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丰乐亭记

丰乐亭记
北宋欧阳修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

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

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

俯仰左右，顾而乐之。

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

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

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

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

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

向之凭恃险阻，铲削消磨。

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

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

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

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

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

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

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

遂书以名其亭焉。

庆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诰、滁州军州事欧阳修记。

我担任滁州的太守后的第二年夏天，才喝到滁州的泉水，觉得甘甜。

向滁州人询问泉水的发源地，那就在距离滁州城南面一百步的近处。

它的上面是丰山，高耸地矗立着；下面是深谷，幽暗地潜藏着；中间有一股清泉，水势汹涌，向上涌出。

我上下左右地看，很是喜爱这里的风景。

由于这样，我就叫人疏通泉水，凿开石头，拓出空地，造了一座亭子，并与滁州人在那里游玩。

滁州在五代混战的时候，是个兵家争夺的地区。

过去，太祖皇帝曾经率领后周兵卒在清流山下击溃李景的十五万军队，在滁州东门外面活捉了他的大将皇甫晖、姚凤，于是平定了滁州。

我曾经考察过滁州地区的山水，查核过滁州地区的图籍，登上高山来眺望清流关，想要寻找皇甫晖、姚凤被擒获的地方。

可是，当时的人都已经不在，因为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

自从唐朝败坏了它的政局，全国四分五裂，英雄们全都起来争夺天下，四处成为敌对国家的，哪能数得完呢？到了大宋朝接受天命，圣人一出现，全国就统一了。

之前凭靠险要地势的割据势力，都被削平消灭。

在一百年之间，静静地只看到山高水清。

想要询问那时的情形，然而留下来的老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现在滁州处在长江、淮河之间，是乘船坐车的商人和四面八方的游客不到达的地方，百姓活着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却安心地耕田穿衣吃饭，欢乐地度过一生直到老死被送进坟墓。

然而有谁知道这是皇上的功德，让百姓休养生息，滋润育化有一百年之长久。

我来到这里，喜欢这地方僻静，而且政事简单，又喜爱这儿的风俗安宁闲适。

在山谷之间找到这泉水以后，就整天同滁州人在这里抬头望山，低头听泉声，采摘幽香的山花，躲在树荫下乘凉，经过风霜冰雪，山水更加清晰地显露出秀美，四季的景色没有什么不可爱的。

又庆幸这里的百姓喜欢那年景的丰收，高兴同我一起游玩。

于是我根据这里的山水，称道这里风俗的美好，使百姓知道能够安享这丰收年景的欢乐的原因，是因为幸运地生活在太平无事的时代。

宣扬皇上的恩德，以此来和百姓共同欢乐，这是州官的事情。

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来给这座亭子命名。

庆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诰、滁州军州事欧阳修记。

无论是记述还是描绘，全文都是围绕“乐”而写：建亭取名为“乐”，是思乐；与滁人共游为“乐”，是享乐。

乐在亭中，乐在山川，乐在和平安定的岁月。

欧阳修的散文，语言简洁，含义深远。

全篇不足五百字，却多角度、深层次地写出了“丰乐亭”的“乐”意。

处地之“乐”——自然与创造。

欧阳修能够在滁州饮到甘甜的泉水，赏到优美的景致，都是大自然所赐，当然乐；看景致，仅在距滁州百步的地方，上有“耸然而特立”的“丰山”，下有“窈然而深藏”的“幽谷”，中有“滃然而仰出”的“清泉”，能不乐？乐是乐，但作者不想只得一时之乐，也不愿独享其乐，于是在自然赐“乐”的基础上，又用人力去创造“乐”，去丰富“乐”——“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真可谓是由“乐”而造亭，由亭而生“乐”，“乐”何其多，人“丰乐”，亭也就叫“丰乐亭”了。

处时之“乐” ——机遇与幸运。

只有“乐”之地不能成就其“乐”，还必须处在“乐”之时。

而作者和滁州百姓，正巧碰见了这“乐”时，这“乐”的机遇，能不感觉幸运吗？作者写处时之“乐”，是从四个方面来写的。

一是“乐”之久。

滁州在五代时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没有什么安定可言，而宋太祖赵匡胤“尝以周师”平定此地。

到了作者所处的时代，再想去寻战争的遗迹，也已经不可得，因为“故老皆无在也”，“天下之平久矣”，百姓“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

二是“乐”之源。

远源是“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近源则是“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

说白了，这“乐”之源其实就是大宋皇帝，是他使得“向之凭恃险阻，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

三是“乐”之况。

既然处于“乐”之地，“乐”之时，那百姓到底是怎么个“乐”法呢？看吧，“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

用现代一点的词语表达，就是“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生老病死，顺其自然，一派田园风光”，于是作者“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多么惬意呀!这是想当年陶渊明连做梦都想过的生活，现在让宋朝的欧阳修和滁州百姓过上了，这种“乐”，局外人怎么能体会得到呢？四是“乐”之思。

人常说：饮水思源。

既然尝到了“乐”的甜头，那就一边“乐”，一边思——让百姓“知上之功德”，“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而作者更没有忘记“宣上恩德”是自己的职责。

在“乐”的过程中，让百姓思德报恩，懂得这“乐”来之不易，应当加倍珍惜，以拥护赵宋王朝。

这也是本文的深层内涵。

处人之“乐”——井然与融洽。

作者欧阳修时为滁州刺史，是朝廷命官，如果他只知道自己享“乐”，自己陶醉于山水之间，沉迷于美景之中，那就不是真正的“乐”。

真正的“乐”在老百姓那里，在于民风民俗民愿民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与民同乐”。

欧阳修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体察民情，关心百姓疾苦，将滁州治理得井然有序，与百姓相处和谐，关系融洽，于是他才得情致，“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

百姓喜欢与自己游，那怎么能不“乐”个痛快，“乐”个天翻地覆呢？
这篇散文，融记叙、议论、抒情和描写于一体，以“乐”开篇，以“乐”终结，“乐”贯串始终，景怡人，情动人，理启人。

他的《醉翁亭记》让人跟着“醉”，他的《丰乐亭记》让人跟着“乐”，真不愧为传世的姊妹篇呀。

当然，还必须认识到，这两篇散文都间接地、含蓄地抒发了作者“醉”与“乐”之中的愤郁和不平。

佳句
“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
这句话是这篇散文中最有深意、最能引起时人和后人共鸣的句子就是。

也就是说，百姓必须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够在丰年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是因为天下和平安定，没有战乱，因此应该倍加珍惜。

无论哪朝哪代，老百姓最期盼的就是没有战争，国家和平安定，这是幸福生活的根源。

所以，一定要珍惜这种生活，消除不利于和平安定的负面因素。

延伸
稍晚于欧阳修的著名文学家苏轼，在他的《教战守策》一文中写到了人民的安乐生活，但他有自己的忧虑：“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

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

”苏轼居安思危，在和平安定的年代，想到国家和人民所存在的不利因素，这当然与他生活的社会背景有关，但也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清朝乾嘉年间著名学者洪亮吉，在他的一篇题为《治平篇》的文章中，也写到了处于安定时代人民的快乐，但同时他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

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

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国家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是人心所向，但人口却会因此增加，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这种见解独到而可贵。

其实，不论是苏轼，还是洪亮吉，他们和欧阳修的观点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也就是要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想方设法使其保持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