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评书——精选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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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安徽评书
安徽评书,又名评词,流行于皖北、皖中、以及皖南各地。
评书何时流传于安徽,前人很少著录。
“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钟离县为中立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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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置临濠府,建“中都”。
《明史·地理志》又载:九月开工建中都城,征集全国百工和名材,构筑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
朱元璋于宫阙,常招评话艺人说书。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说书家柳敬亭15岁逃来盱眙(清属安徽),学习说书三年,自立门户,然后沿途说书至江南宣城、宁国一带,改名换姓并向同行数十人宣布。
(见梅村《柳敬亭传记》等)从这些记述柳氏事迹,可知当时安徽的评书十分流行,首先在淮北给柳氏启蒙的一些艺人,其次是柳在皖南宣城、宁国宣布自己改名换姓时又有数十位同行者。
当南明福王建都南京时,柳氏曾说书于安庆驻军杜宏域的兵营中。
清康熙五年(1666年),柳氏从北京护送龚鼎孳爱妾遗体至合肥后,说书龚家客厅,为龚酬客。
这也说明他在安徽说书,不仅在民间,而且在军营、家庭、宴会等等,几乎无处不有。
这种说书盛况,延至清末民初,依然如故。
在民间形成皖北、皖中、皖南三大流行区域。
有些艺人把评书分皖南、皖北,称南派、北派,又称“南口”、“北口”或“文口”、“武口”。
所谓“文口”语言讲究温文尔雅,柔中蓄刚;以说为主,照书宣讲,艺人称“翻页子”;所谓“武口”,语言铿锵有力,刚中蓄柔,讲究一招一式,讲究说、表。
安徽评书,实际上以地方艺人为主,同样的讲究说、表功夫。
如地方艺人,以扇子、眼神运用擅长。
把扇功分为:开、合、挥、托、夹、遮、抖、拍八个字的归纳。
其方法,又归纳为20个口诀,以解释扇子具体运用的意思,如:恭敬、抱胸扇,微笑、关合扇,着鞭、手洒扇,心悦、指顶扇,趋热、前摆扇,大喜、后摇扇,接物、手端扇,炎天、遮日扇,奸诈、斜立扇,初见、掩盖扇,远望、手翻扇,挑枪、横指扇,刀劈、翻腕扇,交战、张臂扇,举锤、竖甩扇,杨铲、平转扇,挥剑、直扎扇,怒斥、直指扇,潇洒、开合扇,乐极、手抛扇。
结合扇子运用,又常助以眼神表达。
艺人又把它归为十种,如:定眼、笑眼、情眼、媚眼、毒眼、怒眼、呆眼、恨眼、悲眼、闭眼。
类似这些评书艺人所遵循的规范,基本上继承前人所总结的亲身经验而很少有所发展。
但地方艺人,掌握这些表演要领,他们就能演好一些故事,成为自己的拿手书目。
如民国初年界首艺人吴申栋的拿手书目《穆桂英招亲》,由于他不断加工,恰好运用扇子和眼神,使书中人物心理活动和形态,获得了细致表达。
因他在艺术上取得成就,名传皖北曲艺界,人们推崇为评书表演的“帅”派状元。
同时,艺人庞林甫,人称评书表演“怪”派。
首先是他长相颇为滑稽,眼小、鼻大,逢人面带几分戏。
他的功夫扎实,口齿动作干净利落。
他拿手书目有《三打白骨精》。
评书艺人中,有不少具有较高文化水平。
因而形成了书艺一大特点。
如阜南县评书艺人周金鹏,人称“周老转”,意既说他由别的行业,转为评书演员。
他出身于富有家庭,少年时博览群书,以及诸子百家,无所不读。
他从金陵大学毕业后,长期在阜阳、蒙城、涡阳等地中学教书。
