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与士族的斗争

要讨论孙权与江东士族的斗争史，首先得先了解士族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什么是士族
通俗一点来说，士族其实就是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土豪，手中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社会资源。

文化、政治、人才、经济、军事等，都是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说文化，士族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士”阶层，也就是文化人、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由大量知识分子组成的民间组织，文化水平当然高。

其次是政治，俗话说“学而优则仕”，一堆文化人中间出现几个当官的没什么问题吧，最次也是个参谋秘书之类的，好歹挂了个官方的头衔，没听过“市长的司机半个官”这句话嘛，这就相当于掌握了一些政治资源。

再说人才，一个家族中有人书读得好当了大官，就跟神话中鸿钧老祖成了开天第一圣人的时候，晴天一个霹雳：“老子成圣啦，要开公开课，有意向的来听课吧”差不多啦。

别的不说，就说那河北袁绍，出身名门望族，自曾祖父起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之上，自己也居三公之上，号称“四世三公”，桃李遍天在下啊，手下的人是大大的有啊，有十分之一的人才那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数量。

再说经济，有权就有钱，这个没问题吧，有钱就有地，有地就有人，有人就有人去赚钱，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经济结构，没什么好讨论的。

军事？有权又有钱的人家不得弄几个保镖啊之类的啊，也叫私兵或家兵家将之类的，至于保镖多少就看你家牛不牛了，你看看人家袁绍他们家，我的天啊，拉出去都直接是一只正规军了。

而且士族最重要的都是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才会去支持统治者，当然，聪明人是不会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一旦这个统治者无法保证士族的利益就会被无情的背叛。

所以一个掌握了一定的舆论导向，经济命脉，还有军事实力的团体，对统治者而言，可以说是一股强大的助力，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没有一个皇帝可以容忍有人在底下高小动作，但在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时候，皇帝跟一面锦旗似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要想成大事不靠士族还真的搞不成什么气候。

君不见，孙权曹操诸葛亮之流在治理地方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减除士族实力，培养寒门势力，当然动作是不可能太大的，怕会引起反弹。

孙氏家族与江东士族的斗争
孙权可以说对士族又爱又恨啊，孙氏和江东士族大姓之间的恩怨纠葛最早可以追朔到孙坚时代。

孙坚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武将，所以不得不依附于与袁绍一般出身名门的袁家嫡子袁术的手下。

孙坚担任长沙太守期间，曾违背东汉的律法规定，越界出兵助时任宜春长的陆康之侄平定其境内动乱。

陆康是陆逊之前吴郡陆家的代表人物、陆逊的从祖父，时任庐江太守。

这是出身寒族的孙氏第一次和江东大族直接接触的记录。

孙氏和江东士族之间的实质性的接触是孙策时代。

当年董卓之乱的时候，孙坚人品爆发，在洛阳宫中的井里面挖到了传国玉玺，于是兴冲冲地想回去搞独立，谁知半路被刘表手下黄祖给弄死了，所以孙策为了安置一家老小不得不以玉玺为质依附于袁术，向袁术借兵以求打下江东寻一安家立命之所。

孙氏家族虽然出身江东，但却是寒族身份，所以孙策渡江，在名义上是作为袁术的附庸南征的，其依靠的军队主要是来自江北的部曲，给人一种入侵者的形象。

于是乎在孙策攻打庐江的时候，庐江军民拼死为太守陆康固守城池，以致这场战争惨烈无比，持续了两年。

最后的结局是：庐江城内的陆氏宗族百余人在战乱中死亡过半，陆康本人也在城池陷落之后一个多月后去世。

孙策是寒门子弟，这在士族门阀意识日渐增强的汉末，显然那些知识分子不太鸟孙策这个土霸王。

庐江之役使孙氏集团与江东士族彻底对立，而江东士族对孙策的抗拒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立，对江东地方豪强的反抗，孙策严厉打击，这种对江东士族的高压政策将双方的冲突推上了顶峰。

根据有关记载和研究，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孙权统治的前期，有的江东名门旧族几乎被杀绝。

