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成因作用深入探讨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成因作用深入探讨

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作用之强，都是世界史中所仅见的。它们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独特的产物。

在中国封建剥削关系中，农民必须向国家交纳田赋、杂税，还要服徭役。不仅要受封建国家的剥削，还要受到地主的剥削，中间层次是地主（它包括贵族、官僚以及一般的中小地主）。最上层是封建国家。这种剥削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农民所受剥削量大小的伸缩性很大，它可以相对轻，也可以极重，主要取决于封建统治阶层的调节力量的大小。

在中国封建社会剥削结构中，农民所受的剥削可分为可控部分和不可控部分。先看可控部分，这一部分主要由田赋、人头税以及法定的徭役等组成。历代王朝，赋税定额及征收方式不尽相同。但是，田赋和人头税是相对稳定的，相比之下也不那么重。杂税和徭役则是由国家控制的一个可伸缩量。在王朝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国库充实时，这个可伸缩量就较小。但当国库亏空或有边患时，这个可伸缩量就会因横征暴敛而扩大。他们除受封建国家剥削外，还要向地主交地租。地租是国家不可控部分，地主对佃农的地租剥削率比国家田赋高得多，《汉书》《食货志》载，“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夹在封建国家与佃农之间的地主阶级，就充当了一个剥削放大器。尤其是官僚地主更是有恃无恐，剥削无度。越到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佃农人数骤增，地主剥削所占比重也越大。其恶性发展，一方面造成农民失去简单再生产的能力，被推到饥饿死亡的边缘，封建统一大国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被瓦解；另一方面，造成封建国家财政枯竭，难以维持庞大的国家开支。唯独这个饱吸农民血汗的中间剥削层次，象肿瘤一样越长越大，最后吸干了国家机体的营养，导致农民铤而走险，国家全面崩溃。

封建剥削和压迫加剧的后果只是为农民大起义准备了土壤。任何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需要相当的组织力量。因此，仅仅只有农民所受剥削压迫深重这一点，而没有把革命力量组织起来的要素，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仍是不可能的。

稍微具备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世界中古史中，很少看到中国封建社会那种每隔两、三百年发生一次的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而且这些大起义都发挥了摧垮旧王朝、使新王朝得以重建的巨大历史作用。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农民起义的反抗目标就可以发现，在一个王朝中前期，农民起义是地区性的、规模也不太大，反抗目标往往只是贪官而不是皇帝。如明代中前期最著名的1511年以刘六、刘七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攻城克堡，杀贪官污吏，势力到达北京附近，并从河北进入山东、河南，南下湖广，抵江西，又北上进攻北京，打得明廷大有招架不住之势。这支农民起义队伍首领之一赵说：“今群奸在朝，舞弄神器，浊乱海内，诛戮谏臣，屏弃元老”，“乞陛下睿谋独断，枭群奸之首以谢天下，即枭臣之首以谢群奸”。他们的反抗目标，主要是针对当权的群奸。只要明主杀“群奸”以谢天下，他们甘愿杀头。王朝中前期的农民起义，大多是杀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地主，而不是把矛头指向以封建皇帝为代表的国家。

王朝末期整个官僚机构腐败，推翻以皇帝为首的整个官僚机构就成为全国农民统一的目标，农民起义必然就是全国性的。汉末黄巾军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已有改朝换代的意思了。隋末农民大起义历数隋炀帝的十大罪状。指出起义原因是：“今同苦朝政，各兴大义”。除了反对旧王朝外，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也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的目标。我们可以看到，自唐以后农民起义的口号，除了推翻旧王朝以外，平均主义的理想也日益突出了。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宋代王小波、李顺起义则明确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钟相、杨么起义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农民大起义也提出均田，蠲免钱粮，平买平卖的主张。在哀鸿遍野的时候，李自成义军的“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更是富有吸引力的。到清代太平天国时，农民政权甚至颁布了“天朝天亩制度”，提出平均的大同社会理想。……。

农民起义口号的发展，说明反抗目标日益明确——从王朝初期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末期反对整个朝廷；从王朝早期仅仅提出某些具体反对目标到后期发展到追求平均主义的理想，这充分说明农民起义的程度、目标与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的变化及腐败程度相关联。

总之，如果说农民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主要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生产劳动推动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那么当他们被封建统治集团及贪官、地主的多重压迫而陷于无法生存的困境之中时，除反抗---起义，别无他路可走。

