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传统在当代中国的价值与出路

论儒学传统在当代中国的价值与出路

【内容摘要】儒学作为一种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自其诞生之初至今实质上并没有发生太过革命性的变化，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儒学本身也始终是采取着富有“儒式”特点的中庸的方式丰富着自身。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儒学所固有的特点，使得儒学在发展速度上未能完全跟上通过革命手段由封建帝制转化为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社会的脚步，从而也导致了意图通过恢复儒学传统从而解决当前社会道德民生问题的尝试遭遇了瓶颈——如何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形势下正确认识儒学传统的价值，如何为儒学传统在当代中国正确定位并谋求发展出路，便是本文将着重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儒学博物馆金砖四国

关于学术界对儒学传统、儒教中国所作评价如何，笔者参阅了美国著名汉学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约瑟夫·列文森（Joseph.R.Levenson）编写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全书主要采用了思想史分析与历史比较的方法，以“韦伯命题”为研究起点，认为现代化的过程是职业化、专业化、官僚化、理性化的过程，认为以儒教立

国的中国传统社会，缺乏的就是科学精神、专业化、职业化的特质，这主要是由儒教建立的思想世界和思维特质决定的，进而得出了“儒教已经成为了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的结论——著名的博物馆比喻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是笔者对于这种将儒学比作精美陈列品，几乎完全否定其当代实用价值和发展可能性的说法着实不敢苟同，不论是出于民族情感还是理性思辨，笔者始终认为儒学、儒教之于当代中国不仅具有现世价值，同时对于解决目前国内存在的问题有着决定性的发展潜力。

在参阅了一定的资料并作了相应比较分析之后，笔者发现，在目前我们所称的“金砖四国”，也即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之间，不仅在政治、经济、近现代发展模式和历史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某种程度来说，在文化和国故传统、国教传统层面上，同样具有着相当程度的雷同。印度的印度教、俄罗斯的东正教、巴西的基督教传统无不伴随也伴生于各国的发展道路中——相辅相成，兼容并蓄，因而笔者认为，在正确认识儒学价值谋求儒学的当代发展问题上，对同为金砖四国的其他三国加以借鉴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策略。

一、儒学传统的发展现状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在价值取向、科学精神等方面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极大，较之于早期封建体制下的意识形态来说，儒学不论是就其政治领域的地位还是国民思想领域的

统治力来说都是大不如前的。而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次现代版“焚书坑儒”和改革开放后文化交流的国际化、西方化，儒学的地位更是不断下降，以至于就目前来看，虽然针对当前我国存在的民生道德问题被作为了一种回归传统的解决之道，儒学的发展现状仍然是极不乐观的——某种意义上仅仅被作为传统和伦理教化的辅助工具存在于社科人文领域。

就儒学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还比较活跃的形式在公众领域主要是以伦理教育的形式开展，而在学术领域则是以新儒学为代表。

在公众领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儒学所采用的主要是以先秦儒家、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修养之道，主要关注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及礼仪伦理的建设——比较普遍的存在形式是国民教育、公众道德宣传等——因而虽然某种程度上来说儒学在人民思想道德建设中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在当今社会实用主义思潮当道、道德沦丧气氛弥漫的不利形势下，这种本应作为拯救道德危机良药的传统儒学核心思想反而变得可有可无，抑或说杯水车薪了。更令人深感担忧的是，儒学传统中仁义礼智信、内圣外王等具有高度修身价值的内容被架空于空中楼阁般的应试教育中，空留了一副“《论语》式”的文字皮囊而被受教育者诵读，真正在社会环境中发挥作用的反倒成了“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式的儒教君臣观，存在价

值转化为了维持政权稳定的意识工具。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说，目前公众领域的儒学价值只能说是存在和利用，而远不能谈自身发展。

另一方面，在学术领域，由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开创，后经牟宗三、杜维明等当代学者丰富发展起来的新儒学可谓是当代儒学发展的主要形式。上述新儒学家们主张的基本都是在汇通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来解释儒学，发展儒学，乃至建立起某种新的儒学体系。而他们的共同愿望，也可以说都包含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使其在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这种意图与当前我国在面临道德民生困境时将解决之道诉诸儒学的意图是基本一致的，这种淡化儒学与西学等其他文化间壁垒，着重强调其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价值的主张可以说是正确的也是当代儒学不得不走的一条道路。但在具体的实施以及与当代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策略上，这些学者仍未能提出得到广泛认可并行之有效的理论，因而儒学传统现代化在上层建筑中已然得到了起步，但进一步的发展和对社会层面的下放落实仍然远远不够。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儒学传统在当前的发展状况整体来看仍然是不容乐观的，其当代价值仍然有待发掘，其发展道路更是亟需得到详细的规划和实践检验——这不仅是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生存问题，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在意识形

态层面健康发展和解决目前道德沦丧困境方面的重要课题。

二、博物馆——图书馆——规划馆

约瑟夫·列文森被他的导师费正清及当代儒学大家杜维明称为“天才”，又被同行们誉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列文森分析了近代早期儒学与近代早期以前传统思想的继承性问题，进而试图探讨中国儒学思想本身的继承和演进是否能生发出西方式的现代文明。他认为虽然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批评宋代的唯心主义，并形成了与科学精神差相吻合的经验论，但这些思想“只是一束闪光的科学火花，而不是汇入世界潮流并不断积累起来的科学传统”，并且这种经验论仅仅只是“朴素的认识论，一种很普遍的信念，即认为一旦思想置于事实之中，思想就会产生知识”，因为这些科学火花被另外的强大文化传统所遮蔽，即知识阶层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远理想，因此在他们的意识中根本不愿意去发展科学传统，从而也就无法生发出现代西方文化表现出来的科学、进步、商业和功利主义的主题。进而他提出了著名的博物馆比喻——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近代已经衰落，因此可以被放入“博物馆”，其价值在当代只具有“审美”的意义，“因为这些艺术品不再符合我们自己实际意识的任何需要”，它所表现的“并不是某些我们已经获得的东西，而是我们知道已经消失但愿意保存对它的记忆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