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

玛格丽特·杜拉斯《情⼈》没有⼈知道，也没有⼈明⽩。

爱情从来不需要理由。

但如今，谁⼈否认，
她和他之间的，不是爱？
那⼀场爱情，令⼈动容。

“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写作，有的只是⽤来写作的铅笔和⽔笔。

除此之外，她⼀⽆所有。

”1988年杜拉斯在接受吕斯·佩罗访问时如此评价⾃⼰——她的⼀⽣，就是⼀部不停创造的⼩说。

中国读者了解杜拉斯，⼤多从她的《情⼈》开始。

1984年，时年70岁的她发表以湄公河相遇为蓝本写就的《情⼈》。

这段邂逅被杜拉斯定为“年轻⽩⼈⼥孩失去童贞”：贫穷⽽饥荒的⼀对主⼈公，各取所需的欲望交锋。

这部⼩说获得当年法国龚古尔⽂学奖，畅销250万册，被译成43种⽂字，征服了⽆数读者的⼼。

她斑斓多彩的⼈⽣、摇曳多姿的⽂字已成为法兰西⽂化中独⼀⽆⼆的“杜拉斯标签”。

她不但迷⼈，也迷惑⼈。

⼀切正如她所说：“我把⽣活当做神话来过”。

于她⽽⾔，现实与幻想没有界限，虚构的故事与真实的经历相混淆——朦胧、晦涩，犹如梦呓，她⽤语⾔创造了⼀个虚拟的“真实”世界。

岁⽉沉淀，历久弥新，字⾥⾏间半⾃传式的经历夹杂着“杜拉斯式”的执着、坚毅、极端和悖谬，在如今看来这些喃喃⾃语，反倒更像是她对⾃⾝⽆条件的回顾和感慨。

　那年的湄公河
《情⼈》⾥，杜拉斯曾经写道，“母亲常对我说，我⼀辈⼦再也看不到如此壮观，如此浩⼤，如此荒僻的江河了。

”
1914年，她出⽣于印度⽀那嘉定市（即后来的越南西贡）。

⽗亲把全家安置在湄公河畔，在她四岁时便离世，留下母亲和她的两个哥哥。

⽣活上的窘迫和精神上的阴郁，给她的童年蒙上⼀层拂不开的雾。

好在富有异国风情的印⽀半岛热情、温和，在这层灰雾上洒下点滴亮⾊。

这段美好的少时经历，演变成为后来为她创作的⼦宫，记忆和想象纠缠，不断滋养她的灵感。

杜拉斯曾说，她在18岁时已经死了。

16岁那年在湄公河渡轮上与胡陶乐，⼀位中国北⽅富有男⼈的邂逅，成就了她的情窦初开，⽽他也成为她终⽣难忘的情⼈，回忆如⼀颗秘密在⼼⾥滋长，50年后才破⼟发芽，为世⼈所知。

是了，少⼥时代的她早已为情痴狂死去。

随后她赴法国学习法律，从此离开印度⽀那，⽤⽗亲家乡的名字作为笔名，不知疲倦地将写作作为神圣使命。

每当我有了欲望，就有了爱情
对杜拉斯哪怕是最简短的记述，也绕不开⼀个关键词——《情⼈》。

对绝对爱情的追求，是杜拉斯⽂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

尽管她曾宣称不想再谈论爱情了，且在《情⼈》中，这种爱演变成为情欲的牺牲品，甚⾄似乎完全被欲望所替代，为爱所困的她⾃始⾄终都没有放弃对绝对爱情的追寻——在她的世界⾥，爱能够照亮⼈的感官，却是需要主动寻求的。