再说；农民起义之根源（二）

勤劳善良的农民，是中国传统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主要承当者。二千多年来，神州大地上曾经出现过的充满田园牧歌景色的农村、拥有上百万人口而又宫室坊市秩序井然的繁华城市、举世无双的手工艺品、色彩斑澜的诗词歌赋、气理宏论和天数医农之学……所有这一切令人叹为观止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就无不与农民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然而，二千多年间的农民，大多数时期都处在仅能勉强维持产品和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处境之下；甚至，就连这简单再生产过程也会被经常发生的巨大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封建官绅超强制的盘剥所打断。可以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最具吃苦耐劳精神，但同时又被封建王权、神权、族权深深地压在社会最底层。

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漫长的中世纪，充满着农民反抗剥削、压迫和摆脱贫困的斗争，贯穿着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起义。“中国农民从对抗贫困而要求人身权的狂暴的幻想，到反对土地特权而主张平等的理想，是从长期斗争的经验积累而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在人类历史上，农民用无量数鲜血写成的阶级斗争诗篇，其韵律是豪迈而铿锵的。诗篇中的阶级对抗观念是全人类解放史的节奏。前一个历史阶段对抗的经验正是后一个历史阶段阶级对抗的发展的必要阶梯。”因此，考察历代起义农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封建社会前期起义农民争取人身权的斗争

唐中叶以前，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反赋役及争取人身权方面，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

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是在苛重的徭役下发动起来的。秦王嬴政吞六国、统天下，建立起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为了巩固帝国的统一，满足专制君主的一己私欲，大大强化集权国家的公共职能。修驰道、筑长城、建阿房宫等，征发了大批劳动力，而陈胜、吴广就是被派到渔阳屯防的戍卒。史载：“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这些被奴役的戍卒在“失期皆斩”的法律之下，高举起农民要求人身生存权的义旗，揭竿而起，展开了同秦廷暴政的斗争。这说明暴动是直接由死亡威胁引起的。

象这样反对苛重的徭役，争取人身权的农民斗争，在封建社会前期屡屡发生。南北朝时，“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因此，这时的农民起义多为反对苛重的徭役，因“却籍”事而兴。如《南史·茹法亮传》说：“上籍被却者悉充远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阳人唐寓之因此聚党为乱，鼓行而东，……三吴却籍者奔之，从至三万。”北魏六镇起义以后扩展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因同样原因而引起：“昔皇始（道武帝）以称防为重，盛简亲贤，拥·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边。……及太和（孝文帝）在历，……丰沛阳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便为虞侯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镇人浮游在外，皆听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留防在六镇的拓拔部本族人民，随着阶级的分化，没落为府户，“役同厮养”，终于由此而爆发为六镇起义。

隋末农民起义也是如此。隋炀帝开运河，仅通济渠就调发了百万以上的农夫；永济渠的开凿，因“丁男不供”，竟以“妇人从役”。对高丽的战争，更“增置军府，扫地为兵”，仅战士就有113.3800多万人，而“馈运者倍之”。所以，王薄山东一呼，“避征服役者多往归之。”以后李渊从太原起兵夺取政权时，还矫命说隋炀帝要征兵再伐高丽，以激起人民对隋王朝的痛恨，从而利用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和力量。

需要指出，封建社会前期的起义农民，在争取生存权的同时，要求财产公有，要求撤除那些直接压在他们头上的封建官僚的特权；在争取人身权的同时，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要求人人同等地劳动。他们不仅通过宗教教义模糊地提出“太平”幻想，如东汉末年的起义农民组织“太平道”、“五斗米道”，其所倡“太平”，即取义于道教《太平经》“太平世”财产共有的幻想，而且更以血与火的手段展开抗争，以暴力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二、建社会后期起义农民分产均产的思想主张

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即自秦汉之际至唐代中叶（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八世纪中叶），劳役地租是封建地租的支配形态，农民被军事组织的强力束缚在土地上，在鞭子的驱使下进行着非人的劳动，繁重的赋役、超强制的剥削与掠夺以及严刑峻法使其时时面临死亡的威胁，故而对生存权利和最起码的人身权利的争取就成为他们的首要要求；那末，中唐以后的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以实物地租为支配的形态，尽管超经济强制的剥削依然混合着很重的劳役，但农民总算可以取得些劳役形式的中断的机会，可以自己负责在好象是自己占有的或使用的土地上从事生产，他们的人身权也由于不断的斗争而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所以，此时起义农民已不限于人身权和生存权的要求，而是进一步地提出了更为现实的均平口号。

