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

论⾟亥⾰命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
其⼀，从晚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看⾟亥⾰命的历史必然性。

⾟亥⾰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次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命，推翻了帝制，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因为研究晚清的历史，可以看到，15世纪以后，欧洲开始了现代化浪潮，到20世纪初，全球⾃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第⼀次世界⼤战前，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是⼯业化，如何进⾏⼯业化是个⼤问题。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在强调“中体西⽤”，即维持封建统治不变的情况下，运⽤“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式来发展资本主义。

甲午战争宣告了这种⼯业化尝试的失败，它说明了两个问题：⼀是西⽅是通过⾃由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清政府采取的发展⽅式有问题，“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政策压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晚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很薄弱。

真正能使中国近代迅速⼯业化的是民族资本主义，因为民族资本代表了中国的⾃由资本主义经济。

⼆是靠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是不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

清政府的腐败注定其官僚体制⽆法担当领导近代化的责任。

正如美国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所说，晚清时期，“政治上的失败乃是解释中国对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个最重要的原因”。

只要封建统治存在，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就不能迅速⼯业化，国家就不能富强。

其⼆，要把现代化研究范式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结合起来。

学术界以前⽤⾰命史“两条线”研究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肯定了⾟亥⾰命的历史意义，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存在局限性。

新时期开始⽤现代化研究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对⾟亥⾰命历史意义有新的审视，丰富了对历史的认识。

实际上，这两种研究范式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

前⼀种研究范式是运⽤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变更学说，肯定了⾟亥⾰命在社会形态变更中的作⽤。

后⼀种研究范式更多是从强调了⽣产⼒变化来研究社会形态的变迁，从⽽肯定⾟亥⾰命的历史意义。

我们只有从世界近代史⾓度，从长时段和世界范围把⾟亥⾰命放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框架下研究，运⽤⽐较研究⽅法，才能使⾟亥⾰命的历史意义有个合理的定位。

其三，不能把⾟亥⾰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局限于民国初年。

关于⾟亥⾰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影响的延续时间，过去学术界有四种看法：第⼀，⾟亥⾰命似乎只留下了⼀块“民国”的招牌，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重⼤作⽤;第⼆，南京临时政府成⽴不久即为北洋军阀所取得，因此，⾟亥⾰命对资本主义⼯业的推动作⽤局限在南京临时政府成⽴初期，⾄多到第⼀次世界⼤战之前;第三，⾟亥⾰命对资本主义⼯业的推动作⽤不限于民国初年，直到第⼀次世界⼤战期间仍有相当影响;第四，⾟亥⾰命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
响“⼀直到第⼀次世界⼤战结束后⼏年为⽌”。

这四种看法各有其合理性，但仍然有讨论的空间。

笔者认为，⾟亥⾰命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影响⼀直延续到抗⽇战争爆发。

⾟亥⾰命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为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政治障碍。

后来，虽然被北洋军阀接过了政权，但是⾟亥⾰命的余绪仍在。

资产阶级⾰命派、改良派等各政治派别和团体分歧重重，但在振兴实业、发展经济这个问题上相对⼀致，能够达成共识。

振兴实业、实业救国、实业建国等⼝号表达的观念和愿望，已成为资产阶级和⼴⼤民众的迫切要求，并形成了⽐较⼴泛的“振兴实业”思潮。

并且，⽇本同为封建落后国家，由于较早实⾏以民间企业为中⼼的政策，资本主义发展迅速，资产阶级政权很快建⽴，很快发展为资本主义强国。

⽽⾟亥⾰命是迟到的资产阶级⾰命，在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很难使中国赶上世界发展步伐。

抗⽇战争是⾟亥⾰命成果的总检验，是⾟亥⾰命这种资产阶级⾰命道路在中国是否⾏得通的真正验证。

也就是说，⾟亥⾰命对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其四，判断⾟亥⾰命对北洋政府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影响的标准有三：⼀是要看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是否⽐晚清有所减轻。

孙中⼭就任临时⼤总统时，即号召国民参加建设，振兴实业;辞去总统后，仍然坚决主张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最重要之政策。

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存在仅91天，但是颁布了⼀系列符合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原则和保护⼯商业的规章措施，⿎励兴办实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等。

袁世凯窃取⾰命果实后，仍然继续振兴实业⽅针。

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北洋政府也颁布了⼀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法令和条例。

资产阶级代表⼈物刘揆⼀和张謇先后担任⼯商、农林和农商总长期间，即1912年8⽉—1913年7⽉和1913年9⽉—1915年9⽉这段时间，北洋政府在对清末法规延续及修改的基础上，⽐较系统地新订与颁布了⼤量经济法规则例，继清末新政中国近代经济⽴法的第⼀次⾼潮后，形成近代中国经济⽴法的第⼆次⾼潮。

这些政策法令解除了开办企业的若⼲限制，逐步废除了封建性的专制垄断，允许⼀般商⼈开办实业，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亥⾰命所唤起的民主精神和⼈民的爱国热情也为资本主义⼯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资产阶级地位是否提⾼。

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吸收⼀些资产阶级⼈物参与组阁，⾰命党⼈仍然掌握着⼀些省份的地⽅政权，在中央也保有⼀定实⼒。

三是民族资本主义是否有所发展。

⾟亥⾰命后，中国资本主义⼯业的发展往往归因于第⼀次世界⼤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暇东顾，⽽忽略了⾟亥⾰命的作⽤。

