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的哲学伦理学争论

异种移植的哲学伦理学争论

【内容摘要】

因同种供器官、供组织短缺已愈来愈明显,异种移植月来渝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它一方面能为得不到同种供体器官的病人带来生的希望,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排斥反应，跨物种感染，人的同一性和完整性问题，动物的福利问题，卫生资源的分配公正问题，异种移植器官商品化等。本文对这个充满争议、比较危险的基因工程应用技术以及所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分析。

【关键词】

异种移植伦理问题

【正文】

人食五谷杂粮，生病是在所难免的，有的病吃些药就能痊愈，有的就不那么容易治疗了。我们的器官出问题了，有些能治愈，有些就寿终正寝了，需要更换才能正常工作，那么可供我们替换为我们服务的器官来源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同种移植的成功率高，需要移植时首先想到的是人类供体，但人体器官的来源十分有限，缺口很大，并呈递增趋势，虽然有关部门在鼓励器官捐献和提高公众自愿捐献的意识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效果始终不很显著。另外，人类供体供应时机选择极为随机,医生和患者对所进行的移植手术,在时间上几乎没有选择的回旋余地,完全处于被动的等待状态,很多病人因此在期待中死去。因此我们想到了利用动物的器官、组织和细胞，发展异种移植技术还是很有实用价值、很有必要的。然而,我们在不惜一切代价为了生存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伦理问题的存在。由此也可以看出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

异种移植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选择何种动物作为异种供体源。从克服超急性排斥出发,科学家自然地选择了与人类血缘关系最近的非人灵长类动物①。如狒狒、大猩猩、猴等，但存在诸多缺陷:如：数量不多,资源有限,；饲养不易，价格昂贵；违反动物保护法，体貌与人类似，引起公众的怜悯和反对；传染人超级病毒,移植后可能毁灭人类，综合考虑它们很难成为异种移植最理想的供体。猫、狗、羊、牛等，也因体型小，常作为宠物，或以引起疯牛病等原因不宜作为供体源。猪以其数量多，器官大

小、形态结构和功能与人相似，涉及法律、伦理问题较少等原因成为异种移植最理想的供体源，但为了克服超急性排斥则必须利用转基因或基因敲除而将猪改良,称转基因猪。

免疫排斥是异种移植面临的首要问题。同种人类之间的组织、器官交换尚且存在难以解决的免疫问题,何况不同物种之间，其排斥问题就更大,解决起来就更难就算能解决，患者需也服用大量的免疫抑制剂，在抑制排斥反应的同时也抑制了自身免疫抵抗力，受到外界病原感染的机会增加，有患其他病的风险。正如同种移植也有同样的问题，人们可过多的保护一下患者，使感染的概率降到最低，相对重要的病症都解决了，感染的问题还是可以克服的。

跨物种感染也是人们担心的重要问题，许多超级病毒都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的，如Ebola、Marburg猴病毒、HIV、鼠疫等，就算某些病毒目前看来在动物体内并不致病,进入人体后,因其环境的改变,或者与人类自身的病毒相结合后也很难保证其不致病,异种移植增加了人兽互传和其它非人类固有的传染性介质感染人类受体的潜在风险,并且病毒感染难以用药物治疗，常常有很长的潜伏期，人类受体感染后易传播至普通公众,造成疫病大规模流行。但就目前的案例来看，还未发生此类事件，异种移植还是可以考虑的。