唐末王仙芝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隐然以代天补不足、均贫富为职志。北宋初年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明白提出“均贫富”的口号，《渑水燕谈录》卷八说：“……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附之益众。”其后，李顺继王小波率领义军，“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把“均贫富”的主张付诸实践。南宋钟相、杨么的起义亦以“等贵贱，均贫富”为号召：钟相“阴语其徒则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持此说以动小民，故环数百里间，小民无知者，翕然从之，……如是凡二十年。”这“等贵贱，均贫富”的要求，实质上是要求废除各有等级和劳动力户口直接支配等等封建特权，以期消灭封建的贫富不平的现象。如何实现这一主张要求呢？一是在阶级斗争尖锐之时，奋起抗争的农民以暴力手段对剥夺者以反剥夺，如统治者即指责钟相、杨么起义是“谓国典为鸦邪法，谓杀人为行法，谓劫财为均平”；陶宗仪《辍耕录》记元代红巾军起义时的一首扶乩诗也反映了这一点：“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人者，杀尽不平方不平。”二是通过劳动人民相互之间的互助，或者合理分配来达到财产的平均，如宋代方腊起义中，“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小康矣”，“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力以相赈恤。”

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更提出了“均田免粮”的战斗纲领，并且将之付诸行动，有个地主记述当时打土豪、分田产情景道：义军“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远，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究棍认为祖产者，亦有强邻业主，明知不能久占，而掠取赀物者，有伐树抢粮，得财物而去者，一邑纷如沸釜，大家茫无恒业。”所述固为污蔑之词，但从中仍可看到当日农民起义军打倒地主，并把地主占有的田产归农民所有的盛况。李自成“均田免粮”的主张和行动，包含着反对封建主义“主权即私有权”的要求，受到当时农民群众普遍而又热烈地欢迎，当时歌谣曰：“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这反映出农民渴望没有剥削和掠夺，人人丰衣足食，反对封建主义无限制的贡纳制度的社会理想。这理想在不

根本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单纯依凭着农民阶级自身的一腔热血，自然是无法实现的，但正如列宁所说，它“表现着农民为求平等而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完全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那种革命愿望。”

三、农民的物质实践活动特征与起义农民理想的破灭

秦末以来的二千余年间，曾发生过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但这些被逼无奈而奋起的农民抗争，或被封建统治者无情剿灭，或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来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与之相应，从东汉起义农民的“太平”纲领到明末起义农民的均平思想，历代起义农民所提出的社会理想都逐一宣告破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仍然被压在社会生活最底层，承受着深重的剥削。于是，剥削——反抗——失败，剥削——再反抗——再失败，……历史似乎就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式地运行着。

为什么历史上的中国农民前赴后继地浴血奋战都难以实现他们的社会理想？著者认为，应从分析中国农民物质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特征入手来探讨其间的原因。

近代工业革命以前，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以至社会进程对于自然环境有较大依赖性。传统中国以农立国，而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则对中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黄河流域冲击平原肥沃、松软的土壤，较早地孕生了农业文明，使得我们的祖先在劳动者个人生活能力和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劳动者个人独立性十分微弱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原始共同体的集体生产力创造出一定量地剩余生产品，从而“早熟”地迈入文明时代门槛。

