，指着小黄盆对我说：哥呀，为了你跟咱爹的两块表，咱妈领着咱全家人吃了两年麦麸子。

听了二妹的话，我知道一定是这小黄盆经常装麦麸子，我一下子从头酸到脚，心里更是酸楚得无以名状。

这就是我的妈，这就是我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