因他恃才傲物,狂放不羁,为世俗所难容;常被解聘。
但他喜与文人、艺术名流交往,遂也学得说书,浪迹江湖。
正式拜挚友评书艺人“小江口”(绰号)代师收徒,同为“明”字辈,取艺名为周明堂。
他所说书目颇有特色,如长篇《红楼梦》、《三国志》、《水浒》等,以及短篇《警世通言》、《醒世明言》、《喻世恒言》、《老子羞妻》、《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等,其说词文雅流畅,夹议夹评夹解,出口成章,且又旁证博引,知识广泛,听众多为文人、学士、学生、教师,以及具有一定文化的人们。
其时又有阜阳评书艺人康亚东,外号“康八”;幼年随父读四书五经,后进高中结业,拜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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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张秀士为师学评书时,兼学诗、词、歌、赋;常流动于涡阳、蒙城、亳州等县,他代表书目《黄三太》、引经据典,一说三日,因而黄三太故事,成为阜阳人茶余酒后的话题。
再如颍上评书艺人李瑞生,富豪门第出身。
民国3年(1914年),才得踏入曲艺界,以说评书为生。
由于他在玩笑之余,也读了些古籍,善编一些文词,此在说书时发挥作用。
他从自身的体会,编成顺口溜词白,讽刺官僚士伸。
他的拿手书目与众不同,如自编自演典故评词《七十二陈家》、《吴玉桥拍棺材》等;又编《蔡锷起义》、《闯王起义》、《花英》等,别具一格。
安徽评书在皖中,常与鼓书艺术相结合。
艺人在说评书时,偶而插入几句鼓词,抒发书中人物情感;有时干脆敲起大鼓,唱起长篇历史故事。
又师传许多规章制度。
如收徒后,开始帮助师父做杂务事,师父上场说书,旁听剽学,带收“关子钱”。
经过3年6个月后,由介绍人代表学艺人,正式提出投师,如双方初步同意,即递投师贴子,建立师徒关系,谓之“挂名”徒弟。
再经一年考核,双方无甚意见,由师择日开香堂,邀本门(派)同行,和当地代表评书艺人参加,举行正规的拜师仪式。
据艺人回忆,其时有名艺人不少。
如巢湖杨殿臣(和县殷家镇人),出身于粮商家庭,二十岁后家贫如洗,始拜张门(派)张合虎评词艺人为师。
由于他古典文学基础好,太俗的书目语词,如《三侠剑》、《八义》、《五义》、《七剑十三侠》以及《济公传》等,经过他顺理编句而文雅起来,太深的文词书目,如《东周列国志》、《三国志》、《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经过他由深入浅出的化为通俗语句;他说书听众无不解疑,无不够味。
他出师始说书于和县,后至含山、定远、全椒、巢湖、马鞍山、当涂、宣城;以及芜湖大花园、南京夫子庙、上海徐家汇、合肥包公祠等地,听众都知道江北书艺首推杨小毛(外号)。
他一生收徒40多名,其中有被听众称“四大名旦”的葛文生、刘增道、汪定、吴少林,都是沿江一带知名的评书艺人。
评书艺人有刘光巨(含山县运漕人),他说书把说话、讲故事、演说、朗诵技巧溶为一炉,说书与表演并重。
说闺门小姐,讲究“慢条斯理”,说堂上老夫人,讲究“拖腔带气”,说沙场英雄,讲究“叱咤风云”,说朝廷奸雄,讲究“阴中夹阳、阳中带阴”,声调高、低,节奏松、紧,以手、眼、身、法、步配合运用;地方听众,皆称之为“刘派”。
起初他常随师张崇文(裕溪口人),说书于沿江各县;后独挡一面,说书于江北一带的和县、含山、巢县、庐江、无为等地和江南一带的南陵、繁昌、芜湖、宣城、郎溪、广德等地。
他常说学评书不易,说得好就更难。
要说得深处见浅,浅里脱俗,所谓“三分大鼓走天下,七分评词不敢行”,意即说鼓书,说与唱可见机而行;词短意长则可唱,词长意短则可说,唱与说各扬其长,同时也各补其短。
说评词单一的用语,一言既说,驷马难追,说多了就拖沓,听众倦厌,说岔了就走形,听众嗤笑;要做到稳准、精到、活俏。
后来其子刘明生秉承父业,且逐渐名传江北,人称“刘家父子班”。
