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研究述评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研究述评
专题述评
摘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人文历史环境、政策制度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的作用往往是不同的。

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的研究主要可分为经济增长因素决定论、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需要从制度入手，尤其是以竞争中性为原则完善产权制度，加强欠发达地区产权保护公平程度，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交易成本；产权保护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界定、测度及降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7BJL010）；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项目“行政审批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8-1-03-45）
中图分类号：F019.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982（2021）02-0054-0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区域发展的差距，对前者，国内外学者有对“中国奇迹”的理论解释，而对后者，则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的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人文历史环境、政策制度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的作用往往是不同的。

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的研究主要可分为经济增长因素决定论、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

本文对这三种主要观点进行述评和比较，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深层次原因，为我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改革目标提供参考。

一、经济增长因素决定论
经济增长因素决定论主要基于要素投入与配置的视角分析区域发展的差距，主要围绕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差异、资本稀缺程度、技术能力、要素配置效率展开。

这类文献核心观点认为资源配置效率与丰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区经济差异。

围绕劳动力流动是否带来区域发展差距缩小进行的争论有：一类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缩小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差距的主要原因①。

这类观点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会带来地区差距较为明显的收敛效应。

然而，另一类观点则考虑了劳动力异质性问题，认为人力资本稀缺是制约落后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②，劳动力的外流伴随更多的是人才的外流，并不利于流出地经济发展。

后来学者围绕地区人力资本差异也相继加以验证：肖六亿基于“中心——
—外围”理论，认为跨区域劳动力流动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形成了“劳动换工业品”的物质能量循环。

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劳动力流动不仅不能消除中部
和外围的经济差距，反而会加剧区域差距③；彭国华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前，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间劳动技能的分布差异。

改革开放后，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引进了相对较多的高科技工作岗位。

随着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放宽，技能型劳动力从中西部流向东部，进一步拉大了地区发展差距④。

从以上围绕“人”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劳动力边际收益递减机制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趋同，但简单的劳动力流动并不一定会导致区域差异的减小。

考虑到人力资本分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劳动力流动造成的人力资本在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重新配置，扩大了两个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差距扩大。

范世德研究了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引起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化以及潜在产出的“溢出和滴灌效应”的相应影响⑤，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结论。

资本积累主导着我国省区经济增长分布的演进，是造成地区差异的另一个主要原因⑥。

因此，部分学者从资本流动⑦、外商投资差异⑧，研究地区资本丰裕程度与区域经济差异的关系。

姚枝仲则同时考虑劳动力与资本两类要素，认为落后地区如果不加速资本积累，不改变劳动力相对丰富的要素禀赋特征，其人均收入难以赶超发达地区⑨。

虽然资本积累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过度依赖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会放大经济结构失衡的风险，带来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这又不利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

不少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虽然要素投入差异是我国地区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贡献率逐渐下降，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作用却不断增强，这是造成区域经济差距的更重要原因⑩。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伴随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其实，我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学界早已认识到要从要素投入拉动经济转向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带动经济，当然我国地区间经济差距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

学术界一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与技术进步以及要素配置效率有关，如：余泳泽的研究发现中国TFP年均增幅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的提高11〇。

在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如果要素资源能够顺利向更高效率的企业、产业部门、地区流动，就可以大大提高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进而提高整个经济体的TFP。

Hesieh和Klenow创新地建立了从微观企业到宏观TFP变动的基本分析框架，通过测算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相对于市场出清时的资本使用成本和工资率的偏离程度，来度量要素配置效率，验证了要素在企业之间的重新配置提高总量全要素生产率的事实12〇。

随后的文献也相继扩展到对产业间资源配置13〇、区域间资源配置14〇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研究。

从已有文献可以看出，对于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究竟哪一个是主导地区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依然存在争论，这可能与指标选取、数据处理及测度方法不同有关，比如对人力资本的衡量、TFP 的测算就存在较大争议。

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有：
第一，基于要素投入与分布视角的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

对于人力资本，从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看，2017年北方人均受教育年限（9.6年）显著高于南方（0.5年）；从教育资源分布看，北方人均高等院校数量高于南方130%左右15〇，但南北经济差距近年来在逐渐扩大。

