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教篇翻译

鲁迅《科学史教篇》翻译
观看今天的世界，又有多少人会不惊讶呢？自然之力，听命于人间，人们用它就像是在自己的马上套上马鞍一样使用；交通变迁，比以前也好多了，即使是高山大河也无法阻挡；饥荒和疾病减少；教育变得完善；相较于百年前的社会，改革不外乎是这些方面。

谁是先驱，谁又是同行的呢？只看表面，虽然不容易明白，但实际上是科学进步的缘故。

科学家凭借他们的知识，探究自然现象的深奥微妙，时间久了就获得了成效，于是就对社会进行改革，之后广泛流布，影响到亚洲的东方，涉及中国，而改革的洪流所向，仍然浩浩荡荡没有停止。

观察改革发展之强盛，底蕴之深厚，可知科学繁盛博大，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探索其起源，远从希腊开始，之后停止了有一千年，等到十七世纪中野，才再次如大河一般，就像汪洋一样，到处发展传播，没有断绝，直到今日。

实际的效益伴随而生，人们生活越来越幸福。

依次观察科学历来发展的踪迹，可以看到勤奋艰苦在其中的影子，这是给我们的经验啊。

希腊罗马科学的繁盛，一点都不逊色于文学艺术。

那时的鸿篇巨制，有毕达哥拉斯的数理音阶，亚里士多德的解剖气象二学，柏拉图的《谛妙斯篇》即《邦国篇》，迪穆克黎多的《质点论》，至于流质力学则起源于阿基米德，几何学由欧几米得创立，机械学则由希伦创立，还有其他学者，很难完全例举出来。

那时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学者众多，藏书有十万多册，即使与现在相比，也不逊色。

而他们思想之伟妙，仍然可以对今天产生启发。

当时的学者，不仅是开启上述各学说就停止了，他们还运用自己的思考，想要去解释宇宙的基本元素，德黎称其是水，阿那克西米尼称其是气，赫拉克利特称其是火。

当然很显然，他们的说法都是不恰当的。

华惠尔曾经分析过这原因，要探究自然界必然要依赖那些抽象概念，而古希腊学者都没有用到，即使有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因为要确定这些概念的意义，没有逻辑学的帮助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间部分省略）而当时的学者，竟然想用今天我们用烂了的文字去解
释宇宙的玄妙。

但当时他们的精神，是毅然起来去解决古人所不知道的问题，探索大自然，不肯止于表面，和近代比起来，实在是无法比较其优劣。

大约世上评价某一时代的历史人物，褒贬都会不一，拿当时人类文化的表现与现在相比较，发现差距就产生不满。

如果假设自己也是古代的一人，用古人的心理来思考，不想到现在，这样平意探究问题，再加以批评，那么所说的话才不是错误的，稍微有思想的人，没有不是这样做的。

如果根据这样的说法，那么希腊学术的繁荣，应该是极力的赞扬而不是批评；其他时代也是这样。

世上有人嘲笑神话是迷信，批评古教是浅陋的，他们都是目光短浅之辈，真是让人觉得可怜。

凡是要评论古人的文章，评价它们的高低轻重，必须要拿别人与它相当的时代的文章，考虑它所能达到的再来比较，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接近正确。

只是有人宣传今世的各种学说，都是古代沿袭下来的，一切新出现的学说，都是以前学说的再叙，那么持这种意见的人，与那些蔑视古代学说的人是一样的。

如果只从思想这一方面来说的话，也不是没有古代比现代要好的例子，但学说的构思验证，必然要与时代进步一同提高，古代所不知道的，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也不需要隐讳。

以前英国人要在印度铺设水管，印度人反对，有人说自来水本是印度古代贤人发明的，年久失传，白人不过是窃取然后稍加改进罢了，自来水才能推行起来。

古老的国家笃信古代，每次都不惜以这样的说法自欺欺人。

中国哪些死死抱住“国粹”的人，这样说的最多，好像今天的文学艺术，都是数千年前早就有的。

我不知道他们的本意是什么，他们是想像印度那些人一样，姑且乱弄点学说好让新学传入，还是坚信古代学说（诚尸祝往时），认为它们是全能且不可超越的呢？即使这样，不这样说就听不进去的社会，也是有责任的。

希腊的学说凋零衰败，罗马的也逐渐衰落，但是阿拉伯人接续发展，他们从聂斯托利派和犹太人那里学习，翻译和注释的事业大为盛行；人们对各种新奇的东西搞得头晕目眩，错误的思想滋生，于是科学的观念被忽视，进而也就得不到进步。

