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90 年代《西游记》研究综述

20 世纪90 年代《西游记》研究综述
陈金枝
关于《西游记》的研究，20 世纪90 年代在80 年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发表论文约300 篇，除形象、版本、主题与作者研究之外，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占了一定的比例。

研究者们的研究思路更加开阔，对某些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入。

一、形象研究
形象研究一直是《西游记》研究的重要内容。

90 年代，有关《西游记》人物形象的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上较前有所减少，但依然占据重要地位。

这一研究具体可分为原型研究和综合分析两类。

1．原型研究。

20 世纪80 年代人们大多就孙悟空与印度神猴哈奴曼之间的联系展开争论，但未成定论。

90 年代原型研究不再是热门话题，只有少数文章论及此事，且注意力转向了对沙僧、猪八戒和牛魔王等形象的研究。

姚立江从印度佛经故事与中国神话入手分析，论证了印度佛经中的“金色猪”是杂剧《西游记》中猪八戒之原型，而小说《西游记》中猪八戒的原型则是中国神话中的“河伯”，“金色猪”只是“河伯”影子转化的促成因素。

(《金猪与河伯———也谈猪八戒形象的原型》，《文史知识》，1990 (2) ) 张锦池则认为猪八戒是“国产猪”，他大量考证了中国古代传统猪文化及其与“西游故事”的联系，指出猪八戒原型是来自我国民间传说中的“黑猪精”。

(《论猪八戒的血统问题》，《明清小说研究》1997(2) ) 此外，张锦池还在《论沙和尚形象的演化》一文中，提出宋元以来取经故事中的沙和尚“出身是由沙漠恶煞演化为弱水水怪”，“其前身是无名天将”，且本是唐僧的二弟子；而世本中的沙和尚则“属品位不高的循吏的典型”，是作者“通书未下一谑辞”的“敬”、“爱”形象。

(《文学遗产》1996(3) ) 陈洪对牛魔王形象进行了探讨，认为《西游记》中不少形象是沿以前西游故事演化而来，而牛魔王则是吴承恩的“独立创造物”，“吴把佛理中‘大白牛’之说与‘牧牛’之说糅合在一起，运以己意”，产生了“不同凡妖”的牛魔王。

(《牛魔王佛门渊源考论》，《南开学报》1992(5) )
2．综合分析。

有关孙悟空形象的分析研究依然占主导，但分析角度、深度都较前有较大差异。

肖锦龙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将孙悟空、猪八戒与堂·吉诃德、桑丘进行多方面比较，从中审视中西民族文化的心态差异。

(《从孙悟空、猪八戒与堂·吉诃德、桑丘看中西民族文化的心态》，《西北师大学报》1990(6) ) 邹少雄提出孙悟空的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经历了“由萌芽到自觉，再到成熟”的“人类超我意识”的形象体现，他身上的种种超凡本领正是人类“超我的精神幻想”，而宗教本身所具有的超我性使得这一形象在《西游记》中体现得更为成功。

(《人类超我意识的集中体现：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学术交流》1993 (6) ) 田同旭认为孙悟空是反理学的斗士；猪八戒是理学压迫下的凡夫俗子，唐僧是明代“三教合一”的形象写照。

(《〈西游记〉是部情理小说：〈西游记〉主题新论》，《山西大学学报》1994(2) ) 。

除以上形象分析之外，还有关于观音、如来佛、土地神、二郎神及佛祖等形象的论述，均各持所见，各有心得。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西游记》形象研究，人们不再局限于对书中主要人物的思考，一些原来被忽视的形象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这对于重新解读这部名著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版本研究
与以前相比，90 年代《西游记》版本研究逐渐“升温”，几成“热点”。

参与这项研究的学者数量明显增多，且考证更为细致，争论也颇为激烈。

徐朔方在《论〈西游记〉的成书》一文中提出：在世德堂本出现之前存在一个《西游记》原本，而世本是在原本基础上写定的，只是写定者“在文字上作了不少润色”，内容上进行了一定增删加工；而所有其他版本(即杨本、朱本、《真诠》本) 都是世本或其祖本的节本，只是详简各异而已。

(《社会科学战线》
1992(2) )侯会从小说情节的重叠与矛盾(青毛狮子两度作祸、“红孩儿”与“乌鸡国”故事开篇之雷同) 入手对作品进行分析，指出“乌鸡国”故事很可能不是小说的“原装”内容，而是在吴承恩之后，由另外的作者拟写插入的”；由此，他进一步涉及早期刊本中的江流僧的刊落问题，认为我们今天所见的世本并非世本原刻，而是荣寿堂对流传中已残缺的世德堂本经过了增插改动后所留下的“世补本”——增“乌鸡国”删“唐僧传”。