从深圳近些年的发展也可看出来，深圳没有国家级研究机构和名牌大学，但是深圳高科技企业却比北方城市发展好，成为全国创新城市中的翘楚，一个显然的因素是深圳吸引了大量外地人才流入并激发了本地创新活力。

第二，对于资本要素，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增加，促进了中国资本迅速积累，相较于改革之初全国面临资本匮乏困境，如今中国面临的问题体现为资本配置效率较低以及部分地区资本外流，而这与我国金融市场不健全有很大关系。

从我国企业近些年对国外市场投资规模的变化也能看出，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每年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500亿美元，自2013年以来已然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当然，导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的因素很多，而对外投资的盈利是主要原因。

不过，也有研究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资本外流，虽然客观上也反映了中国企业克服国内资源和制度瓶颈、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16〇，这一观点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此外，还有学者研究发现一些中国企业注册成外资企业然后在国内经营，
部分学者称为“返程投资”，即中国投资者由于受到税收减免、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优惠政策的影响，先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然后伪装成外资再进入国内投资，应考虑导致企业产生这一行为的国内原因。

总之，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部分地区和行业人才流失与人才配置“脱实向虚”并存的问题、部分地区和行业资本积累不足与过剩金融资源无法转换成有效投资并存的问题，研讨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更为重要。

第三，技术进步与要素配置效率对于一个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很重要。

近些年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致力于改善要素配置效率，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但随着库兹涅茨效应的结束，通过改变资源配置结构获得的全要素增长率提高，逐渐降低下来17〇。

而对于技术进步（不仅包括新发明、新技术，还包括组织管理等理念创新），一个地区可通过引进先进技术与人才提高地区发展水平，但如果没有自己进行技术创新的能力与环境，只是靠政策吸引人才与资本投入并不能解决经济长期持续发展问题。

对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这两方面是相互影响的，能否形成技术进步与效率提升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成为地区发展的基础。

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与要素市场化改革，关键在于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摒弃无效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性政策，提供一个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第四，上述研究一般将制度设为外生既定，地区要素丰裕程度以及配置效率与地区经济发展关系必然密切，但一个地区的资源丰富程度和配置效率更可能是地区发展差异的表现，是什么因素导致某个地区能够吸引优质资源与高效配置资源？如：为什么一些地区能够吸引高技能人才流入？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以及行业分布呢？上述文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未涉及根本。

事实上，要素配置说与及全要素生产率决定论的本质依然是在陈述地区差距的事实，进一步探析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资源禀赋以及配置效率差异背后的体制机制等原因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二、地理环境决定论
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另一种解释是地理环境决定论。

这一观点主要以经济地理学说、新经济地理学说以及新新经济地理学说为理论基础。

将自然资源禀赋、区位因素等“第一自然因素”以及基础设施、市场规模等“第二自然因素”视为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根本原因18〇。

因为中国东部地区以平原、丘陵为主，气候适宜，多港口、交通发达；而西部地区以山地、戈壁为主，气候复杂多变，相对闭塞。

优良的自然条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较低的交易费用。

所以，无论从农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企业选址、城市发展，东部地区都具有先天优势。

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政府对东部地区政策倾斜、支持经济特区建立，进一步引导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东部地区集聚，这些因素又在收益递增机制下自我强化，产业集聚不断加剧。

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流动并不充分，由此，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

具体来说，从区位差异上看，因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最先从沿海开始，经济发展通过全球化参与到全球产业体系与分工，东南沿海地区则具有接受这种机遇的最为有利的地理条件，而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在区位上显然不及东部。

大多数制造业部门则倾向于集聚在具备地理优势的地区。

陆铭的研究也发现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地理因素成为在市场力量作用下加剧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

其直接表现是产业集聚的出现，而一些政策的实施更倾向于地理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进而加剧了区域差距19〇；陈飞翔则从“锁定效应”视角，认为东部地区凭借其地理优势与政策支持在改革开放早期积累要素资源，包括人力、物力、技术等，形成先进的生产经验，不断巩固自身发展优势地位，进一步锁定优质资源配置，扩大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20〇。

总结起来这些观点主要强调了影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两点因素：第一，地理条件；第二，政府政策影响。