大概是希腊罗马的科学在于探究
未知的事物，而阿拉伯的科学在于模仿以前有的东西。

所以用注解和阐述来代替实验，以评论代替融会贯通的研究，阅读的风气盛行起来，但是科学发现的事情则很少见，宇宙的现象，在当时是神秘不可测的。

人们注意的既然是这些东西，那所研究的也多是虚妄的东西，科学被隐去，而幻术却得到兴起，天文学没有得到流行，但占星学却取而代之，而所谓的点金学和接神学，也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不过也有不能被低估的，就是当时的学者，实在并不是懒散而没有作为，精神松懈，因入退守；只是因为研究方向的错误，才没有得到有用的结果，但是他们所作出的努力，也的确有值得赞叹的地方。

就像当时回教刚刚创立，政事和学术相互促进，建都在科尔多瓦和巴格达的两个大帝国，东西对峙，竞相引导希腊罗马的学术成果到自己的国家来，又好读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

于是学校也到处都是，以此来教授文理、数学、哲学、化学以及医药等等。

化学方面，有酒精、硝酸、硫酸的发明，数学方面有代数、三角学的进步；又复设度测地，用摆来计时，星表的制作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是学术的繁盛，几乎是世界的中心了。

基督教的子弟，多去西班牙的学校学习，学习阿拉伯的科学带到自己的国家去，使得基督教国家的学术也因此而为之一振；直到十一世纪，才逐渐衰微了下来。

赫胥黎作《十九世纪后叶科学进步志》，说，中世纪的学校，都以天文、几何、算数、音乐为高等教育的四个分科，学者如果有一个不知道，就不能称他受过适当的教育；现在反而却看不到这一点，真让我们感到羞耻。

这些言论，和中国谋新人士，大声呼吁兴办学校的学者的说法似乎相同，只不过他所特指的，理论科学就占了三项，非此之重有形应用科学而又其方术者，用来粉饰他们的说法。

当时的阿拉伯虽然是这样，但是基督教各国，对于科学却没什么发展。

而且他们不止是不发展科学，还要进一步的遏制他，他们说人的宝贵的不过是道德至上的义务和宗教之上的希望，如果人们要是致力于科学，那他们就是错误的使用了他们的才能。

拉克坦谛算是基督教有才
能的人，他也曾说，探究万物的原因，问大地的动静，探究月球表面的隆起和塌陷，研究星座的归属，考察天地的成分，焦心苦率于诸如此类问题的人，就像絮絮陈述未见过的国都，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贤者都是这样，那么可见一般民众的思想，科学之光，于是慢慢黯淡。

这种趋势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依照丁达尔的说法，以为当时罗马以及其他国家的首都，道德败坏，基督教适时而起，在平民中宣传福音，要是制度不严格，就不足以矫正风俗，因此宗徒遭受的迫害虽然很多，但是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只是思想受到了很久的禁锢，这种痕迹想要消失就很难，于是虽然是被视为精神食粮的《圣经》，也受到了科学的检验。

现象都是这样，又怎么能期待有什么进步呢？至于之后教会和各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对于科学研究的妨碍，也是很大的。

由此观之，可以知到世间教育的各个科目，走的都是不适中的道路（每不即于中道），注重了这方面就忽视了那方面，一方面得到兴盛另一方面就会衰败，彼此间交替往来，没有停止。

就像希腊罗马的科学，以极盛出名，等到阿拉伯学者起来，则又想古代学习；各个基督教国家建立了严格的教义，作为道德的根本，可是知识如线一般不可断绝。

只因为世上事物反复，世事变迁，科学事业终于又振兴起来，蒸蒸日上。

所以说世界不是直线向前发展的，经常是走着螺旋一些的曲线，大大小小的波澜，起伏不定，进进退退，最终才到达岸边，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

而且，这还不仅知识和道德的关系是这样的，科学与美术的关系也是这样的。

欧洲中世纪，绘画自有它的原则，等到科学进步，加上其他的原因，美术变得衰落，等到人们重新遵守绘画的原则，则已经接近近代了。

这种此消彼长，也没有什么利害之分，就像中世纪宗教暴起，压迫科学的发展，这事或许足以让人震惊了，但社会精神也从这件事得到了洗涤，获得的熏陶，也孕育出了好花。

两千年来，它的色彩越来越鲜明，或者成为路德，或者成为克林威尔，或者成为华盛顿，或者成为卡莱尔，后世回顾他们的事业，有谁会说他们不伟大呢？用这些成果，来补偿科学发展被抑制的损失，绰绰有余了。

