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严贡生和严监生的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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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严贡生和严监生的形象塑造
摘要:本文认为,吴敬梓以他深刻的思想和高超的写作方法塑造了严贡生的毫无人性,唯利是图,强横贪婪,投机钻营,奸诈而毒辣的个性;塑造了严监生的软弱的吝啬鬼的形象,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地主的贪婪、卑鄙和虚伪。
作者把语言、动作、行动、情节、细节等同讽刺手法结合起来,又用对比的手法进行形象塑造。
在写出人物鲜明独特的个性的同时,还写出了人物形象所概括的较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即通过严氏兄弟的形象,深刻揭露了封建地主的贪婪、卑鄙和虚伪;批判了吃人的封建礼教;揭露了封建末世某些腐朽黑暗的社会现象;也批判了腐朽的科举制度。
作者把形象塑造同自己的家庭身世结合起来,有揭示《儒林外史》主题的作用。
关键词:严贡生严监生讽刺手法对比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部著名的长篇讽刺小说。
作者吴敬梓生于显宦之家,长期厕身士林,对官僚士子的各种心理、情态,有深切的了解。
因此,他在书中成功地塑造了这类人物。
作者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批判了腐朽的科举制度,揭露了封建社会末期黑暗丑恶的社会现象,抨击了封建礼教对人们的毒害。
严贡生和严监生就是其中的两个成功的艺术典型。
人是社会活动的中心。
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其作用主要在于表现以人物为中心的具体的生活画面。
塑造人物是创作的首要任务。
《儒林外史》的作者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通过描写人物的语言、行动、动作等将人物写活,善于运用典型的情节和细节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写出了严贡生的毫无人性,唯利是图,强横贪婪,投机钻营,奸诈而毒辣;塑造了严监生的软弱的吝啬鬼的形象。
在写出人物鲜明独特的个性的同时,还写出了人物形象所概括的较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即通过严氏兄弟的形象,深刻揭露了封建地主的贪婪、卑鄙和虚伪;批判了吃人的封建礼教;揭露了封建末世某些腐朽黑暗的社会现象;也批判了腐朽的科举制度。
一、用讽刺手法进行人物形象塑造
作为一部讽刺小说,作者一直把塑造人物形象同写作意图结合起来,他不是单纯地去通过语言、动作、行动、情节、细节等来表现人物性格特点,而是把它们和讽刺手法结合起来进行人物形象的塑造。
1、《儒林外史》所讽刺的种种人物和事情在封建社会末期是习见为常的广泛
存在的。
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
”《儒林外史》塑造人物形象的讽刺艺术正好体现了这个精神。
它以写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描摹人物,从而达到讽刺事态人情的创作目的。
《儒林外史》具体的讽刺手法千变万化,摇曳多姿:或冷嘲热讽,或不动声色,或突出其外貌,或剖析其灵魂,或突出其言行不一,或描绘其行为的卑鄙无耻,在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合情合理的概括和夸张……但千变万化不离其宗,核心即描写现实。
作品中的事件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常小事,作品中的场景也是社会生活中的平凡画面,作品中的形象处处保持着生活本身固有的样子,具有高度的写实性。
但是,作者具有杰出的讽刺艺术才能,他对生活的反映不是刻板的记录,他的讽刺也不是借助直接的议论和大段的心理描写,而是对日常生活事件进行选择、集中和概括,通过精心的安排没,使之成为典型的情节,从而把那些假的、丑的、恶的东西充分揭示出来,暴露出它们的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可恶。
如写严贡生,做了贡生,就胆大妄为,公然强圈别人的猪、讹钱、抢夺财产、白赖船资,从来也没有受到惩罚。
科举制度直接造就了一批土豪劣绅,并给农民带来了压迫和剥削的特权。
