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爱泼斯坦与宋庆龄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友谊

【名人故事】爱泼斯坦与宋庆龄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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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
又是一个深秋的季节，金黄的柿子挂满了枝头。

万泉河畔一套公寓里，一把坐了30
年的藤椅摆放在客厅中央，浅黄色花边坐垫铺在上边，似乎在等待着它的主人。

两边高大的书架像被掏空了肺腑一般，显得空荡荡的。

“藏书都捐赠清华大学了，这
是艾培的遗愿。

”艾培老伴黄浣碧轻声说。

艾培，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再也不会回来了。

5年前，他去世了。

我坐在小木圆桌旁，抚摸着温润的桌面说，“15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艾培，那时你们住友谊宾馆，就有这张老桌子！见到这些老家什，真像见到了爷爷奶奶。

”
黄浣碧笑了。

那是1995年2月一个傍晚，《今日中国》杂志编辑老王与我一起去艾
培家。

进门时，艾培与老伴正在吃饭，小菜两三碟。

老两口放下碗筷，起身迎接我们。

艾培是矮个子，体魄敦实，身穿驼色毛衣；头顶的花白头发，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

再过两个月，他就八旬高龄了。

老人向我伸出手来，“何雁同志，你好！”我的右手被一
把“铁钳”握住了，温暖而有力，给人以坚定信心。

“艾老，您好！”我羞怯地说。

“你
是南方人。

”老人白眉毛下一双蓝眼睛，闪烁着睿智光芒，“我想，你是上海或是周边地
区的人。

”
我们在沙发落座，艾培自己坐木椅，倚靠在小木圆桌旁。

客厅小巧典雅，一排中式木
柜雕刻有梅花图案，陈列着中国工艺品。

墙上悬挂着刘志丹在陕北的大幅木刻。

门楣上，
高悬着毛泽东半身石印肖像，纸张已泛黄，“毛泽东”三个遒劲大字清晰可见。

那是1944年艾培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毛泽东亲笔签名赠送给他的。

“那时候还没有何雁同志呢。

”老人笑了，我也笑了。

艾培1915年出生于波兰华沙
一个犹太人家庭，两岁随父母来到中国。

他15岁开始记者生涯，受美国记者斯诺影响，
走上支持中国革命的道路。

之后数十年，中国实际上成为他写作的惟一主题。

从思想感情
上讲，他是一个淳朴的中国人。

艾培说中国话不怎么流畅。

听说我学过英文，便鼓励我说英文。

望着老人慈祥的面容，我最初的羞怯感竟一扫而空，大胆用英语做了回答。

“老太太，”艾培招呼着老伴。

黄浣碧端来茶水，在小木圆桌旁的空椅子上坐下了。

“艾培，你写《宋庆龄传》，可是完成了一项大工程啊。

”编辑老王说。

“有一段时间，
他经常到宋庆龄故居写作。

”黄浣碧插话道。

艾培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是在1938年“九・一八”国耻日。

那一天夜晚，成千上万的广州市民冒着被日机袭击的危险，打着火把在街上游行示威。

宋庆龄走在游行
队伍的最前列。

“她又勇敢、又漂亮。

”2021年11月19日，我最后一次见到艾培，老人深情回忆道，“她外表柔弱，内心坚强。

她一是原则性很强，二是非常谦逊，即使是年轻人和地位不高
的人，同她在一起也不感到拘束。

有的人第一次见她有一点不自然，什么话都不敢讲，但
是5分钟过后，就放松了。

”
在香港，宋庆龄邀请艾培参加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编辑英文出版物，帮助她争
取全世界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保盟人数不多，却充满朝气。

艾培年龄最小，刚过23岁。

宋庆龄那时只有45岁，大家把她当作慈母一般看待。

“新中国成立后，您与妻子邱茉莉应宋庆龄邀请，从纽约回到中国，参加《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的创办。

最初编辑部在北京连办公室都没有，创刊号设计工作是在中
山公园一条长凳上进行的。

”我说。

“那时候我还没有来，准备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我是1951年夏天来的，1952年底出
杂志，当时只有英文版双月刊，北京还没有外文印刷厂，是在上海印刷发行。

”艾培回忆说，他与邱茉莉每隔一个月就要到上海看清样，坐火车往返颠簸就是4天4夜。

艾培写作或改稿，十分专注，坐在他不远处，连呼吸声都能听到，空气似乎凝固了。

手头工作告一段落，他从口袋里摸出烟斗，讲上几个笑话，爽朗笑声经常从他的办公室里“爆发”出来。

“小鸭子赶下水，自己就会游泳。

”艾培主张年轻记者在新闻实践中锻炼。

“您讲过，对外报道要从
生活
入手，用事实说话。

这对我以后的写作有很深影响，谢谢您。

”我说，“您还讲过，
中国开拓新的道路没有经验，难免要犯错误。

我们应该既报喜也报忧，这样才令人信服。

”
“对。

”艾培答道。

怎样才能把对外新闻写“活”？首先是稿件中“见人”，要从人
的角度、生活的角度处理题材，使新闻现场活动着的人“站”出来。

“见人”的另一方面，就是“见人情”，以人情叩击读者心弦，才能引起共鸣，从而有利于增进了解与友谊。

艾培说，我们的杂志为宋庆龄创办，从一开始就以与美国人民建立联系为己任。

那时候，情况要比现在困难得多。

朝鲜战争正在进行，中美没有外交关系，美国政府禁止杂志
进口，除非收件人在文件上签字声明要读这个“共党宣传”。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建立了
联系，帮助改变了这种敌对形象。