因此，无论是宗教、科学、艺术、文学，都是人类发展所需要的，要确定哪一个更重要，到
现在也无法做到。

如果只是被那些利益所迷昏了眼睛，模仿那些肤浅的学术，那么按照历史事实的教训，就会违反本来的愿望而获得恶果，这是可以断言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入如果这种人能够长久，大约是文化史和政治史上都没有先例的事情。

到现在所说的，还只是中世纪黑暗的时代，如果要去找那一时代的明星，也有那么一两个可以说的。

比如十二世纪有马格纳斯，十三世纪有罗吉尔·培根（生于1212年，中国尝尝听说的哪个培根剩余十六世纪，和他是两个人），曾近著书论述失学的原因，提出恢复的办法，其中有很多名言，到现在都值得引述；然而它为世人所知，据现在才不过一百多年。

书中首先指出人类无知的原因有四：一、崇拜权威；二、因循旧习；三、固执偏见；四、狂妄自负。

近世华惠尔也谈论过这个问题，他根据当时的现象，把它归为四个原因，与罗吉尔·培根有些不同，他说的原因，一是观念不确定，二是经院学派的繁琐哲学，三是神秘主义，四是主观武断、凭热情而不凭理智，书中还举了许多例子来证明他的说法。

后来丁达尔出来，不赞同他说的第四个原因，说热情妨碍治学仅仅是指那些脑力弱的人，如果脑力强，热情反而是有助于治学的。

科学家到了老年，他们的发现也就不多了，这并不是智力衰退的原因，二是心中的热情逐渐衰退。

所以有人说，知识的事业应该与道德分开，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如果真的脱离了道德力的鞭策，知识依靠知识，那么他所做的也就够可怜的了。

发现的原因，道德力也是其中的一项。

现今更进一步探究发现的更深刻的原因，就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因为科学发现，尝尝受到超越科学的力量的影响，换句话来解释，也可以说是受到非科学的理想的感动，古今知名人士，大概都是这样的。

兰克说，是什么帮助人，是他获得最真实的知识呢？不是真理，也不是知识，是理想啊。

这是足以据为铁证的。

英国的赫胥黎，则说发现来源于灵感，和人的能力没有关系；这种灵感，可以称为真理的发现者。

有此灵感就算是中等才能的人也可以获得成功，没有这种灵感，即使是天纵奇才也终究无所成就。

这种说法是
很深刻且可听的。

菲涅尔以致力于数学研究尔出名，曾经写信给他的朋友说，名誉之心，早就已经没有了。

我现在做的事，不是为了名誉，而是为了自己的愉快罢了。

他是如此的恬淡。

而且科学发现的名誉够大了，可是华莱士将他的成绩贡献给了达尔文，本生把自己的辛勤劳动的成果交付给了基尔霍夫，他们都是这样的谦逊。

所以科学家，一定要恬淡，谦逊，有理想，有灵感，没有这一切却能把业绩留给后世，我还没有听过。

就算是其他的事业也应该是这样。

如果说，这样的说法都是虚假而不切实际的。

那么我要说，这也是近代实际利益增加的母体。

这里讲它的母体，也是它所诞生的儿子的缘故，也是用来安慰它的（这里没懂最后一句的意思)。

在以前黑暗时代，虽然有一两个想要恢复古希腊科学繁荣的伟人，但是最终都没有如他们所愿，直到十五、十六世纪，天边才开始出现了曙光。

只是衰落了太久，思想经受很大的荒废，即使想跟着古人的旧迹，一时间也办不到。

所以直到十七世纪中叶，人们才真正开始听到破晓的声音，回顾那时候，首先出现了哥白尼日心说，然后是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此外有伽利略，他对于行星和力学有很多的发现，还善于引导别人从事这门科学。

之后还有斯蒂文的机械学，吉尔伯特的磁学，哈维的生理学。

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学校，解剖学也盛行起来；科学协会也开始建立，设在罗马的意大利科学院是当时科学研究聚集的地方。

科学研究事业的兴盛，足以让人惊叹了。

风气的趋势是这样，那自然会产生杰出的人才，所以英国出现了佛兰西斯·培根，法国出现了笛卡尔。

培根写的书，历叙从古以来科学的进步，以及怎样达到它的主要目的的途径，叫《新工具》。

虽然后来的结果，并不想书中所说那样，但是平心而论，决不可说他的成就不伟大。

只是书中所主张的，是遵循演绎法以推理而不强调用实验验证，后人因而觉得很惊讶。

现在来看培根所在的时代，学风和现在有很大的区别，人们得到一两点琐碎的事实，就视为一种大法则
的前因，培根想要矫正这种风气，则势必不得不斥责以前的夸大之风，而强调归纳推理。

