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之谜
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中国自南宋以来的专制集权制度，特别是封建专制者对中国人愈来愈加强的儒家思想教育是造成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根本原因。

我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至今仍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

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我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

李约瑟在数十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对此，李约瑟有一些很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

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应有的速度发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的状况也没有做到。

特别是诺贝尔奖截止如今已经有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却没有一人为中国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也谈到这一问题。

他认为，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处的科学环境。

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获诺贝尔奖就是证明。

由此可见，之所以“境内为枳，过海为橘”，使得这块大陆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

那我们现在不禁要问：现代中国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在那里？！中国在13－15世纪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就造成本土中国人在智力上显得如此愚笨？！在创造性上有如此大的倒退与挫伤呢？！
中国13世纪初是处于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时期，中国在北宋和特别是南宋时期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别是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偶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经济贸易发展来维持国家的税收收入，这样也就使得国家工商业空前发展。

工商业的发展致使南宋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贫富差别加大。

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现为民众为追求工商业发展特别是相关技术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加自由开放的、更加宽松倡明的社会环境，要求封建统治者在保护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时也能够保护工商业者的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会关系愈来愈向商贸化金钱化方向发展，私欲膨胀、只认利益而轻视道德规范，特别是缺乏对封建道德意识和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从而造成社会混乱，特别是造成了宋朝普通民众、军队的爱国热情严重低下。

当时的状况使社会发展走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要不国家政治通过一定程度上打破封建专制而使社会制度更加清明民主，要不就为了巩固封建专制更进一步地加强对民众的政治思想统治。

遗憾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治终究还是走向了反动的一面，自南宋统治朝廷稍微稳固以后，宋高宗就开始大肆迫害功臣，通过秦桧等一帮人杀害了岳飞、去除剥夺了戍边大将的军事政治权力，不但使国家统一大业功败垂成，更使得封建统治专制制度得以进一步加强。

封建专权的形成使得民众自由意志不能得以伸展，其反作用的抑制力使得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更加低下，社会思想道德意识更加趋于混乱，对社会秩序形成了更大的破坏性。

在这种状况下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根据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以让人们回归所谓“善的本性”，也就是回归人们愚昧混沌的幼儿时状态为目标，以消除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企望、愿望为理论上的手段，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提倡“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的理论思想。

“中庸之道”表面上看好似是很合乎情理，但这一“中庸之道”在集权制度下的实际社会效果却只是导致了只认“天”不认“人”，道理逻辑归于权位，只认君父不认平等权益的“三纲五常”制度。

自此以后，儒家学说一反前朝历代只限于道德说教的范畴，在礼仪甚至从法律规范上对上至士绅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为，实施强行的灌输与限止，从而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动力。

而在与南宋至明朝几乎同时期，西欧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了民众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特别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民主制度建立大幅度地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得西欧
成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造成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在民主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一个国家要发展科学技术，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是科学的基石，没有说那个国家民主不如别的国家但科学技术却比别的国家强的。

即使是说中国自战国建立中国式的封建制度以来由汉至唐宋一直执世界科学技术之牛耳，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当时世界来说还算是最民主的。

即使是象欧洲当时所谓的希腊民主制度、罗马共和国其民主也只是对奴隶主阶层、对平民阶层的民主，对占相当多数人口希腊、罗马的奴隶何尝有民主可言？（公元476年，中国农业生产早已于公元前就进入了以雇佣方式为主的封建劳动生产关系，大部分农民有基本的人身权力与自由。

但此时的罗马社会仍是在奴隶社会的后期，当时虽然中国已经广泛采用了牛拉犁耕等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但此时的罗马社会仍是将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只有劳动的义务，不能从较高效率的劳动生产中获得相应的个人收益。

所以面对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罗马奴隶缺乏劳动生产热情与主动性，从而使这些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不但难以普及，有些甚至还遭到奴隶的有意破坏。

公元476年后，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古代欧洲奴隶制社会的终结以及封建制度的确立，但此后古欧洲的庄园制经济模式除了庄园内隶农私田耕种收获部分可以归隶农所有以外，与中国西周奴隶井田制下的奴隶一样仍无人身自由可言。

更何况，欧洲中世纪人们的言论、舆论、行为自由遭到天主教会的严格限止，其当时的社会民主性与中国宋、明以前的状况更是无可比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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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洋务运动提倡“中体西用”到戊戌的变法维新、自中国“土地改革”到邓小平提倡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民主开放的制度，科学技术乃至经济的发展是受到限止的。

