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影评

《朗读者》：现代性与大屠杀

图宾根木匠发布于：2009-06-18 12:04

打动我的不仅仅是凯特·温丝莱特的裸体，更多的是那位风烛残年的汉娜·施密茨悬梁自尽的身影——这位泰坦尼克号上的老肉丝曾经在成就了一段世纪浪漫之后把她的“海洋之心”还给了大海，而这一次，老肉丝缓慢、滞重、无依无靠，她把生命还给了世界，而导演甚至不忍心让我们看到她自缢的样子。

然而她还是死了，于是拉尔夫·费因斯的眸子里再一次盈满了比《不朽的园丁》里更多的泪水——动情的男人比动情的女人更能震撼人心，看到这里，我亦为之动容了，而我的抒情欲望迫不及待的喷薄欲出，甚至一定要用一个“射”字才能表达我斯时斯刻的心情……

但我又觉得，文艺腔的抒情在面对这部电影时总有些无的放矢，片中那股化骨绵掌式的阴风处处在而又处处不在，如果要剖析《朗读者》的力量，一些经典的电影批评工具应该被悬置（大白话叫“放弃”）——使用社会学甚至（古典）政治哲学的方法，或许才能为我们打开通往《朗读者》力量之源的一扇明窗（只针对影片，不涉及原著）。

一、劳动分工与道德盲视

《朗读者》的前半部分披着一件不伦之恋的外衣：少年麦克和熟女汉娜一次莫名的邂逅成就了他们的露水夫妻生涯，这两个人没有什么来由的迅速堕入了情网，如果故事这样继续下去，无非是又一次惊世但不骇俗的忘年恋曲罢了；但汉娜在纳粹党卫队工作、担任集中营看守的身份被揭开后，故事开始急转直下，汉娜从一个孤苦的女子转变为十恶不赦的杀人狂，一个安分守己的德国御姐成了纳粹助纣为虐的帮凶，麦克也为自

己与这位女魔头的关系陷入深深的自责——于是《朗读者》中蕴藏的某种道德力量扑面而来。

但汉娜并未觉得自己践踏了道德，她在法庭上无力却直白的辩解直指每个人心中的道德标尺——在汉娜看来，她挑选囚犯送往奥斯维辛，她在大火烧房时不给犹太囚犯开门，这关道德什么事呢？

确实不关汉娜的“道德”什么事，大屠杀不是一次人类的偶然放纵和兽性勃发，而是现代社会的必然性所导致——现代性的发展导致了大屠杀的发生，而且这种可能性仍然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酝酿并且随时有可能发酵。汉娜的道德观其实就是大屠杀所呈现出的道德盲视的典型体现：我们必须注意，汉娜并没有直接杀死、烧死某个囚犯，她只是按照规程挑选囚犯，或者按照守则没有开门，仅此而已，而这种情形，正是现代社会中的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必然后果。在现代社会中，“所有的劳动分工使对集体行动的最终成果有所贡献的大多数人和这个成果本身之间产生了距离”【1】。在一条条日益细化的现代社会产业链中，每个人都只是一颗螺丝钉（想想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吧），由于最终产品的复杂性，其实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凝聚在最终产品中——纳税人对这一点的感受无疑更加深刻。而这种分工的后果一方面带来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勃兴以及整个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变，另一方面则使得产品的道德本性在劳动者的评判体系中漂移了——化工厂的工人看到电视里的战争新闻时会哭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痛恨自己的工作，他们也不会基于此而产生对自己道德责任的批判认知。举个例子，“将烧死婴儿的过程划分为细微的功能任务，然后将这些任务彼此间隔开，这已经使那种认知变得无关紧要了——并且也是非常难以达到这种认知的。同时还要记住，是化工厂制造了凝固汽油弹，而不是哪个工人个人制造的……”【2】——这种无知（及其带来的道德盲视）在越来越长产业链中无疑将进一步被夯实（想到这里，我决定给卷烟厂的哥们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于是，由于现代社会细致的劳动分工，迅速导致了第二个恶果的出现：以技术的责任代替道德的责任。“技术责任与道德责任的不同之处在于：技术责任忘记了行动是达到行动本身以外的目的的一个手段”【3】，这也就是道德盲视的直接恶果。对汉娜来说，她不需要评判她的行为所造成的远端道德后果，她挑选囚犯去奥斯维辛，这只是她的工作，而且把这个工作做的“出色”是她的“份内事”——汉娜在法庭上甚至强调定时送走部分囚犯以腾出空间是她的“责任”。对于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汉娜应该并不清楚：甚至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汉娜会开枪。所以，奥斯维辛的暴行和汉娜的行为之间的联系被模糊了，而且我们也很难认定奥斯维辛中的哪些人是被汉娜选出来的——这种联系又一次被模糊了。这并不是汉娜一个人的问题，在整个纳粹战争机器中，有无数个汉娜，对他们来说，在漫长产业链上的工作是如此的琐碎，所以，“一旦与他们遥远的后果相分离，大多数功能专门化的行为要么在道德考验上掉以轻心，要么就是对道德漠不关心”【4】。显然，本性善良的汉娜犯的就是掉以轻心和漠不关心的毛病。