这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一恶性循环最终以孙策被许贡门客所刺杀而
告终。

孙策的死给了继任的孙权和江东士族之间一个缓冲的空间。

而且，当时江东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也使得孙权必须和江东士族达成和解，得到他们的支持是孙氏集团在江东地面站稳脚跟，转客为主的一着生死攸关之棋。

对江东士族而言，继续与孙氏集团对抗下去，终归不是长久之计，他们必须为维持自己门庭的辉煌、保持个人地位的崇高着想。

当此形势，士族们一向引以为傲的儒学传统就显得很虚幻了，家族地位与个人权势显然更实际一些。

于是乎，双方步入蜜月期，孙权开始将世家子弟引入他的领导班子中去，比如，为了缓解孙家与陆家的矛盾，孙权不但大量起用陆家成员，陆逊、陆瑁、陆凯、陆绩等，还将孙策之女许配给了陆逊，两家成了亲戚。

此外，孙氏和吴四姓“顾陆朱张”中的顾、朱两家也皆有姻亲关系。

孙权与士族的斗争
孙权对士族的态度也是很矛盾的。

既要用人，又要提防着。

别的不说，就说周瑜和张昭。

周大帅虽说跟孙策是铁哥儿们，但到底是出身士族，这点就令孙权很纠结。

如果没有周瑜这样的人才，江东肯定难以保住；但是江东保住之后，周氏位高权重，我孙权就难以太平，江东，就不是我孙家一个人说了算的。

这是孙权对周瑜既爱又恨的原因。

孙权在所谓信任的基础上，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这周瑜的一举一动。

但是周瑜死的早，这又另孙权既喜又悲。

此后，孙家少了个绊脚石，但是，这兵荒马乱的时代，谁替江东出头？纠结啊！还有张昭，张老爷子为高权重，不说孙策嗝儿屁前对孙权说的“外事不决问周瑜，内饰不决问张昭”这句遗言之外，老爷子内政可是实打实的一把手，比诸葛妖人丝毫不差，可是这老爷子出身士族，而且脾气就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在赤壁之战前的“降曹”举动中就可见一斑，实在令碧眼儿心里不断“挠痒痒”。

此外，在与士族周旋的时期，孙权还启用了一大批的草根阶层，像周泰、蒋钦、吕蒙、甘宁之流的，这些人的出身实在令人咂舌——海盗、水贼、文盲，而且大部分是军事方面的，这就很彻底地贯彻了我天朝革命先辈“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

所以说，孙权对江东士族们的态度是纠结的。

一方面，他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严格防备江东士族们的势力的日益坐大，防止有朝一日尾大不掉，架空皇权。

孙权与士族的斗争比较主要的是三件事：暨艳人事改革、吕壹校事案以及伪造储嗣之争。

张温暨艳人事改革的重点是郎署的“混浊淆杂”。

郎署这个机构，简单地说，是东吴的党校，专门培养公务员的。

郎署中的官员称做“郎”。

进入了郎署就意味着进入了东吴的官员的排队系统，在郎署里面熬日子，有朝一日自然可以进入东吴的正规统治秩序之中。

说白了，郎署是东吴士人出仕的最为便利的途径。

很明显，在张温暨艳人事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最大的，正是以吴四姓“顾陆朱张”为代表的江东士族。

控制江东士族的势力的发展，正是孙权授意暨艳改革的政治目的所在。

也正因为如此，暨艳遭到了来自四姓的强大的反抗。

陆逊及其弟陆瑁明确表示反对此次改革，并分别写信劝诫暨艳；朱家的代表人物朱据也反对改革。

这样强大的政治压力，不但暨艳承受不了，孙权本人也无法承受。

在黄武四年，孙权还相当需要倚重江东士族的支持来稳定自己的统治。

所以为党内和谐，孙权悄悄放弃了对两人的支持，而暨艳也很识时务，相当自觉，悄悄地选择了自杀，张温因为是士族，所以被软禁，死里逃生。

这是孙权对峙江东士族的第一次惨败。

在吕壹校事案中，史书刻意突出吕壹等校事们的行为的独立性，努力淡化孙权的幕后操纵者的角色。

但是从各种迹象来看，孙权是校事们的幕后指使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首先，校事机构完全独立于任何正规统治机构之外，只听命于孙权，只对孙权直接负责。