以科举出身的乡绅做起点,作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农村的地主恶霸,反映出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某些矛盾现象,批判了科举制度,写出了严贡生的贪婪、强横、唯利是图。
2、吴敬梓让人物用自己的行动去否定自己的谎言,使冠冕堂皇的言辞与卑鄙龌龊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将深藏于人物心灵深处的卑污揭示出来。
如:范进与张静斋到高要县打秋风,汤知县不在,只得暂居关帝庙。
严贡生来拉关系,送来九个盘子,一瓶酒,并且自夸说:“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①正说着,他家的小厮来请他回去,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
”严贡生说“他要猪,拿钱来!”小厮说:“他说猪是他的。
”②农村中猪走到别人家是常见的事,严贡生强圈别人猪的行动,否定了他自己“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的谎言,造成了强烈的讽刺效果,不禁使人哑然失笑。
再如:严贡生家养了一头小猪,一天,小猪走错门,走到邻居家了。
邻家来了一头小猪,不敢怠慢,一打听才知道是严贡生家的,就将小猪还回来了,可是严贡生不同意了,说是走到邻家的小猪长大后就卖
①吴敬梓:《儒林外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年2月第1版,第31页。
②吴敬梓:《儒林外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年2月第1版,第32页。
不出去了,为了解决这一纠纷,邻家必须买了。
这头小猪就这样让邻居别无选择地买下了;几个月以后,小猪长成大猪了,这次大猪走错门了,走进了严贡生家,严将猪扣下了,硬是不还给邻居,邻居上前论理,严贡生就是不给,最后要求邻居以现在的市价买回去。
此处已经不单单是讽刺了,更是揭露了严贡生欺诈、蛮横、贪婪的卑劣本性,使这个劣绅的丑恶嘴脸呈现于读者面前,表达了作者强烈的讽刺意图,揭露了罪恶的社会根源。
3、作者还常常抓住典型细节进行夸张的描写来提示人物的性格性。
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在真实基础上的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
合理的夸张,才能取得更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暴露问题的本质,起着深刻的批判作用。
例如,吴敬梓从千百个足以说明地主阶级贪婪吝啬的事件中,成功地刻画了严监生这个讽刺典型。
作家把严监生“伸着两个指头”的细节,通过否定大侄子、三侄子、奶妈的解释,造成了强烈的悬念,最后由他的妾赵氏把谜底揭出,从而造成强烈的讽刺喜剧效果,使这个吝啬鬼的形象跃然纸上。
通过生怕多点一根灯草而迟迟不肯咽气的细节描写,生动地揭露了地主阶级爱财如命的丑态。
严监生这一形象,作者通过艺术典型化,已经不是简单的反面典型了,它变得不同于生活丑,从艺术效果来看,它已经成为美学意义上的美了。
《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经过作者的典型化,如同巴尔扎克的《殴也妮•葛朗台》中的老葛朗台一样,成了有名的反面典型形象,具有了不朽的艺术价值。
难怪在现实生活中,每每遇到特别吝啬的人,常有人会想到见点着两茎灯草就闭不上眼睛的严监生。
除此以外,还有:严监生的哥哥严贡生欺压良善、横行乡里,连作恶多端的汤知县也动了怒,准备传讯严贡生,严贡生屁股一拍,溜之大吉,严监生就作了他的替罪羊。
严监生赔偿了原告平民王二的猪钱,又替被严贡生几个儿子打伤的王大治伤,连同衙门使费,花去十几两银子。
严监生的妻舅王德、王仁为平息官司出了主意,严监生为感谢他们,也为了找个靠山对付一直对他的财产虎视眈眈的老大严贡生,于是宴请二王。
小说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严监生陪伴二位妻舅喝酒,行状元令,中了状元的喝一大杯,二王就“中了几回状元,吃了几十杯”,而严监生竟一回未中,滴酒末沾。
作者写道:“却又古怪:那骰子竟像知人事的,
严监生一回状元也不曾中。
”③由此可见,严监生已经不是一般的吝啬,而是竟然对自己也十分的刻薄,平时不敢随便吃不敢随便喝的,真不知道他聚钱留着做什么的。
再如:当王氏死后,赵氏提起要送与两位舅爷赶考盘程银子时,赵氏道:“你也别说大娘的银子没用处,我是看见的;想起一年到头,逢时遇节,庵里师姑送盒子,卖花婆换珠翠,弹三弦琵琶的女瞎子不离门,那一个不受他的恩惠?况他又心慈,见那些穷亲戚,自己吃不成,也要给人吃;穿不成的,也要给人穿;这些银子,够做甚么?再有些也完了!倒是两位舅爷,从来不沾他分毫。
依我的意思,这银子也不必用掉,到过了年替奶奶大大的做几回好事。
剩下来的银子,料想也不多,明年是科举年,就是送给两位舅爷做盘程,也是该的。
