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政治制度

第二章政治制度在制度文化的诸要素中，经济制度是基础，政治制度是核心。

马克思说：“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①政治制度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形成，并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相适应，它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同时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得以确立和推行。

政治制度既包括政体——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又包括政治思想——凝聚于政治制度中的政治观念形态。

第一节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模式的确立一、周代：向心型政治结构的初建中国古代曾出现过奴隶制宗法贵族君主制和封建君主专制两种政体，前者存在于夏、商、周三代。

夏、商、周三代的先民大都生活在黄河流域。

商部族起于商丘，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北），复迁于殷（今河南安阳）；周部族崛起于渭水流域后，通过伐纣战争，会诸侯于盟津（今河南孟津），战于牧野（今河南新乡），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为东都，从而，黄河流域成为商、周经济和政治文化的中心。

依托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黄河流域，周代的经济结构由殷商的农牧混合型转变为大面积的农业生产，至少在西周，中国已逐渐形成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

周人重农，“夫民之大事在农”，②始终将农业生产置于国民经济的首位，而对商业活动则加以抑制和排斥。

在周代，一方面重贾好货的商业经济得不到发展，使之不可能像雅典、罗马和日耳曼人那样，割断血缘关系的纽带，建立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奴隶制政权。

另一方面，周代保留了远自氏族社会遗存的血缘纽带关系，以单一化的农业型自然经济为基础，以长期定居、安土重迁、依赖于可耕土地的农业家族为社会的基层组织，巧妙地将血缘纽带与国家政体结合在一起，确立了“立长立嫡”、“世卿世禄”的宗法组织。

有学者指出，周代向心型政治结构的初建，有下述三方面的具体表现：其一是重农抑商的经济范型的确立。

其二是树立君主权威。

周天子不仅是天下的“共主”，而且又是天下的大家长。

《尚书·祭统》说：“忠臣以事其君”，《左传·昭公七年》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都对以等级制维护君主权威作了充分肯定。

以君主为至尊，以王权为核心，以专制和集权为统治风格的向心型政治模式，在西周已具雏形。

诚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所指出的：后世“天子诸侯之分始定于此”。

其三是实行分封制。

将周室子弟姻亲及其在灭商战争中的功臣赐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作为王室代理管理这些地区。

在各诸侯国内，诸侯也依例分封自己的子侄为卿大夫。

各封国虽有自己的土地、军队和民众，但在政治上要服从王室的统治，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各封国要自觉承担向王室纳贡的义务，以及为王室出兵以捍卫王室的责任。

分封制的实行，造就了一个向心型的统一大势，形成周王与诸侯共治天下的局面。

③二、秦朝：中央集权政治模式的确立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

他将三皇五帝的尊称合二为一，自称“始皇帝”，在中国的封建制度史上，“皇帝”的称号从此相沿不改。

关于统一后政治体制的确立，秦朝内部有过两种对立的意见。

以王绾为代表的多数官员，主张在齐、楚等地另设封国，立秦始皇诸子为王，以控制边地。

廷尉李斯深知周代分封制的弊端，认为若另设封国，将会重蹈周代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变而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的覆辙。

因此建议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取消分封诸侯的政治惯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122页。

②《国语·周语上》。

制，而用赋税赏赐诸子功臣，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皇帝的绝对权威。

秦始皇采纳李斯“置诸侯不便”的建议，开始在全国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以皇权为中心，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到司法，从经济到军事，严密而又垂直的官僚机构网络。

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在秦的确立，并非偶然。

首先，宗法制的农业社会异常稳固和持久。

周秦之际的社会大变革，虽然一度破坏了它的原有秩序，但是，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相沿未改。

奴隶社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圣原则在封建社会得以继承。

无论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国家对土地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所有权，正如秦始皇在琅玡刻石上所明示的：“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①其次，尽管中央集权取代了贵族分封，官僚机构取代了血缘政治，然而，家族伦理本位的社会组织原则，经改容换形而得到继承，以宗法传统制止权力重心下移的本质并未改变。

再次，秦朝建立后借助政治上的一统，大力推行度量衡的统一、币制的统一、书写文字的统一和道路交通的统一等，这一系列文化一统的举措，有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

虽然，秦朝统治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大一统”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影响至深且巨。

秦朝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以官僚制代替贵族世袭制，顺应了历史潮流，秦朝所确立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体，沿续了2000年之久。

这种政体具有下述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君权至上。

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集中于皇帝一人，地方政府与中央各部门只是名义上的权力机构，一切政务的最高决定权掌握在皇帝手中。

如秦始皇时，“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②又如明太祖朱元璋时，“中外奏章皆上彻御览，每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唯面奏取旨。