所以他不重视演绎法，也是不得已的事。

何况他也并没有这样说，考察他的思想方法，也并没有偏废。

他所阐述的研究自然现象的两种方法：起初是由经验到定理，之后再由定理到新的经验。

所以他说，事物的成功，是依靠手呢，还是依靠脑呢？这不是单凭哪一方面就可以完成的，必须要有机械和其他因素的辅助，这样条件才算具备了。

所以事业成功人士，凭借自己的手，但是也依赖于自己的脑子。

看到这些言论，可以推知《新工具》的第二部分中必然有讨论演绎法，但是第二部分并没有发表出来。

所以说培根的学说没有完成，他所阐述的，仅仅是到系统的归纳法为止。

系统的运用归纳法，人们常常做不到，它的成就，也不能超过实践的经验。

就实践来探索真理，进而探究宇宙大法，学者都感到困难。

况且培根虽然不喜欢假设，但是今日假设法对现代科学有很大的贡献，使科学达到盛大的地步，很多是依靠假设而来的吧？但是培根的学说只重视一个方面，把它看做一种矫正社会风气的学术就好，也不要多责难他。

在他之后大约三十年，有笛卡尔生于法国，以数学著称，近代哲学的基础也赖以建立起来。

曾经独自宣传尊重“怀疑"的思潮，相信存在着真理，于是专心致志探究意识的基础，到数学中寻找自己的方法论。

他说，研究几何的人，能依靠至简的定理解决很多繁杂的定理。

我能领悟到人类所能认识的一切事物，也是靠着这个方法得到的。

如果不把谬论当真理，并且遵循应该遵循的道路，那么就不会有不能解决的事，不会有不能成功的事。

所以他的哲学完全是用的演绎法，推广起来运用，就用来驾驭科学，所谓由因到果，而不是有果到因，这是他在《哲学原理》一书中说的，也是笛卡尔方法论的基础、思想的核心。

至于他的方法，评论者也认为不完全，如果奉行不二，其弊端不异于只坚持培根的归纳推理之法，只是对于过于重视经验的人，可以起一点纠正的作用。

如果要避免片面性，则偏向培根的归纳推理固然
不对，但是只相信笛卡尔的演绎法也不能说是对的。

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可以得到真理，而科学有今日的成就，也是将两者结合的原因。

像伽利略、哈维、波义耳、牛顿，都是倾向归纳法不如培根，遵守演绎法不如笛卡尔，卓然独立，不偏倚一方来从事自己的事业。

培根活着的时候，他对于国民财富的增加，和科学实践的结果，怀着强烈的期望，过来一百年，科学越来越进步但是事情却不想他所期望的那样。

牛顿的发现是极为伟大的，笛卡尔对数学的研究也是极为精深，而世人从他们的成就所得到的，不过是思想的财富而已，国人的安详舒适，生活的享乐幸福，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

此外像波义耳在化学和力学实验方面的贡献，帕斯卡和托里拆利在测量大气压力方面的创造，以及马尔皮基对生理学的研究，成绩都很大，但是工业还都是老样子，交通也没有得到改良，矿业也没有什么进步。

只有机械学方面已经开始出现极为粗糙的时钟而已。

到了十八世纪中叶，英法德意各国科学界人才辈出，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的进步非常可观，但是如果要问这些进步给社会带来了哪些福利，那倒是不容易回答。

等到酝酿很久之后，实际的效益才开始出现，到了这个世纪末，其成效突然大为显著，所有工业的设备材料，植物的繁殖培育，动物的畜牧改良，都受到了科学的好处，所谓十九世纪的物质文明，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孕育。

这潮流汹涌澎拜，人们精神为之一振，国民的风气也因而为之一新。

只是那些杰出的科学家们，根本不关心这些，想前面所说的那样，他们唯一的目的仅仅是追求真理，扩展自己的思维，扫除学术界的荒芜，因此拿出他全部的身心力气，日复一日的探究大自然的规律。

那时的有名的科学家，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

比如研究天文学的赫歇尔和拉普拉斯，研究光学的杨格和菲涅尔，研究力学的奥斯特，研究生物学的拉马克，研究植物学的德·康多尔，研究矿物学的拉尔纳，研究地质学的赫顿，研究机械学的瓦特，这些都是其中最有名的。

我们试着考察他们的目的，难道是为了追求实际的利益吗？然而，防火灯被制造出来，蒸汽机被制造出来，采矿技术得到兴盛。

但是社会的耳目，却单独对这些东西感到震惊，每日歌颂现在的结果，却对这些学者漠然不关心而晾在
一边。

因果倒置，莫过于此了吧。

想要寻求进步，就像把鞭子抽在马笼头上，怎么能达到所期望的呢？但如果说只有科学有利于生产事业，而生产事业对科学没有什么益处，人们都羡慕科学事业的荣誉，那又是不对的。