”严监生听而不言,“桌子底下一个猫就趴在他腿上,严监生一靴头子踢开了”。
④这个猝然之间的暗暗发狠的动作,正是他此刻怜惜银子、憎恶两个舅爷的心理流露。
二、人物形象塑造中对比手法的运用
对比作为写作中的一种写作技法,是指将两种事物放在一起进行对照,以突出各自的特征,给人以强烈的感受。
因而,运用对比写人物,可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鲜明突出。
吴敬梓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也不例外,设制了多种对比手法,来塑造严氏兄弟的形象,使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跃然纸上。
1、人物与人物的对比
严贡生与严监生都是封建地主,剥削阶级的本质是一致的,但性格又各有特点。
作者直接通过人物的对比,写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
严监生本来家有十多万银子,米烂陈仓,童仆成群,牛马成行,却连肉也舍不得买,吝啬成性;而严贡生寸土也无,却买鱼赊肉、好吃无度,其结果只能是巧取豪夺、坑蒙拐骗、强横霸道地欺压百姓。
再如,严贡生强圈人猪、讹钱、抢夺财物,在汤知县要派人抓他时,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卷卷行李一溜烟急走到省城去了。
”⑤而严监生见差人来了,不敢轻慢,随即留差人吃了酒饭,拿两千钱打发去了。
忙著小厮去请两位舅爷来商议,一共用了十几两银子,官司才了。
后王德王仁对严贡生说“前日这一场官事,
③吴敬梓:《儒林外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年2月第1版,第37页。
④吴敬梓:《儒林外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年2月第1版,第40页。
⑤吴敬梓:《儒林外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年2月第1版,第35页。
汤父母着实动怒,多亏令弟看的破,息下来了。
”严贡生说:“这是亡弟不济,若是我在家,和汤父母说了,把王小二、黄梦统这两个奴才腿也砍折了!一个乡绅人家由得百姓如此放肆!”⑥通过对比,可见严贡生奸滑、精于算计、强横霸道;严监生软弱,遇事无主见。
通过严贡生前后的对比,也讽刺了他的虚伪。
2、事件与事件的对比
要塑造活的人物,离不开事件。
为了刻画严贡生,作者首先让他的出场不同寻常:范进与张静斋到高要县汤知县处打秋风,知县下乡,二人权坐关帝庙。
结果严贡生命“严家家人掇了一个食盒来,又提了一瓶酒,桌上放下,揭开盒盖,九个盘子,都是鸡、鸭、糟鱼、火腿之类。
”⑦再与后来的强圈人猪、讹钱、抢夺财产、白赖船资等事对比,可以看出严贡生精于投机钻营,对上巴结讨好,对下强横凶残,唯利是图,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3、人物言行的对比
在这一方面,作者成功的运用了写实主义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塑造人物形象以写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描摹人物,从而达到讽刺事态人情的创作目的。
书中所描写的儒林群丑,他们的丑恶行径,都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反映。
取材于现实而白描直写,不加任何说明,作者的思想倾向便通过情节和人物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使读者心领神会,从而达到讽刺事态人情的目的。
如严贡生的“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与他的强圈人猪、讹钱、抢夺财产、白赖船资的对比;严贡生本来是被汤知县吓跑的,可是以后又偏偏吹嘘自己跟汤知县的交情。
通过这些对比,揭露了他的虚伪的特点。
作者在行文时并未直接说出任何褒贬,作出任何评价,但这些形象本身,无不产生了讽刺效果。
三、人物形象塑造的意义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塑造严氏兄弟的形象呢?我认为,作者塑造这两个人物形象与作者的写作目的关系紧密。
一个优秀的作家必然是有深刻思想的人,他写人物,既能进入角色,体察入微,有独到的发现和感受,又能跳出角色,将描绘的对象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中,放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而与历史、时代、有关其他人物、特定自然环境的各种复杂联系中,予以真切传神的描绘,显出恰如
⑥吴敬梓:《儒林外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年2月第1版,第44页。