侯先生这一新说在《西游记》版本研究中可谓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从“乌鸡国”的增插看〈西游记〉早期刊本的演变》，《文学遗产》1996(4) )程毅中、程有庆在《〈西游记〉版本探索》中，通过对《西游记》版本的一些有关资料的查证对比，导出以下一些结论：(1)“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百回本《西游记》中间有过许多种西游故事的古本小说”。

(2) 从《永乐大典》本到百回本之间，经历了多次增订、删改，出现了不少版本。

(3) 世本是“现存最完善的、可能也是最早的百回本，它还保存着一些旧本《西游记》的痕迹”。

(《文学遗产》1997(3) )吴圣昔先生在90 年代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从回目对读、世本夹批和李评本等诸多方面进行具体入微的探讨，从多方面阐述了这些资料在版本研究中的价值，并由此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在《回目对读的发现和启示》一文中，他提出可以“肯定”杨闽斋本为世本的翻刻本”。

(《明清小说研究》1991 (2) ) 此外，他从对读中发现李评本中出现的多处错误，从而对证道本、李评本、真诠本等版本的演变历程进行了推测。

但正如他自己所言，论证尚不够全面。

(《李评本二探》，《明清小说研究》1995(2) )此外，苏兴在考察“如来佛制伏孙悟空问题的嬗变”后认为，“似可证明”吴本是“源”，朱本和阳本是“流”，“是吴本的节缩本”。

(《〈西游记〉第七回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2 (2) ) 张锦池先生则从杨本、世本、朱本的互勘中得出，“世本乃杨本的祖本，而朱本则又是晚于杨本的三缀本”。

(《说朱本是晚于世本和杨本的三缀本：〈西游记〉版本源流考论之二》，《北方论丛》1997(1) )纵观这一时期的《西游记》版本研究，研究者所涉及到的细节更为具体，对现有资料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更深发掘，推进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

但由于没有新的可靠资料出现，因而方家们的结论都只是各自的推断，要达到共识，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考证。

三、主题与作者研究
1．主题研究。

长期以来，《西游记》主题主要有政治、宗教、游戏诸说，90 年代则进入了众说纷纭的状态。

诸葛志提出主题新论，认为《西游记》“是一部描写将功赎罪的悲剧小说”，表现出了封建社会人们的一种“被动入世”的精神。

(《〈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新论》，《浙江师大学报》1991(2) ) 刘勇强则认为《西游记》作者既“无意于劝惩，也不企图跻身史林”，而是“破除了‘拘儒’观念和宗教意识的束缚”，显示“一种健康的、先进的文化意识和审美理想”。

(《〈西游记〉：奇特的精神漫游》，《文史知识》1991 (4) ) 田同旭提出，《西游记》的主题是情理之争，最终宣告了程朱理学的破产。

(《〈西游记〉是部情理小说》，《山西大学学报》1994 (2) ) 金声认为《西游记》主题是为了宣扬“佛法”及其政治作用。

(《〈西游记〉的文化信息与主题思想》，《山西大学学报》1997 (1) ) 张锦池提出《西游记》创作本旨在于弘扬个性心灵解放，它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人才观”的问题。

(《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竺洪波提出“自由”说，认为“追求哲理和审美意义上的自由(和谐) 即是作品的主题。

”(《自由：〈西游记〉主题新说》，《上海大学学报》，1996 (2) ) 黄霖对作品主题进行了主观和客观的分析，认为写定者主观上是想宣扬“明心见性”的“心学”，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而客观上却“弘扬了人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追求。

”(《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Ⅱ》，《复旦学报》1998(2) )90 年代关于主题研究引起了不少争议的是青年学者李安纲。

李安纲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西游记》主题的研究文章，并在1995 年推出个人研究专著《苦海与极乐》(东方出版社) 。

李安纲提出：“‘性命主旨’是《西游记》文化原型”，而“金丹大道”则是全书主旨，全书反映的是一个凡人在修炼金丹大道过程中“修心成佛”的“心路历程”，书中的五众，妖魔等形象都只不过是一个凡人——李世
民的生理、心理的某一部分。

(《心路历程：〈西游记〉主题新论》，《晋阳学刊》1993(5) ；《唐三藏探源》，《晋阳学刊》1995 (3) ) 李安纲悉心钻研了多种古代道教典籍，他的研究成果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好评，但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宋谋，吴圣昔等学者著文与之争辩。

(宋谋《是奥义发明，还是老调重弹——评李安纲教授的〈西游记〉研究》，《山西师大学报》1997 (2) ；吴圣昔《评李安纲〈西游记〉论的版本基础》，《山西大学学报》1999(2) )2 ，作者研究。