”③清嘉庆皇帝说：“朕亲政以来……令出惟行，大权从无旁落。

”④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实行了君主专制下的宰相制，作为行政首脑的宰相和作为国家元首的皇帝在名义上是分职的，但在实践上，最高执政者却不是行政首脑宰相，而是皇帝，皇帝凭借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和垂直型的官僚机构，一统天下。

第二，皇权不可转移，皇位父死子继。

皇帝一旦即位，便终身任职。

皇位的继承严格执行世袭制。

在长期的封建时代，宰相可以由皇帝随意撤换，而皇帝是不可更换的，除了改朝换代，皇位不可动摇。

第三，官僚系统庞大。

从中央到地方，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官员职务分工精致，官员人数数目惊人。

仅据《汉书·百官卿表》载：“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

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今日官冗》条载，景德年间，官万员；皇祐年间，管二万员；治平年间，官二万四千员；绍熙年间，官二万三千五百员；庆元年间，官四万三千员。

官员与日俱增，官制体系日益庞杂，一方面冗员众多，效率低下，一方面又像一张巨网，对专制王权起到了稳固的作用。

李约瑟在比较了中西政治体制后指出：“西方经历过的是军事和贵族统治的封建主义，中国所经历的却是官僚封建主义。

西方的军事封建主义貌似强大，事实上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却更强大，更能防止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⑤①事实也是如此，西方的奴隶社会较为发达，封建社会就不够发达；中国的封建社会发达而成熟，延续的时间几为欧洲的一倍，资本主义较难产生。

其中原因，既与专制王权及庞大的官僚系统对社会的严密控制相关涉，同时也缘于专制王权赖以存在的小农经济。

个体农民一方面受到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一方面又受到国家权力的支配，但是人身仍有一定的自由，这与西欧封建社会领主制的庄园经济和农奴制有很大的不同。

小农经济的特点之一是缺乏社会凝聚力，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

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

”“他们不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廖道南《殿阁词林记》。

④梁章钜《枢垣纪略》。

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

……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①②秦朝所确立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从朝廷指向地方，一切权力向皇帝集中，民间可以自为的范围越来越小。

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前，由于小农经济沿袭未变，封建专制集权制度也为历朝所沿用，对此，谭嗣同曾概括道：中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

”第二节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政治文化从属于制度文化，由集权制度派生的政治理论、政治思想，不能不打上集权制度的烙印，同时，传统的政治文化对于集权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又起着重要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因为人要生存必然要生产，要分配，从而构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这种关系构成的社会，又产生了个体与公众、服从与支配、权力与制衡、决策与纠误、为官与治理等一系列关系。

孙中山先生曾概括道：“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

”②③围绕着如何“管理”，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思想。

一、为君之方：亲贤远佞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大多认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肯定君主的绝对统治。

在儒家，从来就把权力是否下移作为衡量国家治乱的重要标准。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③④法家更是力主君权至上，韩非说：“道无双，故曰一。

”④⑤道是万物本原，君主就是道的体现者，君主在政治上支配一切。

墨子一方面说：“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⑤⑥一方面又强调：“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

⑥⑦既然一切权力归君主，国家命运系于君主一人，那么，为君之方自然成为古代政治思想家所关注的内容。

综合他们的论述，其关注的内容主要有二：其一，强调人的作用。

《礼记•中庸》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荀子·君道》说：“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这里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谓“人”，一是指民，二是指臣。

就臣而言，他是君主的股肱，君是首，臣是四肢，圣主离不开贤臣的辅佐。

李觏说：“夫守国之政，行政在人。

人不忠而乱乎政，政乱则国将从之”。

⑦①指出君主不得其人，将导致政乱国亡。

其二，强调为君者要亲贤臣，远小人。

汤斌说：“自古有为之君，必亲君子，远小人，与君子日亲，自与小人日远。

与小人日远，凡声色货利之欲、土木兴作之烦、奇技巧淫之物，俱耳目所不及见，心思所不及谋。

……人君之职，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择相”。

⑧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再倡导“亲贤远佞”、“用忠去奸”、“慎选举”之类的主张，而衡量“贤”、“忠”与否的唯一标准便是道德高尚与否。

事实上，权力是导致腐败的温床，在权力不加限止的作用下，道德高尚的人也可能腐败。

以何种有效的监督机制来防止官吏的腐败，却历来为传统政治文化所忽视，其后果便是“小人乱政”、“权奸误国”在历史上一再重演。

究其原因，在于古代政治思想家所期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③《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④《论语·季氏》。

⑤《韩非子·扬权》。

⑥《墨子·天志中》。

⑦《墨子·尚同上》。

①李觏《李觏集》卷21，《庆历民言·本仁》。

望的为君之方，是以“凡君皆圣皆贤”为假设前提的，荀子就说过：“非圣人莫之能王”，③问题是，理想中的圣人与现实中的君主并非等同，期望一个昏君来“亲贤远佞”，在实践上往往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