其次，校事“弄权”范围之广，迫害大臣级别之高，出人意料。

无孙权支持，不可能做到。

左将军朱据出身吴四姓之一朱家，社会地位非同小可。

在野如此，在朝亦更见贵重，除去左将军之
职，朱据还是孙权的女婿。

此外，骠骑将军步骘还与步夫人同族。

丞相顾雍则是江东士族中最先抛弃前嫌，进入孙权幕府的士人，其家族也是吴四姓之一。

朱、顾二人如此显赫贵重，与孙权关系如此亲密，却仍然遭到了吕壹的迫害，二人除了被孙权“谴让”之外，还遭到了软禁、停职，之外还被剥夺了政治权利。

在这些大佬上动土，没有孙权的默许，吕壹自己没那个胆子。

不过，和暨艳的改革相同，校事们也遭遇了巨大的反弹。

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反弹力较之暨艳案，要来得更加猛烈。

当然，这也是因为吕壹们抑制江东士族的力度较之暨艳们更大的缘故。

这是孙权的第二次惨败。

孙权的儿子不多，只有7个，跟那个一下子生了25个儿子的曹某人相比的话，一下子弱爆了。

而且孙权多年不立皇后，所以儿子中也就没有所谓的嫡庶之别，只有长幼之分。

建安二十五年，孙权受曹魏之封为吴王，随即立长子孙登为吴王太子。

孙权称帝之后，王太子顺理成章，升为皇太子。

孙登在太子位共二十一年，赤乌四年，先于孙权去世。

次子孙虑比孙登死得更早。

赤乌五年正月，孙权立三子孙和为太子。

正是在孙和的太子任上，出现了储嗣争斗的风波。

这一争斗的另一主角是孙权的四子鲁王孙霸。

因为这场政治争斗发生在东宫和鲁王宫之间，故而史称“二宫构争”。

史书把这场政治风波的直接责任人定为孙权，认为是孙权对孙霸不合适的宠爱导致了“二宫构争”。

在立孙和为太子的同年八月，孙权又另立四子孙霸为鲁王（其余诸子均不立王），并对其“宠爱崇待，与和无殊”。

孙权这种对太子、鲁王的“无区别对待”令鲁王孙霸滋生了其争夺嗣位的野心，同时也引起了太子孙和的不安。

更严重的是，这种不适当的行为还使东吴满朝文武开始各寻拥护对象，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朱绩、尚书丁密、太子太傅吾粲等拥护太子孙和；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人拥护鲁王孙霸。

至此，东吴朝堂之上出现了“党争”。

储嗣之争是亡国之道啊。

这场政治风波的最终的结局，是太子党和鲁王党的两败俱伤。

太子孙和被废，流放故鄣；鲁王孙霸被赐死。

同时，一大批陷入其中的重臣们也受到惩处，丞相陆逊在孙权的屡次“责让”之后“愤恚”而死；太子太傅吾粲下狱诛死；太常顾谭等人被流放；骠骑将军朱据被赐死……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二宫构争”是孙权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一手导演的。

孙权终于以两个儿子的牺牲取得了对江东士族的胜利。

然而“二宫构争”对后孙权时代的孙吴集团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主要有三点：（1）由于成年之子都“牺牲”了，孙权不得不立年仅七岁的幼子孙亮为嗣。

孙亮十岁登基，政令不由己出，终身苦受权臣威逼之祸。

（2）对大臣的清洗导致孙权去世之后东吴朝堂之上缺乏有力的忠臣与重臣，严重动摇了东吴的统治基础。

孙亮登基之时缺乏可靠的有能力的辅政大臣，遂致政变屡兴，权臣不断。

（3）孙氏政权自此失去了江东本土士族的支持。

孙权死后三十年，孙吴灭亡。

未能真正获得江东士族们的支持，是孙吴与西晋军队一战即溃的主因。

孙权与士族之间的斗争贯穿与孙权执政的始末。

孙吴政权的建国之路，其实恰恰也正是亡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