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地位2

对中国来说，这种压力也是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需求和机会。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在各种问题上有所作为，既代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表达一种声音，又作为一个实力不断提升的国家对国际事务表明立场，采取行动，发挥作用。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是中国自身的发展理念和目标，因此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也是在大国发展道路上的必然要求。中国将通过对更多国际事务承担必要的责任，使自己的发展成就惠及世界。
一、金融危机的挑战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这场危机一爆发，中国就立即采取了积极政策，不仅有效抵御了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而且对世界经济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2009年，在世界经济整体负增长0.8%，发达国家负增长3.2%，美国负增长2.5%的情况下，中国保持了8.7%的经济增长率，GDP占世界的比重上升到8.5%。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规模首次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据IMF预测，到2015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以占世界GDP的16.9%而与美国占18.3%相接近。在2000年至2009年十年中，中国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4.53%，远远高于美国的5.19%。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2.4万亿美元，占全球储备总额7.5万亿美元的近三分之一，超过了世界排名第二至第十位的总和；制造业占全球的17%，超过了美国的16%而居世界第一。
1、外资企业本土化战略。在前30年大量引进外资的基础上，今后的主题是增强现有外资企业，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对国内发展的拉动作用。对已建立的尤其是技术含量高的高端外资企业，要逐步增加国内配套能力，增强其对国内经济的关联带动作用，促进国内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有条件的要扩大企业中的中资份额。本土化战略的目的是改变以往外资发展与国内发展相隔离的状态。
二、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新主题
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果”。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既为国人带来了巨大的自豪，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在国际社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反响。从战略层面而言，既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伴随着战略性的压力。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中国需要从国际地位的这种变化上从广义上规划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战略。
国际压力来自于对一个规模不断扩大、实力持续增强的中国对各国将产生什么影响的关切。人们不仅看到中国巨大市场给各国提供的机会，优质廉价的商品给各国带来的福利，而且看到中国在迅速提升的实力基础上在国际社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人们开始体会到，重大的国际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是没有意义的。希拉里·克林顿等发表文章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全球性问题很难由美国或中国单独或在不合作下解决。《法兰克福汇报》称，这场危机加速了国际权利关系的改变，帮助中国向美国之外的另一个全球权力中心发展。对中国来说，这场危机可能是一个历史转折点。G20从部长会议发展到首脑会议，在国际协调中日益重要，体现了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期待。
2008年起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冲击着整个世界经济，几乎所有国家都未幸免。但是，由于各国经济结构的差异与对策成效的不同，影响差异很大。由于应对战略的正确与发展结构上的优势，中国经济在受到巨大冲击的同时，获得了新的发展，国际经济地位显著提升。危机后的今天，中国需要从新的国际条件出发思考对外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目前面对的是一个大矛盾：作为一个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不少指标甚至世界第一的中国，所采用的却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与政策体系，大量生产出口低端产品，短期内无法改变高消耗格局，使国际社会难以承受。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需要致力于改变这一局面。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国如何适应世界的问题，今天又产生了世界需要适应迅速崛起的中国这样一个新问题。中国需要通过自身发展模式的优化，使自己的发展与世界更加和谐，最大限度地减少摩擦与矛盾。
全球战略也包括企业国际化战略。要抓住危机的机遇规划国外并购，实现中国企业与产业的国际化，克服资源短缺、专利品牌缺乏等中国企业的弱点。要转移过剩的生产能力。要发挥大企业优势，通过并购获得技术、品牌，延长产业链，引进技术以加快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从国内发展上说，在下一步的开放战略上，需要积极推进以下几大战略：
人民币汇率已经是多年来世界经济中的一大议题。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产生如此重大影响本质上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一个缩影，体现了中国制造业巨大的成本优势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刻影响。汇率影响下的贸易与投资体现的是国际经济关系。随着生产的全球再布局和分工的深化在继续，发达国家不可避免地会有调整的痛苦，这又意味着发达国家消费者的巨大利益和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机会，即使人民币汇率升值，这一关系也不会发生变化。