社会的事情繁多，就有了分工的必要，每个人不得不各有各的专业，相互帮助，共同前进。

所以说生产事业固然受到科学的利益有很多，但科学得到生产事业的帮助也不在少数。

假设现在置身于野人当中，不用说显微镜、天平了，就是酒和玻璃仪器都没有，那么科学家又能怎么样呢？恐怕只能运用自己的脑子想罢了。

只依靠脑子想，这就是古代雅典和亚历山大城的科学由盛转衰的原因。

许多事情都是利害相关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啊。

所以震惊于其他国家的强大，栗然自危，每天把发展实业、振兴军队挂在口头的人，看起来好像是觉醒过来，但是实际上只是被自己眼前的事物弄得眼花缭乱，并没有理解的其中的真谛。

欧洲人到东方来，在引人注目的，固然没有超过前面所说的实业和军事，但是它们并不是根而只是其中的叶子罢了。

寻其根源，深不见底，零碎的学一点，又有什么用呢？说到这里，我并不是说必须要把科学当作第一要务，等到它取得成果后再开始振兵兴业，我只是相信事物进步是有顺序的，发展自有它的源头，担心举国上下都在追求那些枝叶的东西，却没有几个人去寻求其中的根本，那有根源的能源远流长，舍本逐末的仍免不了覆灭。

现今这个世界，与古代不同，尊重实利可以，模仿技术也可以，但是那种不肯随波逐流，能在横流中怡然不动，就像古代的贤人一样，能够在今日为将来播种良好的果实，把幸福的根源移到自己的国家来，也不得不向社会要求要有这种人，而且也应当是社会要求的。

丁铎尔不是说过吗：只是着眼于事物的外表，或者仅仅有政治感受而不了解其他事物的情况的，每次说到国家安危，完全取决于他的政治思想，但是最公平的历史，马上可以证明这样是不对的。

法国能够有今天，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不过是科学方面的成就，超过其他国家罢了。

1792
年，几乎整个欧洲闹腾的拿起武器攻打法国，那时联军在外，国内又发生内讧，武器库空虚，战士多战死，既不能用疲惫的士兵去抵挡精锐的敌军，有没有粮食救济守卫的士兵，将士抚剑望天，政治家流着眼泪悲叹着将要到来的结果，什么办法也没有，只能等待天命。

而那时候出来振作他的国人是谁？震慑外敌的人又是谁？是科学家啊。

那时的科学家，没有不尽心尽力的，竭尽所能，看到士兵不足，就用新发明来补充，武器不足，就用新发明来补充，在防守的时候，只要知到有科学家在，那么就一定会胜利。

这还可以说丁铎尔自己是科学家，所以夸大科学的作用，那么就用阿戈尔的著作来作证，就更加明白这不是妄言。

书中所记，当时政府要征集九十万人，因为想要四方御敌，实在是非要这么多人。

但是人数不够，大家都很恐惧。

加上武器库长期是空的，战备不足，所以目前情况的紧急，非人力可以挽救的。

那时所需要的，首先是弹药，但是原料硝石，以往都是从印度得到的，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够了。

其次是枪炮，但法国产铜不多，必须要仰仗俄国、英国和印度来供给，到现在已经没有了。

第三是钢铁，但是平日也是从外国获得，制造的方法没有人知道。

于是采取最后的行动，召集全国的科学家来开会讨论，其中最重要最难得的的是火药。

政府代表都认为没有办法，叹息道，硝石在哪里呢？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学者蒙日就应声答道：有的。

到适当的地方，就像马厩土仓中，有无数硝石，是你想都想不到的。

他天赋高，又有知识，加上诚挚的爱国之心，于是自豪地环顾一下房间里的人，说，我能从这些泥土里提炼出硝石来。

不过三天，火药就制造出来了，于是把这种极为简单的方法在全国推广，老弱妇孺，都可以制造，没过多久整个法国就像一个大工厂一样。

此外有化学家，想办法分解钟铜，用来制作武器，而炼铁的新方法也产生于这个时候，所有铸造刀剑器械，无不可用国产的原料。

制革技术的完善，是制造军靴的牛皮也不缺了。

当时人们感到诧异的作为飞行器的气球和空气中的电报都有所改进，并且用于战争中，莫罗将军就乘气球去侦察敌方的阵地，了解情报，因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丁铎尔因而评论说，法国在那时产生了两样东西——科学和爱国。

其中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