即政府基于该地区天然具备的优势，从政策上支持该地区发展。

1978年以来，我国实行渐进式改革，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一制度变迁主要由政府主导向下推行，实质上采取的是行政部门主导的资源重新配置追赶型经济模式21〇。

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出于成本以及地区自身优势考虑，政府优先选择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给予政策倾斜，进而逐渐形成东中西非均衡发展格局。

当然，这是中国经济转轨阶段，带动经济起飞的明智之举。

在这一发展模式下，上述基于地理与政策视角对区域差异的分析很有说服力。

但是，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第一，存在具备优势自然地理条件的国家或地区并未发展起来而没有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却发展很好的例子。

对于资源禀赋差异决定论，我们不难发现世界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并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拉美地区。

相反，处于热带地区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自然资源相对贫瘠、气候条件较差，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却发展迅速。

而对于中国，无论是土地、石油、天然气、水、矿产等，中西部地区都更为丰富。

但是，中西部地区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增长成果的能力却相对较低22〇。

徐康宁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一些地区一样存在所谓的“资源的诅咒”情况，他们以山西省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自然资源开采引发了资源外流、科技能力较低等一系列问题，而制造业的衰落和制度弱化是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23〇。

此外，张天舒认为资源丰富的地区更容易招致寻租，企业倾向于依靠政府帮助、排斥市场竞争，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阻碍，造成地区收入差距扩大24〇。

所以，地区发展差异不能简单归因于自然资源禀赋差异。

第二，存在区位优势相似并且都有政策支持但发展差异拉大的地区。

最为明显的是东北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滞后、山东省资源外流问题。

在追求均衡发展的背景下，为什么我国南北差距逐渐扩大？更令人疑惑的是：同样是沿海地区，同样有着港口城市，同样位于国家三大经济圈，为什么山东与辽宁等北方省份近些年发展明显落后于南方的浙江与广东等省份？上述理论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力显然不足。

可以发现，上述问题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渐显现出来的。

但为什么上述地理差异决定论观点在之前能够解释中国发展差距，而现今面临上述问题时却解释力不足呢？我们认为有如下原因：
第一，有利于资源跨区域流动的硬基础设施的完善。

生产效率的差异成为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表现，而促进效率提升最主要因素是交易费用的降低，决定交易费用的原因主要是硬基础设施与软基础设施。

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硬基础设施的改善，而硬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地理条件和政府政策关系密切。

但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以及各地基础设施逐渐趋于完善，资源的运输成本、获取信息的成本、人口迁徙的转移成本都趋于下降，从而由地理环境引起的资源分配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以低廉的价格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获得资源，从而大大降低了地理环境对资源的限制作用，人口、知识存量和社会制度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就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绩效的主要因素。

此时一个地区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成为地区发展的关键，而地区吸引力的增强则需要软基础设施的建设。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个人和企业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和今天不同，当时政府需要对资源进行计划配置，以更好地让企业和个人满足最基本的需要。

如今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企业、个人能力不断增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选择，相应地，等待的时间成本越来越长、选择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

如何让交易变得更加便捷是地方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解决约束供给侧的软基础设施政策制度方面的问题；政府强调的“简政放权”，也是在改善软基础设施。

因此，如果不考虑地区制度层面的困境，上述观点难以解释当下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新问题。

第二，政府职能的转变。

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各级政府政策倾斜与先天区位优势相结合带动了部分地区优先发展。

具体上，通过土地财政、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倾斜及大力发展房地产等促进部分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从而可以解释区域发展差异。

这种发展模式实质是资源重新配置，多发生在从贫穷到小康的初期发展阶段，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但随着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行政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转变，之前的政策措施引起的地区差异可能逐渐减弱，地区发展更多依靠市场调节。

此外，随着更多资源得到重新配置，资源重新配置追赶型经济的收益也将迅速降低25〇，地方政府如果继续过度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有可能导致资源错配加剧。

第三，政府目标的转变。

在行政配置资源赶超发展模式下，各地方政府发展目标单一且明确（GDP），因此，可以基于行政力量针对上述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扩大的因素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并付诸实践（如各地竞相建立产业园区、实施信贷优惠政策等），短期内，则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

