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重新评价农民起义

[历史] 重新评价农民起义近几年，曾经是史学研究热门的农民起义研究陷入沉寂，几乎看不到这方面的论著。

究其原因，是有关农民起义的研究陷入误区，走入了死胡同：由于过去片面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行农村包围城市，农民作为主力军，在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因而我们的历史研究一反历代史书将农民起义定性为“乱匪”的惯例，对农民起义予以了充分的歌颂和赞美。

在这种错误比拟思想的指导下，历史教科书将历史简单地描绘成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迫使农民起义——建立新政权，减轻剥削——贪婪的地主阶级又加重剥削和压迫——又爆发农民起义……的不断循还，农民起义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

这种形而上学的论点当然是不能正确解释历史发展的。

拨乱反正以后，有人从根本上否定过去对农民起义研究的成果，认为农民起义是“造反有理”，但是“造反无功”，农民起义的客观效果“是使千百年创造的文化精品和社会财富毁于一旦”[1]。

不过，这种对农民起义进行全面否定的“新见”似乎并未被史学界所接纳，应者寥寥。

农民起义研究在此后竟处于停顿，这无论如何也是不正常的。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农民起义进行重新研究。

一、对农民起义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必须承认，在对农民起义的研究中，我们过去有形而上学的倾向。

由于对农民这个受压迫者对地主阶级反抗“造反有理”的全面肯定和歌颂，史学界长期认为，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甚至是唯一的动力；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因而对所有的农民起义均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凡是农民起义均是“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而没有考虑过应对每一次农民起义的作用进行具体考察和具体评价。

十年动乱结束后，史学界虽然围绕农民战争是否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展开过讨论，但对全部农民起义仍是持肯定的态度。

而持农民起义“造反无功”的“新见”者，虽然一反史学界的传统观点，全盘否定了农民起义对社会发展有可能起推动作用，却仍然未能考虑到应对每次农民起义的作用进行具体的考察和分析。

我认为，以上两种对农民起义进行评论的观点均可称为“一概而论”派，都犯了观察事物、评论事物绝对化的主观主义的错误。

试想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有数百次，背景、原因、过程、结局都有一定的差异，作用又怎能完全一样呢？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这段曾被广泛引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作用的论述，并不是“一概而论”的。

毛泽东同志在这段话中加有两个限定词：“较大的”和“多少”。

那么，可以肯定，“较小的”农民起义显然是未包含在内的；即使是“较大的”农民起义，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有“多”与“少”的区别。

由此可知，毛泽东同志是主张客观地对每次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作用都进行具体的考察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的。

遗憾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论述虽被研究者广泛引用，而却往往忽略了其中的限定。

既然农民起义有“有作用”或是“无作用”，作用是“大”还是“小”等区别，我们在研究农民起义时，应该对其具体分析，决不可以采取“一概肯定”或是“一概否定”的态度。

二、农民起义不仅有“失败”，也有“成功”传统观点认为，农民起义对社会生产力有推动，但农民起义本身要么是被统治者所镇压，要么是被“混入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篡夺”了去，因些“总是陷入失败”。

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农民不代表新生产力，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即使有志建立，也必然迅速瓦解。

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3]。

这是就“农民革命”的终极目的来立论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客观规律。

就“农民革命”的终级目的而言，“总是陷于失败”；就“农民革命”的作用而言，并不总是“失败”。

在中国封建社会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中，有些农民起义确实“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像隋末农民起义一样，被山西的地主阶级人物李渊、李世民“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但仍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贞观之治”。

这应是相对的“胜利”，而不能说是彻底的“失败”。

如果农民起义的领导人自己做了皇帝，像秦末农民起义领导人刘邦、元末农民起义领导人朱元璋那样，重新建立一个比旧封建政权稍好一些的新封建政权，“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从而较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更是一种较大的“胜利”了，因为他走的是“历史必由之路”。

历史只能是奴隶制代替原始社会，封建制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的，从来就没有农民起义建立“农民政权”来代替封建社会的可能。

因此，在封建社会中的新生产力——资产阶级还没有出现以前的农民起义，要对历史起到推动作用，就只能打倒一个极其残暴极其腐朽的旧封建政权，重新建立一个“此善于彼”的新封建政权，走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历史必由之路”。

因为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还不可能意识到他们受苦的根源在于封建剥削制度，他们并不反对一般的剥削，只是希望能够减轻剥削。