从甲午战争到第⼀次世界⼤战这段期间，是民族资本的初步发展时期，在⼀次⼤战到20世纪20年代间，是民族资本的进⼀步发展时期。

⾟亥⾰命使资产阶级“发起⼯⼚企业得到很⼤推动，⼏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1]454。

据农商部统计，⾟亥⾰命前后历年设⼚数，1910年为986家，1911年为787家，1912年为1 504家，1913年为1 378家，1914年为1 123家[1]454。

在⼤战期间，1913⾄1915年，平均每年注册⼯⼚就有
41.3家，1916⾄1919年，平均每年达124.6家 [2]284。

特别是中⼩资本获得较多发展，如⾃1914⾄1924年的10年间，上海民族机器⼯⼚从91家增加到284家(绝⼤部分是⼩⼚)[3]。

1914—1925年间，“每年中国民族⼯业的年平均名义投资额相当于政治和国家财政尚未稳定的1840—1911年间的11倍”[4]11。

其五，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到1937年抗⽇战争全⾯爆发的10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时期。

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照样可以看到⾟亥⾰命的影响。

⼀是国民党通过北伐战争建⽴了南京国民政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条件。

⼆是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了临时政府振兴实业的⽅针，贯彻了孙中⼭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资本的思想，采取措施发展资本主义。

⼀⽅⾯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另⼀⽅⾯⿎励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国民党统⼀国家以后，相继制定和颁布了⼀系列经济法规，实⾏了诸多财经举措。

据有关专家统计，抗战之前国民党政府制定和颁布了200多项经济法规，其时间较为集中在1928—1933年间。

这⼀⼤规模经济⽴法活动与上述近代经济⽴法的第⼆次⾼潮相⽐，不仅法规数量上约多了⼀倍，⽽且涉及范围扩⼤，内容也有很⼤改变，法规的影响⼒⼤⼤增强，称得上是近代中国的第三次经济⽴法⾼潮。

这些法规和政策在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同时，对私⼈资本经营的企业给予⿎励和扶助，对民营⼯矿业的发展起到了⼀定的促进作⽤。

如1929年颁布了近代中国⾸部通⾏全国的《⼯⼚法》，1930年公布了《矿业法》和
《矿业法施⾏细则》，1932年颁⾏了《奖励⼯业技术暂⾏条例》，还先后颁布《⼩⼯业及⼿⼯业奖励规则》、《⼯业奖励法》等，奖励和扶持民营⼯业企业，提倡企业改良和采⽤先进⼯艺，增强竞争能⼒。

三是按照孙中⼭权能分治思想建⽴起来的国民政府实现了国家的统⼀，发挥了现代化的领导能⼒。

当时的国民政府不仅有实现⼯业化的愿望，还做了⼤量改善环境的基础⼯作，排除了⼤量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障碍。

⽐如，收回了关税⾃主权，提⾼了关税;采取了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裁撤了厘⾦，开办了统税;发⾏了法币，取消了银两在流通领域的货币功能等，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四是抗战爆发前10年，中国⼯业发展达到了民国建⽴以来的⾼峰。

这主要表现在⼯业投资总量的增长⽅⾯。

其中，国有⼯业的投资增长远低于私营⼯业投资增长的速度。

“中国居然开始了史⽆前例的⼯业扩张。

据章长基(John Chang)所编制的⼯业产出指数，1912—1934年间中国⼯业产出年增长率为10%”[4]11。

有专家指出，说抗战前10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直处于破产半破产的状况是不正确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直处于破产和半破产的境地，⽽是有⼀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即1927—1930年有发展;1931—1935年，因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发展停
滞;1936—1937年⼜获得再发展。

整个过程是发展—停滞—再发展的过程”[2]478。

1936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了复苏的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峰。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也应该看到，抗战前10年，国民党提出的⼀系列发展国有⼯业的计划有很⼤部分没有得到实现。

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平不⾼。

即使是发展最好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仍然没有达到实现国家⼯业化的程度。

现代⼯业化的主⼲，钢铁、电⼒、煤炭、冶⾦、机械、化学⼯业的基础都⾮常落后，它们在1933年全国GDP中所占的⽐重极⼩。

整个现代部门和现代制造业所占⽐重分别只有7%和2.2%，⼏乎完全被占⽐重60%的农业部门所遮蔽了[4]11。

也就是说，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业发展⽐较，民族⼯业还有相对落后的⼀⾯。

抗⽇战争前我国近代民族⼯业仍处于⼯业化的初级阶段。

有专家指出，在1933年全国国民收⼊中，61%来⾃农业，仅9.1%来⾃制造业[5]59-61;⽽制造业收⼊中，27%属于⼯⼚所得，即⼿⼯业及⼯场⼿⼯业的产值约为⼯⼚总产值的3倍[5]135。

“其⼯业⽣产也低于⼋百万⼈⼝的⽐利时。

”[6]“其发展⽔平远不及⼗⽉⾰命前的俄国、30年代的匈⽛利等东欧国家，在不发达国家中亦落于印度之后。

”[7]更加严峻的事实是，中国的⼯业化⼤⼤落后于⽇本。

到20世纪30年代，⽇本已经进⼊垄断资本阶段，拥有发达的⼯业。

拥有强⼤⼯业⽀撑的⽇本很快就⾛上了侵略中国的道路，⽽⽇本侵华战争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亥⾰命在推翻清政府、建⽴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扫除封建⽣产关系、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发挥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功能等⽅⾯毫⽆疑问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亥⾰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是有限的，资产阶级⾰命不可能使中国⾛上独⽴、富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