⑦吴敬梓:《儒林外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年2月第1版,第30—31页。
其分的态度。
吴敬梓塑造严贡生严监生的形象,首先与作者的身世有密切原因。
作家郁达夫曾说过,创作是作家的自叙传。
我们来看一下吴敬梓的情况:吴敬梓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由于他“性耽挥霍”,连祖业也不能居守,为争夺田产事,他的亲族长辈,叔伯兄弟一个个都撕下“孝悌慈爱”的假面具,歧视他、唾骂他、并趁机侵夺他的家产。
没有几年,他的奴仆逃散,田产卖光,乡里豪绅把他“传为子弟戒”,亲友故交或拒之门外,或避于路途。
因此,他写严贡生想霸占严监生的家产的事件,不能不说与自己的身世情况有关。
作者把他的感情融入艺术形象中,予以深刻地揭露。
其次,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和《儒林外史》的主题相一致。
《儒林外史》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主题,描绘了封建社会广阔的社会生活,揭露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丑恶形象,从而向人们揭示了这个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
而严贡生严监生形象的塑造,既与作者的身世有关,又契合了《儒林外史》的写作意图。
严贡生在乡下横行霸道,他强圈了王二的猪,还打折了其兄王大的腿,他坐船不给船钱,还诬赖船夫吃了他的贵重药(实际是云片糕)。
他没有借给别人银子,却向别人要利息,还抢人财物。
他弟弟严监生刚死,他就强占弟媳房产,是个无恶不作的地痞恶棍,死后竟被旌扬,赐第三甲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批判了科举制度,对封建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兄爱弟恭”进行揭露,批判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本质;揭露了封建末世某些腐朽黑暗的社会现象。
第三,严贡生和严监生形象的塑造,也使我们懂得了:讽刺艺术并不是简单的说话带刺,挖苦嘲讽,而是调动各种艺术手段通过人物形象的刻画,尖锐犀利地揭露现实生活中落后以至反动的人或事的可笑、可鄙与可恶。
从而了解了讽刺艺术应该有深刻的思想性,鲜明的形象性,描写要有真实性。
总之,吴敬梓以他深刻的思想和高超的写作方法塑造了严贡生的毫无人性,唯利是图,强横贪婪,投机钻营,奸诈而毒辣的个性;塑造了严监生的吝啬软弱的个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地主的贪婪、卑鄙和虚伪。
同时通过这两个艺术典型,批判了腐朽的科举制度,揭露了封建社会末期黑暗丑恶的社会现象,抨击了封建礼教的虚伪。
注释:
(1)吴敬梓:《儒林外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年2月第1版,第31页。
(2)吴敬梓:《儒林外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年2月第1版,第32页。
(3)吴敬梓:《儒林外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年2月第1版,第37页。
(4)吴敬梓:《儒林外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年2月第1版,第40页。
(5)吴敬梓:《儒林外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年2月第1版,第35页。
(6)吴敬梓:《儒林外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年2月第1版,第44页。
(7)吴敬梓:《儒林外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年2月第1版,第30—31页。
参考文献:
1、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
2、《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3、《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3月第3版
4、《中国现代文学史》,吴宏聪、范伯群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版
5、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