通过开放⾃我也好、欲望宣泄也罢，她都在尝试着剥离出爱最深层的本质，充满了⽣命⼒量的原始快乐。

我不能⾛出来，我迷失在⽂字⾥
杜拉斯⼀⽣酗酒，常常喝到昏迷不醒。

令⼈庆幸的是，长期不清醒并不影响她创作，反⽽造就令⽆数作家和读者迷醉的杜拉斯句式：“当我越写，我就越不存在。

我不能⾛出来，我迷失
在⽂字⾥。

”⽂字在她笔下⾃由飘忽，随意变换，相同的却是⼀根⽆形绷着的弦，⽆法松懈的悲凉。

她的风格有着⼀股穿透⼒，决绝、冷静，勾住你悬着的困惑。

她是⼀个对语⾔有“洁癖”的作家，故事可以重复，但语⾔绝不可累赘。

弗洛伊德认为：“我们之所以不断重复体验那些痛苦的事，是为了最终能控制它们。

”杜拉斯也喜欢⼀次次重返相同的主题，如《副领事》中爱上已婚法国⼥⼈的法国官僚，⼜如《印度之歌》中的相似故事，原型均来⾃她在巴黎读⼤学期间遇见犹太学⽣的经历，融汇空想和记忆。

她的作品如同她本⼈，并不容易亲近。

如果说她前期的⼩说如《厚颜⽆耻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可以⼤概读懂，到了后期如《这就是⼀切》便只剩下如⽚刻记忆般的呓语，印象多于线性故事，让⼈觉着语⽆伦次，像是在酒精作⽤下记下的梦中场景，分不清真实始于何处，虚构终于何处。

对此，杜拉斯如此区分⾃⼰书写的世界：有时源于外界，有时源于内在。

从内⼼⾃我审视开始，她慢慢吸纳外界⽓息，经由内在，吐露，感受内外流动。

那些短⼩的随笔，灵感可能源⾃⼀件社会事件，因⼀部⼼爱电影或⼀夜独处有感⽽发，甚⾄只是⼀次与陌⽣⼈不经意的照⾯，独具风格，特⽴独⾏。

其他⼈只讲“内部的”东西，⾛不出电影的围墙
　她的⼀⽣，即使不加任何杜撰，也已是⼀部最具杜拉斯风格的电影。

杜拉斯曾认为电影对⼩说⽽⾔是毁灭性的。

当她亲执导筒，抛开⼀切束缚，不再受制于任何条框，她的电影本⾝也就成为⼀种⽂字创作。

从⼊围1975年戛纳电影的《印度之歌》，到《毁灭，她说》与《娜塔莉·格朗热》，她的电影的确极具颠覆性。

如同⼩说⼀样，她的电影极端侧重⼈物内⼼描写，探索丰富的内⼼世界；与传统电影不同，她在电影中并不避讳表达⾃⼰对⽂字的崇尚，以密集的旁⽩叙事代替常规叙事，甚⾄在影⽚《卡车》中直接将阅读搬上银幕，⼀切回归⽂字本体，弱化所有具象⼿段，只为调动观者想象——以达成通过电影构筑⾃⼰理想话语体系的希望。

来吧，带上⼀瓶红酒
“我⽴即就爱上了她写的每⼀个字，每⼀个句⼦，每⼀本书。

我读了⼜读，把书中的句⼦完整地抄写在纸上。

我想成为这个名字，抄她所写的东西，让⾃⼰模糊不清，成为⼀只抄写她⽂字的⼿。

对我来说，杜拉斯成了⽂字本⾝。

”
——《情⼈杜拉斯》（扬·安德烈）
1975年，杜拉斯执导的《印度之歌》在安德烈⽣活的⼩镇上映。

安德烈坐在第⼀排，揣着她的⼩说《毁灭，她说》，在结束后向杜拉斯要了签名。

令他没想到的是，杜拉斯随⼿留下巴黎地址。

从此安德烈开始给她写信，⼀写就是5年。

1980年，66岁的杜拉斯寄出第⼀封回信：“来吧，带上⼀瓶红酒。

”彼时已是⼤学⽣的安德烈毅然前来她的住处，再也没有离开。

她将他养在家中，反对他⼀切的交往，经常像奴⾪似地使唤他，恨他时冷漠决绝说着不让他得到⼀丝⼀毫，爱他时恨不得全部占有；安德烈陪她去电影院，帮她打字，洗碗，掐准时间悄悄去见⾃⼰母亲，时⽽出现，时⽽消失，爱她、照顾她、容忍她。