“我们不必回答每一条谏言，要在根本问题上下工夫。

我们必须突出长处，学会用新
颖活泼的手法去做，而不是‘开中药铺’，或翻来覆去老一套。

”上世纪80年代，艾培
策划了“中国人的一天”、“从孩子到老人”等系列报道，反映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许多
国家的读者纷纷来信称赞。

时光回转到1995年那个冬天。

“艾培，我最近去西藏采访收获很大。

回来后，都说
我一下子老了5岁！”老王呵呵笑着。

“那么我老20岁！因为我去了4次！”老人兴奋
得要从椅子上蹦起来了。

艾培第4次进藏年已七旬，前后历时30年，采访笔记逾百万字，最终写成《西藏的转变》一书。

70多年来，艾培的采访笔记装了好几大木箱。

书房里，老式打字机退休了，让位给了现代化电脑。

他自嘲，我一坐到电脑前，就有一种感觉：嗨，史前“恐龙”又来追赶现代
化了！也许人老了，学新东西速度慢了，电脑也跟我“捣乱”，它替我省时间的同时，也
从我这里偷走了时间。

写《宋庆龄传》时，曾有3次写好的材料在修电脑时丢失，艾培长叹一口气：“我要
上吊了！”每次，他又打起精神，重新写作。

“我70岁第一次尝试写人物传记。

”他花
费10年心血，才完成了宋庆龄的嘱托。

艾培与宋庆龄的友谊长达近半个世纪。

“文革”动乱曾使他们失去联系，宋庆龄1967年寄出贺年片后，就不知艾培夫妇的下落。

实际上，他们受到迫害，无辜被关押5年，直
到1973年才得以平反，周恩来代表中央向他们道歉，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当初听说
他们‘背叛’了我们，我就不相信……”宋庆龄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1973年6月和9月，宋庆龄写信给艾培夫妇，流露出深厚友情：“在前几年里，我几乎时时在想念你们。

”以后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过。

两年后，宋庆龄在1975年5月给艾
培的一封信中，嘱托在她身后为她作传。

“我只信任艾培来做这件事，因为他比别人更了
解我。

”
人民外交是宋庆龄的主要工作之一，她与许多外国友人的联系长达数十年之久。

艾培说：“人民友谊有它的今天，各国人民间的接触正在增长，了解人民友谊的历史与根源有
助于建立今天的人民友谊。

人民友谊有它的未来，它将由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子孙后代去加
以发展。

”
我从事新闻工作前3年，着重国际友人的采写。

艾培提到，当前改革开放，要注意到
经济战线方面，有的国际友人帮助中国人民的经济建设与独立。

他把这些国际友人的事迹
比作新中国扩大国际交往的种子，我们要注意培养这些种子，使之发芽、成长、壮大。

“现在每天怎样安排生活？”“我不安排生活，我安排工作。

生活我没有什么大问题。

”“身体还行？”“反正不如以前了，”老人紧握我的手做了一个掰腕子的动作，
“你看还有劲吧？”“艾培，你能活100多岁！”“那不一定。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人。

2002年艾培因结肠癌住院手术，出院后，身体虚弱，勉强支撑着写回忆录，进度很慢，他以惊人毅力，总算完成了
人生
最后一本著作。

《见证中国》2021年出版后，一年之内再版3次，年轻读者占了很大比例。

艾培看问题从来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来加以考察。

最后一次谈
话中，他说，“你看我们杂志最近一期，介绍中国百万富翁有多少，好像这是社会一大进步，我看，百万富翁多不多，不是衡量进步的标准，改善多数人民的生活才是一个真正的
事情。

”他语气加重了，“百万富翁是一个事实，但不是衡量进步的一个事实。

”
艾培说，如果宋庆龄还活着，看到中国建设得那么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她一定会
特别高兴。

“但我想，有一件事她一定不高兴，那就是两极分化。

”要注重对青年人进行
正确世界观与生活方式的引导，这也是宋庆龄一贯倡导和重视的。

“面对问题要看，不要
不看。

”艾培对我说。

邱茉莉去世后，艾培与黄浣碧结为夫妻。

遗憾的是，艾培90岁生日庆典，我没能参加。

父亲病重住院手术，命在旦夕，我赶回老家杭州，陪伴在他的身边。

一个月后，艾培
去世消息传来时，我在医院往艾培家打去电话，电话那头传来黄浣碧的哭声。

失掉相濡以
沫20载的老伴，怎么不悲伤！
临走时，黄浣碧往我口袋里装了两个金黄的大柿子，加一瓶自制山楂酱，甜甜嘴、暖
暖心。

“艾培最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了！”她拥抱了我，“你想吃包子，就过来吧。

”柿
子树的枝头挂满了果实，在夕阳下，闪烁着迷人的金黄色。

感谢您的阅读，祝您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