如：梁琦发现在产业补贴政策下，欠发达地区吸引了更多高成本的企业进入，在一定期间内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26〇。

但不难发现，这同
时出现了新的问题：创新驱动不足与产能过剩问题、地区经济差距缩小与生产率差距扩大并存问题27〇、南北经济差异加剧问题。

面对新出现的问题，上述观点并不能做出很好解释。

事实上，当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中央政府提出全国一盘棋、构建统一大市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下，各地方政府就不能就单一目标施政。

地方政府面对多项目标，如何协调好、解决好各种目标之间的关系成为政府施政的重点所在。

所以，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也就不能简单依靠政策倾斜。

三、制度决定论
从制度层面研究地区发展差异的文献主要围绕该地区是否建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展开。

具体来说主要针对生产要素的使用与配置问题，研究与之相关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以及具体实施所面临的困境。

相关文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地方政府行为、企业所有制问题、市场化程度等。

（一）地方政府行为
相关文献主要有以周黎安的地方政府“晋升锦标赛”等理论为代表的政治决定论28〇，以及“财政联邦主义”。

前者强调中央政府将人事考核与经济绩效挂钩所产生的激励作用，后者认为分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央政府的过度干预，从而为地方官员提供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

然而，张鹏飞认为这两种理论所隐含的假设存在冲突，不管是“晋升锦标赛理论”还是“财政联邦主义”，它们都无法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绩效差异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29〇。

许成纲认为地方竞争机制已经难以解决激励问题，原因之一是，政府的职能从来不是单一的，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只为经济增长而存在的政府。

因此，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只能是权宜之计，长期则会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扭曲30〇。

此外，还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质疑：地方政府竞争或许在经济起飞阶段起到关键作用，但是，为什么地方竞相投资却在宏观层面呈现产能过剩？显然投资过度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简单考虑政策实施以及政府晋升激励这些外生因素对地区发展差异的影响，其解释力不足的原因在于缺乏对内生因素（比如落后地区企业自生发展能力）的分析，一个地区经济得以长期增长的根源在于地区企业活力与创新力的不断提升，而地方政府“晋升锦标赛”很难解决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问题。

（二）所有制问题
这一类文献主要围绕企业所有制对地区经济进行解读。

刘瑞明从历史角度切入问题，认为初始所有制结构禀赋的不同导致了各个地区增长差异的扩大31〇；杨记军认为不改变国有控制权的民营化对目标公司的绩效影响并不显著32〇。

然而，存在与之相左的观点，王甄等研究发现无论是国有转民营还是民营转国有，控制权转让以后公司的绩效都得到明显的提高，对依据所有制性质差异来判断公司的绩效持怀疑态度，并将公司绩效提高的结果归因于两类代理问题（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隧道效应、经理人——
—股东之间代理问题）的缓解33〇。

景维民则基于1990—2013年的省际数据，实证分析得出国有经济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国有经济规模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先正后负，国有经济存在一个最优规模34〇。

尽管国有经济的微观效率损失可能会拖累经济增长，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将国有经济私有化，不能否认或低估国有经济的“宏观稳定效应”。

我们认为，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必然归结于地区间微观经济主体产出的差异（这由地区内微观企业的数量与生产率决定），然而，仅从微观经济主体产权归属分析，解释力度显然不够，或者说是否还有其它更深层次的原因？对于因控制权转让带来代理问题的缓解进而使公司绩效提高的论断，有其解释力度（带来了激励），但问题是，为什么控制权的转让可以带来代理问题的缓解？另外，国有转民营就能解决企业发展问题吗？钟昀珈等研究发现民营化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效率，主要的途径是关联交易大幅增加、民营化后非国有大股东更多地表现出掏空动机，减少了创新活动35〇；李旭超认为非公有制企业也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问题，在非国有部门配置体系不佳的情况下,盲目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并不能有效缓解效率损失问题36〇。

所以，单单所有权转换（不论是国有转民营还是民营转国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

这就要考虑其转换带来效率提高的基础条件是什么？有没有其他本质因素？本文的观点不在于否定企业产权转换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是认为要从制度着手确保经济主体发展潜力的充分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