古籍中关于“益烈山泽”、“禹疏九河”的记载，卜辞里关于“王大令众人曰：·田”的记载，《诗经》里关于“命我众人，乃钱、“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等记载，所有这些都表明那里不但林莽荒原的垦辟、河流渠道的疏导这类大工程实行大规模的集体协作，即使“南东其亩”的田亩规划，田间“阡陌”、“沟洫”的开掘，农具的制备以及耕耘收获等劳作也是由各级村社共同体的首领们组织指挥和监督“众人”、“农夫”们集体进行的。初民正是主要依靠这种原始的集体协作的生产力创造了足以装满“千斯仓”、“千斯箱”的剩余产品和居于当时世界最先进行列的远古文化，从而比西欧一些民族的文明史超前了1000多年到2000多年。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作为社会基本生产者的“众人”、“农夫”们，虽然已经拥有了如《诗经·豳风·七月》所展示的那种个体家庭经济，但他们仍然“象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长期脱离不了“氏族或公社的脐带”，因此，由这种“脐带”联结起来的“井田制”公社那样的共同体就长期保存了下来。在这种共同体内，作为公社成员的每个“众人”、“农夫”的生老病死和衣食住行，每个农户一年四季的生产和生活，全都处于诸如“三老”、“啬夫”、“里胥”、“邻长”、“田畯”之类的共同体首领或执事人员的专制性监户之下，而这些首领和执事人员又无条件地服从更高层的共同体首领，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较为专制的”那一类公社共同体的特征。这样，殷周时代就形成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特殊的”“家族奴隶制”：“在这里，奴隶不是直接地形成生产的基础，而仅是间接的氏族的成员”；其时的“众人”、“农夫”们就不可避免地处于马克思所说的“普遍奴隶”的地位。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变革性过渡，秦汉以后的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发展时期，而国家编户制下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成为这社会的物质经济基础。这种小农经济是古代社会很早就有的因素，但它沿袭到中世纪便成了统治的形式，成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由秦始皇开始而延续了二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始终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和地主——农民这样的封建阶级结构之上，故其一直把维护这种自然经济基础视为自身保障的命根子。明乎此，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历史上何以会形成并始终奉行“重农抑商”、“崇本抑末”的理论和政策。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以其能力达到的程度而论，劳动生产率是相当高的。如约在西汉初年，农民的一

个全劳动力就已能达到“一夫为粟二百石”的劳动生产率。按当时1石合近世0.2市石，并以每市石粟为135斤计算，那时一个全劳力已能年产粮食5400市斤或2700公斤，这已经比十二三世纪一个占有全份地的英国农奴的劳动生产率（约年产粮2320公斤）处于较高水平。再就一个农业全劳力可能达到了剩余产品率来看，西汉初也已达到“上农挟五（人），中农挟四（人），下农挟三（人）”的水平，甚至有些地方还能达到“中农食七人”的水平；即使以每个全劳力除供自己衣食外，再能养活四人这样一种中等程度计算，公元前二世纪时，中国的一个全劳力农民能够创造的剩余产品率也已达到80%，这比十二世纪时一个拥有全份地的英国农奴创造的约77%的剩余产品率还要高一些。

然而，付出巨大艰辛、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农民，生活景况甚为凄惨。孟子对战国时期小农家庭经济状况做过估计：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失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照其所述，在最正常的年景、最理想的“王道”境界，耕种“百亩之田”的“数口之家”，劳碌一年也不过是“无饥”而已。晁错描绘西汉时小农经济情景道：“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数，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如此描述，绝非个别情形，在二千余年的历史上实具有普遍性。而处于这种生存状况下的农民，自然会从其自身物质经济利益出发而产生一些社会理想，并试图为改变自身生存状况并进而争取到理应获得的人身权利而展开各种各样的努力。中国历史上所以会爆发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农民起义，确有其正当性和必然性。

不过，先民本是靠着发挥原始共同体的集体生产力而进入文明时代的，这样一种“历史文化基因”，再加以特定人文——自然环境下的现实生存需要，使得中国农民历来富有服从整体利益需求的集体精神。就一般情形而论，作为个体农民普泛性的理想是“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只要能通过勤苦劳动而有饭吃就行了，就能知足常乐、顺天安命。只要社会上下层阶级为主体的大多数成员能够达到这一点，即便存在着贫富差距、阶级剥削，农民多能毫无怨气地安于现状。在落后的生产力和封建专制制度支配下形成的这样一种个体心态，凝结成的农民集体精神，又长期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来给专制统治的“国本”提供养料。而农民则由于缺乏个人独立性而无法改变其赖以生存的封建专制制度给他安排的命运。这样，即使是农民的整体利益严重受损，他们陷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因而不得不铤而走险，起义造反，即使这种起义取得了成功，农民阶级也不可能设计、建构起本质上异于传统的新型社会制度，而只能回复到原先的社会生存状态。至于其曾经提出过的渴望没有剥削和压迫，消灭贫富差别，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也就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归于破灭。中国传统社会一治一乱，循环有序的超稳定现象，或许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种解析。

而农民起义究竟有何意义与作用一直还存在着争论，站在历史学的角度看，农民起义是王朝循环的中间环节而从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看，它既未促进社会进步，也未阻碍社会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规律，也对当今中国该如何正确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