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要求对外开放战略的升级：从消除国内体制机制障碍的国内战略，向改革和完善国际体制机制促进世界更加开放的“全球战略”发展。前30年的开放更多侧重于打开国门，引进外资与利用世界市场拉动经济增长，在未来发展的新阶段上，开放战略不仅需要对外投资以稳定资源供给，而且还需要打破某些国家对中国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出口限制，促进国际市场更加开放。中国要与世界各类国家共同合作，积极推进国际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使之更加适应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现实，更加适应于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崛起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要求。
5、企业国际化战略。要抓住危机的机遇规划国外并购，实现中国企业与产业的国际化，克服资源短缺、专利品牌缺乏等中国企业的弱点。要发挥大企业优势，通过并购获得技术、品牌，延长产业链。
以上这些战略一方面是中国自身克服国内体制机制障碍，提高开放效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深入开发国内市场与发展潜力，减少单纯以廉价劳动力进行国际竞争，改变高消耗发展模式等的需要，因而是一个既有利于中国自身，也有利于世界的战略升级。这些战略将更多开发国内市场、分工与体制机制的潜力，减少目前以低端廉价产品对国际市场的冲击，增加对国际市场的投资与需求，深化与世界各国的分工，从垂直分工走向水平分工。这是中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走上新兴经济体，再继续向发达国家方向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开放型经济新发展模式的形成将逐步使世界感受到，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将不再只是投资机会与廉价产品，而且是全方位发展意义上的。
中国国际地位 10时39分 来源:文汇报 作者:张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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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经过前五年的努力奋斗，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这一点尤其在应对金融危机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上体现出来。
这场危机起源于次贷，表面上看是一种金融产品风险的爆发，而本质上却反映了美国经济的严重问题，即衍生金融产品过度发展，风险累积，而监管却严重不相适应，是美国经济向非生产性结构畸形发展所产生的必然后果。然而，与生产消费直接联系的实体经济毕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与基础。实体经济巨大的发展空间使中国不仅在抵御危机中加大了基础建设及一些产业的发展力度，而且以此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以资金物资等提供发展援助是履行国际责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现行的国际体制及其各项规则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形成的，在许多方面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贸易组织新议题的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等，都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规则与时俱进的要求。中国应当从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要求出发，积极参与这些改革，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排除国际体制机制中的某些障碍。
2、加工贸易转型战略。多年来中国出口55%左右是加工贸易，表面上看产品层次不低，但事实上对中国的意义基本上都是增加简单劳动力就业，并未形成国内产业。今后的主题是要实现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其路径是努力延长国内零部件供应的比重。特别要注重高端价值链的国产化，从更大程度上发挥贸易拉动国内经济的作用。要努力改变中国有加工能力而无市场渠道，无技术、品牌等关键生产要素的状态，把获得这些关键要素作为战略目标。要通过购买、研发、合作等多种形式实现这一转型。
3、地区间发展的错位战略。在引进外资与对外贸易中，目前的一大问题是各地区之间出现恶性竞争，不仅导致利益流失，而且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要消除国内各地区间的恶性竞争状态，其中重要的战略取向就是实现功能错位。要通过规划与协调形成地区产业特色和集聚，实现错位式平行发展，消除恶性竞争。
4、中心城市功能化战略。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错位战略。随着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心城市特别是沿海中心城市要以服务业带动新兴产业，而不再是仅仅集中在制造业的发展上，形成大中城市间的功能性分工。要通过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提升经济中心城市的服务功能，以市场准入集聚机构，以机构集聚营造功能，进而以功能吸引各类服务业和新兴产业进入，形成以服务贸易开放带动周边城市经济扩张的发展新路。
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扮演不同角色，体现了世界各国不同经济制度的重要差别。过去，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常常受到指责，甚至有些国际规则对此抵制和排斥。一些西方学者强调所谓完全市场经济的“华盛顿共识”并以此对中国体制进行批评。然而，这场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干预经济，政府动用巨额资金救市，向银行注资并拥有股份，还考虑关停大企业。美联储向银行提供担保，银行国有化问题也提上议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华盛顿共识”在美国本土发生了动摇。危机严重打击了美国金融市场，从而降低了美国的国际金融地位和美元的国际地位。
三、新历史条件下对外开放的战略升级
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国际地位的提升要求我们在一个新的视野上探索开放战略的优化与升级。今天开放战略的升级已经不只限于国内政策的调整以提高开放效益问题，而且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对外经济关系战略的形成，以形成更宽意义上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既要优化国内开放政策实现更高效益，又要缓解中国发展与各国的竞争与摩擦，体现一个大国对国际社会整体与人类长远利益的关注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