所谓民主无非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三点，而儒家思想是反民主的。

首先，儒家思想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及其自明清以后实施的愈来愈严酷的“连带保甲制度”，从思想行为上限止了人们的自由，使中国人不敢动、不敢说、甚至不敢想，更别说由此使中国人有发明创造的动力了；其次，儒家思想是提倡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虽然也有所谓“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星点民主思想，但做为儒家提倡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本仍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行为，由此才造成了象岳飞、于谦、袁崇焕等历史悲剧，更造成“棒打鸳鸯两离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约”等等不讲道理的封建不平等制度；最后，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仁爱”并不是无私的“博爱”，而是一种由爱已而爱家人，由爱家人而爱亲戚、朋友，从而直至爱民族、国家的一种由已推人的思想，这种以自私为起源而企图使国人爱国的企图与封建家阀等级制度，实际上造成的是中国人自己乃至亲友利益至上的思想意识，从而疯狂地编织自己的关系网、拉帮结派，而当大多数中国人在高喊爱国的时候，实际上内心所想的只不过是爱自己最
多爱自己的亲友罢了，所以中国才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许多中国人出了家门才想到亲人、出了家乡才想到老乡、出了国才想到自己是中国人，以及各朝各代总是汉奸、卖国贼辈出的怪现象，这也是中国人“一人是条龙、两人是条虫、三人是头猪”，一盘散沙的原因所在。

由上可以知道，“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儒家奴化思想的毒害。

总而言之，宋明以来儒家违反人性的“中庸之道”和“三纲五常”，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

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抛弃孔孟之道、特别是自宋朱熹以来儒家思想中的糟粕，进行一场如西方式“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道家”、“墨家”思想的复兴运动，提倡政治上的“大道无为”、提倡行为上的“兼爱”，从思想上建立起还权于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识，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来作好思想上的基础与准备。

实际上，中国的儒家思想意识导致近现代中国社会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这并不是我的发现发明，中国很多仁人志士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象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愤而弃医学文，为什么？就在于中国人面对自己同胞被外国人处死时所表现出的惊人的愚昧和冷漠、甚至还热情地去围观，所以鲁迅在其《狂人日记》中说到“狂人”总是能在那些所谓的儒家经典的字里缝间总是能看到“杀人”二字的缘故。

五四运动中称民主与科学为“德先生”与“赛先生”，那时中国人就意识到民主与科学是相伴相生的，不可能说只有科学的产生而不需要民主制度的。

中国人要想求得科学社会的发展不能说只要表不要里，只要科学社会发展而不要民主思想、民主制度，死抱旧思想、旧观点。

清洋务运动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结果是叫彻底从里至外学西方洋鬼子的日本人打个清醒，才想到搞君主立宪才想到搞民主制度，结果还是没教会抱残守缺的中国人学会民主，导致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科学进步的迟滞与破坏。

就现代中国以扩展工商贸易为主而缺乏科学技术根基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说，应当清醒的是：GDP的总量虽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经济基础，但这还不是国家昌盛的根本。

国家民族昌盛的根本一在于民众的凝聚力、二在于技术的进步。

首先就民众凝聚力来讲，中国北宋南宋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那么高，但朝廷专制、腐败，贫富差别剧大，导致民不聊生，半亡于辽金，最后亡于元。

宋朝虽然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地位、科技水平，但在一盘散沙的状况下，仍然不免被严酷自然环境下锻炼出来的少数民族的铁骑所踏破。

所以，国民的凝聚力是国家存在的根本。

那么怎么样建立国民的凝聚力呢？从政治上来说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是国民凝聚力建立的根
本，只要那个国家那个时代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别，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民众凝聚力肯定是成问题的，因此也就很难有效抵御内部的抗争和外来的侵略，就中国来说西汉、东汉、东晋、北宋、南宋、明等等的灭亡，从经济上来说无不是封建土地兼并造成的就说明了这一点。

而中国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国民乃至政府的军队在战争中士气低落有目共睹，而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怎么就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强大的美国军队呢？这就说明了社会主义所创造的经济平等确实是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凝聚力。

但马上得天下，可马上治天下吗？毛泽东主席力主“一大二公”，积极推行平均主义政策，其结果是国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严重低下，造成国民经济整体的倒退。

其次再说说技术进步，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清代GDP虽然居于当时世界首位，但在世界民主风潮的影响下顽冥不化，拒绝进行社会变革。

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在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接着又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甲午之战中打得一败涂地。

所以，技术进步可说是国家存在的另一个根本或者说是另一条发展的道路。

那么，如何求得国家技术的进步呢？国家技术的进步，最重要是在于国民思想的开放，而国民思想的开放最重要的是在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开放程度。

比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医学、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相关的物理等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种科学技术的进步首先是得益于当时的“百家争鸣”的政治言论环境，而这种“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又是瓦解打破旧的“井田”等奴隶主制度，建立土地私有化等封建制度的时代需求。

我们中国现在人民生活水平较西方发达国家还较低，GDP确实需要进一步地推进发展，但我们知道现代人类的生活水平追根究底不过是来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GDP追究是要有走到头的一天，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确实是一个真理。

但要实现科学技术进步这一真理，推进国家的民主水平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要推进国家的民主程度，靠现在受耳濡目染、儒家思想文化透到骨子里的中国人是不行的，所以中国应从中国人的幼少时期就向他们灌输民主思想和文化习惯，特别是破除权威意识，但愿我们中国的下一代人或下下一代人有幸能迎来民族民主的复兴昌盛。

冯典
经济072
07013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