此外,评书艺人齐礼谦,原在泗县茶馆帮工,他偷拜艺名叫“盖四方”的为师学艺,几年后,他学会了很多长篇书目,掌握了说书技巧。
民国19年(1930年)因逃水荒,他迁居滁县城,以说评书为生。
开始在城东火车站、五孔桥、夫子庙书场,轮转说评书。
收入足够养家活口。
他文化不高,因说书用地方群众语气较多,形成“乡土评词”,凡夫孺子,皆易领会词意,听众反映:“听他说书,如拉家常”。
因此他所说书目,深入人心。
为皖中曲艺界众所敬仰。
民国20年前后,合肥地方为皖中的中心地带,成为南北评书艺人,来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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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一大聚处。
如六安一带评书艺人有刘教林、马伯良、吴月波等,芜湖等地评书艺人周凤鸣、解永华、张奉林等,滁州评书(包括南京)艺人潘庆武、王宝珍、程诚,以及蚌埠的桑元仁等,都是在曲艺界很有影响的评书艺人,他们先后来合肥,在城隍庙、文昌宫、凤凰桥木滩、合肥学府、北门洪桥、城南游艺园等书场说书,其各人说书时间,有长有短,时来时往,唯一吴月波长期留住。
皖南评书以芜湖、马鞍山、铜官山3市为主。
艺人称“南派”。
又说江南评书,重在“评”、“词”二字。
所谓“评”,即是说书人以那丰富的生活知识,对书中事物细致的想象而加以评析,达到近情入理的讲解,让听众品味。
所谓“词”,即是讲究词藻充实文雅,表达准确,不以话代词,不以俗代雅。
南派也讲究扇子的运用,但与北派扇子有所不同。
南派扇子,讲究书中人物特定的个性运用。
什么人就扇什么扇,扇什么地方,一点不能马虎。
说书时,还讲究“稳”和“板”。
所谓“稳”,即不要说得时好,时坏,忽而严谨,忽而马虎。
要稳如泰山,始终如一的实在。
所谓“板”,即是“板板六十四,丁对丁,卯对卯”,如说三个月的《济公传》,每到一处说完时,不得多一场,也不得少一场。
艺人还说,南派说评书所用道具,除一桌一凳、一方木、一把折扇外,又多一长杆旱烟袋或长竹棍,以作说到战场时,比作刀、枪使用。
皖南各地评书艺人不少,如徽州的许林一、童醒民(原合肥人)等,宣州的沈光禄、张孝忠等,太平府(当涂县与马鞍山市)的张天顺、汪定远、张贺民、解永华等,芜湖市的张奉林、周凤鸣、宋宗德等,铜陵县(铜官山)的施俊、潘桃李、梁廷义等。
又有一些评词的作者,如当涂县令郭继泰与太平知府汪八万有隙,被诬参奏革职,因著传记体章回评词《带印奇冤郭公传》,为自身呼冤。
此传在太平府流传,后由张天顺等说唱。
评书艺人张奉林、周凤鸣等,刻苦于技艺。
如张奉林以说《大红袍》而闻名一时,起初他说《大红袍》是大路子活,后经自己整理、加工成为拿手书目。
另一评书艺人周凤鸣,他的拿手书目有《济公传》、《三侠剑》。
在铜陵县早有说书活动,因铜矿山所在地,矿工的需要,常有说书人来往较多,民国年间落户的有评书艺人施俊、潘桃李等人。
以幽默、风趣的评书为矿工欢迎。
评书在徽州,也是早年兴起。
歙县城南的渔梁镇,为历来徽商在新安江黄金水道上的起点埠头,客商云集,是说书的集中地。
当时评书艺人许林一,长期在此落户说书,因书棚设在渔梁下街沿河,人称沿河书场。
许的祖辈是书香人家,他家学渊远,因他说的传统书目,有《三国志》、《红楼梦》、《三言二拍》、《聊斋》等,皆受到文化人欢迎,商贾喜爱;有时富人包场,请客迎宾,预约书目,另加酬金。
许以“文口”擅长,足不出街,名却随新安江商船而远传江、浙。
后来沿河书场,有评书艺人程兴隆也至此说书,其书目有《三国演义》、《说唐》、《水浒传》等。
又有评书艺人童醒民,长期在屯溪体育书场说书,他的《水浒》书艺,深受群众欢迎。
尤其《武松杀嫂》说表艺术:观众称“寒刀高悬,触目惊心!”如身临其境。
当童换说书目《三侠五义》时,芜湖张奉林正巧也来屯溪公园书场说《三侠五义》,这样张和童打起对台,由于各人书艺不同,又各自拿出好绝招,观众争相视听,形成听书热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徽评书不仅兴盛,且又增说一批新书目,大多是因抗日战争中停止说书已久的老艺人,重新整理旧书,积极移植、编演新书为主。