人的同一性和完整性问题。即使异种移植被证实为安全、有效的,它对人类个体和整个人类基本的完整性和内在价值还是提出了挑战。一个人的身体里存在着一种低等动物的细胞、组织、器官，那么以高等动物自居人类还是完整的人类吗？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质产生了疑问，与动物”融合”了，这算不算是一种人类的退化？如果异种移植肝脏、心脏及脑组织后,人类受者的性格、行为甚至思想等有明显改变，甚至更接近动物，特别是卵巢、睾丸等与生殖繁衍有关的器官被异种移植后，传给下一代，那么下一代的“人性”要如何考虑？这会引起伦理紊乱。如果异种移植被视作“违背自然”或“违背宗教信仰”, 那么这样的“融合物”必然会受到他人与社会的歧视，生活质量必然会下降。并且转基因技术将人的补体调节蛋白转入猪的基因组，打破了物种间的天然屏障,使不同物种间的基因可以重新组合。这对“我们是什么”及“在进化过程中我们处于何种位置”更是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然而，是某些特定的基因决定了人类物种的特征，转基因猪的完整性并不必然发生重大改变。它只为人类提供器官,但它不能被看作人或人的杂合体。物种的界限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通过许多其它过程一直在改变。我们与其它物种之间的同源关系、共同演化和相互依赖在生物学上是显而易见的。

考虑完人，也应考虑一下动物的福利问题，虽然目前普遍认为医学研究中的动物实验是伦理上可接受的,但异种移植中对动物的利用还是会引发特定的伦理难题。利用动物为人类提供器官和组织在道德上是否可被接受，我们应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人类把其它

动物做为器官和组织移植的来源是合理的?动物地位的问题是人们一直就在思考的。笛卡尔把动物看作自动机,不能感受疼痛,没有自我意识,因此可用于任何目的;康德认为动物不是合理性的行动者,因此人类对动物不承担任何直接义务,我们以人道的方式对待它是因为我们的仁慈;后来的伦理学家逐渐意识到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认为动物虽然没有绝对的权利,但它们有自己的偏好和利益及内在的价值,因此不应该给它们施加不必要的伤害和过多的痛苦。②我们对食用平常的家畜等动物、将某些动物用于医学研究已习以为常,但大规模培育转基因猪为人类提供器官还是会引发特定的伦理困境。尽管猪已被广泛饲养用作各种用途, 不会遭到很大的反对但对转基因猪来说，转基因或基因敲除,都会使其对疾病的天然抵抗力降低或者行为异常。这不失为是一种不必要的、更多的伤害，但在充分考虑移植后对人的贡献后，这在伦理学上还是可以被接受的。

卫生资源的分配公正问题。“分配公正”指收益和负担的合适分配。卫生资源的宏观分配是指在国家能得到的全部资源中应该把多少分配给卫生保健,以及分配给卫生保健的资源在卫生保健内部各部门如何分配。在卫生资源普遍短缺的现今条件下,异种移植会与其他理应更为优先的项目争夺资源。另外，异种移植的新闻价值大,媒体必定会群起而大炒特炒,从而帮助它从公众和决策者那里获得支持。一些公司可利用它们支持这项技术来提高它们的股票形象,诱使股民购买其股票,提高股值。异种器官移植的研究开发费用较大,为尝试解决其面临的种种问题需要不断投入。但是也许解决可供移植器官供不应求的问题,不仅需要开辟器官供应来源,而且需要减少需求,也就是说,需要进行例如改变酒精中毒、吸烟等行为的健康教育及预防工作,尽可能防止出现器官衰竭的危急情况。这项工作也许更为“治本”,但没有新闻和商业价值,因而得不到支持。还有一些基础性研究,在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逐中,也会遭到冷遇。如果大量资源投入异种器官移植,这些研究就更得不到公众和决策者的支持了。因此,即使要开展异种移植的研究开发,也不能侵占健康教育和预防工作及基础性研究的资源③。

异种移植器官商品化的挑战。同种异体器官和组织禁止买卖,提倡推定同意和自愿捐赠。异种移植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用化将投入巨大的资金,经历较长时间才能成功,被选定的动物具备了商品的一切属性,对同种异体移植是一个新的挑战。如何界定供体动物种群、个体、单个器官或组织的价值和价格,如何确定器官、组织的质量等级及手术后的“商品服务”都是一个必须要面临的问题。“商品化”后,必定会造成国家或机构对资源的封锁和垄断,对移植学科的发展可能产生一定消极影响。同时,“商品化”是否会影响公众对同种器官捐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