这古怪的⼀对相互折磨着，却也在杜拉斯最后的时光⾥⼀起⽣活了15年，直⾄她离世。

曾有⼀次，杜拉斯带着安德烈露⾯，记者提问道：“这总是您最后⼀个情⼈了吧？”她笑着答道：“这我哪⼉知道呢？”
他们的故事并未随着1996年3⽉的暴风⾬画上句点，深爱杜拉斯的安德烈在她⾛后开始给墓中的她写信，编纂成《情⼈杜拉斯》⼀书，这也成为了她最后⼀任情⼈的⾃⽩。

▲1980年，扬·梅勒（扬·安德烈亚的原名）27岁，杜拉斯66岁，他们相差39岁。

“差多少⼜有什么关系呢？爱情是不分年龄的。

她以为遇到了天使，⽽他以为遇到了此⽣最爱的作家。

她爱上了爱情，他爱上了她的书。

玛格丽特·杜拉斯：孤独情⼈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位驰名世界的⼥作家，尽管这样的⼥作家很多，狄更⽣、门罗、玛格丽特·⽶切尔（后者是《飘》的作者），但杜拉斯却像张爱玲⼀样，成为能代表时代的⽂学先锋，并且也是时尚标杆，她受欢迎的程度绝不亚于《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其⽂学成就甚⾄更⾼。

玛格丽特·杜拉斯魅⼒迷⼈，不只是⽂学上，同样也在个⼈⽣活中，从少⼥时代⼗五六岁刻⾻铭⼼的经历，到⼋⼗岁晚年仍有年轻情⼈陪伴跟随左右，她的经历也许并⾮是独⼀⽆⼆的，却因为⽂学上的光芒，让她成为世界⽂学⼤师的同时也是世界情爱史上最受膜拜的⼥性作家之⼀。

她⾃恋、孤独、情史迷乱、特⽴独⾏，但是就是这样⼀个杜拉斯，让20世纪的世界⽂坛中⼥性的声⾳不单调、不势弱。

她是能⽐肩法国哲学巨匠萨特、世界现代⽂学先锋马尔克斯的⼥性作家。

她⽐“他们”还多⼀个光环：她是个⼥⼈，⾏⾛在世俗欲望和超越世俗的⽂艺探索上的艺术家。

她是⼥的。

没有⼥⼈想要杜拉斯那样贫穷、略显“卑微”、缺少⽗亲⼜不受母亲宠爱的童年，还有个可怕的哥哥可能对她有乱伦的欺凌……《杜拉斯传》尽可能揭⽰她如何从不幸的⽣活迈上写作直到巅峰之路，她拥有传奇的⼀⽣和对写作的深刻体验。

她⼜不是个普通的⼥的。

玫瑰不因为叫玫瑰，⽽成为爱情之花；桃花不因为叫桃花，⽽成为爱情之花。

同样，杜拉斯也是如此。

不管她叫杜拉斯还是什么，她始终是她，独特的是她的⽣命形态并将之转化为⼩说的能⼒。

她从⽣活中经过，并把原滋原味的⽣活塑造成独特、⾼超写作技巧的⼩说。

她的⼩说，像《情⼈》那样迷⼈，仿佛是她的⽣活，⼜像是编造的故事；读了这本传记中描述的她的经历，我们更加分不清什么是故事，什么是⽣活。

也是⼩说这种⽂体的伟⼤之处！
伟⼤作家就是这样完全模糊了故事和⽣活之间的界限，让他笔下的⼩说就好像是⽣命的真实形态或者⽣活的⾃然呈现。

即便不是现实主义的⼩说，也是⽣活的形态的另⼀种变体。

当我们进⼊他们的⼩说，总能领悟到⽣活中和我们的灵魂本质相关的欲望、爱情、死亡、绝望等。

我们会更了解我们⾃⼰，我们的⽣活，这个世界，以及更宏⼤的⼈性。

这就是我们爱杜拉斯的原因
选⾃《爱，谎⾔与写作：杜拉斯影像记》，重庆⼤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