如界首艺人庞林甫,不仅整理旧书,又以《智取威虎山》为拿手,在描说此书中人物时,精心刻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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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荣、座山雕等,性格突出。
界首又有评书艺人荣金玉,他8岁学艺,16岁开始说长篇书目《三侠五义》、《小五义》等;建国后他所说书目,往往自己重新整理,打乱原著结构,以求适合自己说、表流畅。
他对书目内容安排:讲究开场暴,中场笑,末场闹。
同样他继承手、眼、身、法、步说书的传统表演,和扇子、“醒木”的运用。
1950年以后,皖中地方评书,和其他曲艺一样,再次进入兴盛高峰期。
前辈说书家尚健在,又培养继承人。
如老艺人刘光巨在无为县带徒有李宗才、赵显卿、应立功、张立树、宛明泉、汪宗林等九人。
再如老艺人杨殿臣等,在含山县带徒有(包括鼓书)高峰、时泽雨、鲍根读等一批青年。
在其它各县,都有类似培育下一代情况。
其时马鞍山建立曲艺组,下设评书小组,组长张天顺,建立学习和会议制度,艺人自筹资金,建房四间,为曲艺书场。
马鞍山矿区职工文艺会演在市大礼堂举行,评书艺人张天顺等参加演出。
后建立马鞍山市曲艺队,副队长为评书艺人张天顺,其成员有评书艺人张贺民、汪定远等。
经常演出整理传统书目有《说唐》、《说岳》、《三侠剑》、《三侠五义》等。
在徽州各地评书却以业余演员为主,日渐盛行。
业余评书的有巴泽照、程兴隆、宋柏林等,长时间轮流说唱于各地书场。
其书目皆通俗之作。
如《征东、征西》、《五女兴唐》等。
在屯溪俱乐部书场说书,业余演员有胡茂贵、吴大林等,他们是印刷厂工人、文化馆干部。
尤为听众欢迎的是胡茂贵的《江姐上船》等新的书目,为屯溪工厂、学校的工人和学生,列为必听的课目。
1958年铜官山曲艺小组整顿和改选,曲艺组长由施俊担任。
开始以演新书为主。
评书有《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等,同年秋增加新人白尚义、梁廷义等,自筹资金盖房3间书场,说现代书目的同时,也说传统书目。
同年10月安徽省举办曲艺会演,界首评书艺人庞林甫、荣全玉以《智取威虎山》等书目参加,均获表演二等奖。
芜湖作者张智撰评书《满江红》,由评书艺人张奉林演出;参加安徽省曲艺会演,获优秀演出奖。
书目首刊于安徽人民出版社《演唱》。
又有当涂县评书艺人解永华自编自演评书《阴谋》,参加安徽省首届曲艺会演,获表演奖。
书目《阴谋》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1960年夏收季节,马鞍山市曲艺队下乡支农,评书艺人张天顺边劳动,边为农民说评书,还临时触景生情编说相声小段。
次年5月5日,芜湖市建立曲艺大组,组长由周凤鸣担任。
同时,周凤鸣私人独资兴建了一座书场兼有住房,成为曲艺人主要演出场所之一。
1962年,有作者张智、张华撰评书《江汉英烈传》,反映无产阶级斗争史实,由张奉林首演,参加芜湖专区“群英会”调演。
但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评书便长时间消声匿迹,到了70年代后期,才见少数地方的评书艺人开始有所活动。
如1974年评书艺人施俊等下放青阳县落户,至1978年,回铜陵曲艺组,施俊仍为组长。
后来被推选为安徽省曲协理事。
1979年,界首县成立民间曲艺队,评书艺人荣全玉任队长,坚持说新书,直至晚年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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