现代劳动分工本身也天然排斥对劳动本身的价值评判（所谓“国家主席和掏粪工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所以，汉娜拒绝西门子的升迁选择去党卫队应聘集中营看守也无可厚非——虽然有逃避文盲身份的企图，但在当时的德国，这只是一次普通、或许还略有点提升意味的跳槽，事实上，从公司职员变成国家公务员在如今的绝大多数年轻人心中都是职场成功的表现。

对照当今的高科技战争，汉娜的道德盲视就更是个普遍现象。“由于是…远距离地‟杀害，残杀与绝对无辜的行为——比如扣动扳机、合上电源开关或者敲击计算机键盘——之间地联系似乎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飞行员把炸弹投向广岛或者德累斯顿，在导弹基地分派的任务中表现出色，设计出杀伤力更强的核弹头——并且它们都没有破坏一个人的道德完整，也没有导致接近于任何的道德崩溃”【5】。这些道理在米格拉姆的权威服从实验中已经得到了确凿的证明，但口笨舌拙的汉娜绝对说不清这些大道理——她的徒劳辩解反而更加重了对她的判决。

《朗读者》的故事层面下隐藏的这种道德盲视又通过整部影片的“道德扭曲”叙事奇观式的体现了出来：事实上，汉娜与麦克这段不伦恋所提供给观众的，正是一种道德僭越的快感；而汉娜在一直逃避自己文盲身份的事实的同时，也时不时流露出她自己的道德羞耻认知：在现代社会中，不识字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即使身陷囹圄，汉娜也不愿意戳穿——麦克帮助汉娜隐藏了这个秘密（另一个细节是，当麦克在浴缸里读到有关色情的描写时，汉娜打断了他，她认为这也是“羞耻的”）。于是，观众们在《朗读者》中看到的正是这种现代性所孕育的奇怪道德体系：一种对知识所带来的现代性身份的膜拜、对个体欲望的放纵倾向（伴随着对其在公众场合的有意遮掩），以及对大屠杀的漠不关心——不是汉娜不关心，而是所有现代人都不关心（起码在有意无意的助长着这种不关心）。

二、官僚体系与死亡工厂

汉娜是个好人，当我们看到她像李素丽一样在电车上勤勤恳恳的剪票时，没人会怀恨她。而且身处现代官僚体系之中，汉娜只能这么做——不识字的她显然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才能达到这一结果。但现代官僚体系所带来的弊病也是骇人的，“在官僚体系的背景下行为的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后果是官僚体系行为对象的非人化，也就是可以用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对象”【6】，而这一点显然也是前述劳动分工的必然体现。

对汉娜来说，她的工作对象不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不是被送往奥斯维辛后惨绝人寰的屠杀照片或者死亡行军中的验尸报告，她的工作对象只是一张张报表、一个个数据、一枚枚公章而已（即使是文盲也得面对这些东东工作）。当然相对来说，汉娜的工作比较粗鄙——她不识字，因而无法成为现代官僚体系中一个称职的文员，所以，她只能在整个官僚体系的最底层艰难的挣扎。

于是，汉娜不得不直面在起火的房子里号哭喊叫的众多犹太生命。但是，这无疑是一次无耻的责任转嫁——下命令的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要让底层执行者来承担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