所以农民起义只是反对暴君而不反对“好皇帝”；反对贪官而不反对“清官”；反对恶霸地主而不反对一般“不劣”的地主。

如果农民起义领导人，自己做了“好皇帝”，任用大批“清官”，打击恶霸地主，轻徭薄赋，做到政简刑清，安定统一，使农民生活比过去稍好一些，就更是对历史的较大贡献了。

相反，如果农民起义者不走“历史必由之路”，执行了违反历史要求的错误政策，或由于其他种种原因而遭到失败，没有摧毁旧的封建政权，不但自己人当中不能涌现一个“好皇帝”来建立新的“此善于彼”的封建政权，甚至也没有给“利用”者提供一个较好的条件，战争失败之后，带来国家分裂、异族入居中原以及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农民自然是很痛苦的，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说不上有多大的作用了。

例如黄巾起义的失败，使国家分裂成魏、蜀、吴三国，并且造成连锁反应，使西晋王朝的统一也不能持久，混乱了好几百年。

又如黄巢起义的失败，也带来“五代十国”的分裂，赵匡胤后来虽然勉强统一了大部分地区，但因为没有农民起义为他摧毁旧的封建势力，他建立的这个封建政权，就不及唐朝那样强大和巩固，不能抵抗外来的侵袭。

这当然也是对农民阶级很不利的。

还有更多的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很快遭到失败，结果带来了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

例如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失败之后，宋徽宗立即恢复了“花石纲”，还增加了更大规模的剥削。

这对农民阶级就更没有多少好处了。

所以，农民起义只要走的是“历史必由之路”，摧毁了旧的封建政权，自己或由他人来建立一个“此善于彼”的新封建政权，就应当算完成了历史任务，就是“成功”了的农民起义；反之，就是“失败”了的农民起义。

历史客观地证明，中国历史上确实是有取得了相对“胜利”，“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成功”的农民起义。

这样的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即使当了皇帝，走的仍然是“历史必由之路”，完成的仍然是农民起义的历史任务，说不上是对农民起义的“背叛”。

三、农民起义对社会历史推动作用的表现封建社会在它发展的同时，它本身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也日益展开，并趋于尖锐化。

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必然表现为占据国家机器并拼命维护旧统治的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的矛盾，或者说生产过程中的个体性质与封建所有制的矛盾。

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导致农民起义。

因而，从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开始，两千年来爆发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其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4]。

由于农民不代表新生产力，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农民起义的伟大作用就只能是——对残暴的封建统治给予沉重的打击，迫使或促使新的统治者调整政策，使整个封建政治经济诸关系发生相应的变化，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

农民起义对社会历史确实是有推动作用的。

首先，推翻极其残暴极其腐朽的封建统治旧政权，重新建立一个“此善于彼”的封建统治新政权，是农民起义的目的。

而历史上的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如秦、新莽、隋、唐、元、明，都是由全国性的农民起义所摧垮、推倒的。

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不摧毁这些残暴腐朽的封建旧统治，贵族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以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就不能阻止，“此善于彼”的封建新政权就没有建立的可能；那么，广大农民连简单的再生产都很困难，更不必说扩大再生产了，哪里还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社会历史的前进呢？因此，必须承认，是农民起义摧毁了封建旧政权的统治基础及国家机器，才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农民起义对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其次表现在迫使封建统治者“改造”或“调整”政策。

封建国家的政策，在根本上是处理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当然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

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加速或阻碍的作用；封建国家的政策，也是这样或者是顺应生产力的发展，或者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封建国家的政策不是不可变换的。

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过程中，由于农民起义者惩办了一批剥削、压迫农民最深，农民最痛恨的封建官吏、恶霸地主，从而教训了封建统治者，使他们在以后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时候，有所收敛。

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后所建立的新的封建王朝所采取的政策一般都有特别显著的改变，往往都能执行缓和阶级矛盾、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政局、使老百姓能生活下去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这一政策与前一王朝“役重赋勤”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个变换不能不说是农民起义造成的。

大量事实证明，封建统治阶级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不得不逐渐减轻对农民的剥削量。

虽然随着阶级斗争的起伏，剥削量时有升降，但总的是一个下降趋势。

例如：在徭役方面，秦朝时最高达到壮年男子的三分之一以上时间，到汉朝时减为“三年而一事”；唐朝规定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无徭役可纳绢替代；明朝中叶实行“一条鞭法”后，农民可交纳役银以代替徭役。

沉重的徭役负担往往可使农民很快破产。

秦末和隋末农民大起义，都直接反对徭役。

所以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徭役的变化都比较明显。

再如赋税方面，秦代“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西汉初年田租减为十五税一，后再减为三十税一；北魏开始实行均田制时，一夫一妇出帛一匹、粟二石；到唐代每丁纳租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麻三斤；北宋初年，一般是亩输一斗，但因为有“支移”、“折变”以及丁口杂变之赋，实际交纳的远远超过一斗；明初大量实行屯田，民屯“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牛种者十税三”；随后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以及清初的“摊丁入亩”，都逐渐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量。

如果再加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使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削量的绝对比率更有明显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