90 年代《西游记》作者之争集中在吴承恩和“华阳洞天主人”身上，相形之下，怀疑吴的著作权的“呼声”高于认同者。

陈君谋在《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中提出，“陈元之即华阳洞天主人，亦即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他通过考察《西游记》的流传和吴承恩作品著录情况，得出“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游记性质的作品”的结论；又从陈元之背景研究入手，结合百回本的校者、作序者和作者三者的关系的情理上的推测，认为此三者实为一人，即陈元之。

(《苏州大学学报》1990(1) ) 张锦池则从世本与杨本、朱本的思想性质差异上进行比较，从各自突出人物不同的分歧中得出：世本思想风格与《吴承恩诗文集》所体现的大相径庭；最后他指出“今见外证材料不能证明世德堂本为吴承恩作”，而最后改定者是“华阳洞天主人”，此主人极大可能即陈元之。

(《论〈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北京论丛》1991(1) ) 徐朔方、程毅中和程有庆都认为《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作品，吴承恩是否是其写定者值得怀疑。

(徐朔方《论〈西游记〉的成书，《社会科学战线》1992 (2) ；程毅中、程有庆《〈西游记〉版本探索》，《文学遗产》1997 (3) ) 李安纲认为作者应为道教徒，并在其《新评新校西游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中署名为“无名氏”。

而张乘健则认为，尽管吴的著作权需进一步确证，但绝不可能出自道教徒之手。

(《略论〈西游记〉与道教》，《河南大学学报》1997(6) ) 黄霖通过对《西游记》原刊的出现年代及陈元之序的分析，认为吴确实不像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其书原本出自端王朱观淀时期的鲁王府”。

(《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Ⅱ》，《复旦学报》1998(2) )坚持吴承恩著者权的有陈澉、蔡铁鹰、吴圣昔、杨俊、刘怀玉等人。

陈澉在《吴承恩作〈西游记〉的内证》中指出：《西游记》中九十六、九十七回唐僧师徒被诬下狱与吴任长兴县丞时一件自身“冤狱案”极其相似；另外，吴承恩的荆府纪善之任与书中“玉华王府”有直接、密切的联系，此二例恰是吴承恩作《西游记》的内证。

(《北方论丛》1990 (2) ) 刘怀玉则由第六十六回提到小张太子“收捕淮河水怪”之语，考证作者有意显示地方色彩的心理，认为“为吴承恩作《西游记》说提供了内证。

”(《淮河水神与〈西游记〉》，《明清小说研究》1990(3～4) ) 蔡铁鹰、吴圣昔则从反驳否定论的角度进行维护论证，认为现存资料不足以否定吴承恩的作者地位。

(蔡铁鹰《〈西游记〉作者确为吴承恩辩》，《晋阳学刊》1997(2) ；吴圣昔《陈元之不可能是〈西游记〉作者：评〈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苏州大学学报》1990 (3) )主题研究与作者研究往往互相关联，相互影响。

近年来，《西游记》主题的统一性基本上不再有异议，分歧主要集中于宗教主题与各种非宗教观点。

关于作者的思考，人们似乎较注重于世本中出现的“陈元之序”所透示的信息；另外，对明朝中后期思想史与社会经济的考察也逐渐引起了重视。

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关于主题与作者的研究成果，在开拓思路与解读现有资料方面有着一定的价值。

四、其他研究
除形象、版本、主题与作者研究之外，90 年代《西游记》研究的视野更加广阔，角度更加新颖，为未来《西游记》研究提供了新的领域和新的思路。

王齐洲先生在《〈西游记〉的风格与乐文化的转型》一文中，对明朝中后期社会文化思潮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论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礼乐文化”的发展轨迹，指出明中后期“礼文化”向“乐文化”的转型给人们带来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在《西游记》风格的“娱乐化倾向”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湖北大学学报》1997(2) ) 。

陈洪则从对《西游记》中须菩提的考证中，探讨百回本《西游记》的创作思路，为文本解读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从须菩提看〈西游记〉的创作思路》，《文学遗产》1993 (1) ) 杨义从神话研究的角度审视《西游记》，论述了它在中国神话文化发
展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它标志着中国神话文化的划时代转型，是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之作。

”(《〈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中国社会科学》1995 (1) ) 张锦池则着力于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考证研究，有助于对《西游记》的解读。

此外，还有人从心理学、符号学、童话学、五行说以及比较文学等视角入手研究《西游记》，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的意见，为这一时期的《西游记》研究作出了贡献。

2000 年7 月第27 卷第4 期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简介] 陈金枝(1974 —) ，女，湖北黄冈人，湖北大学人文学院1998 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