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契汉一家”探微

第 37 卷第 1 期 2021 年 2 月
德州学院学报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V ol .37，
No .1 Feb .，2021
辽代“契汉一家”探微
李蕊怡
（吉林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12）
摘 要：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辽境内兼纳包括契丹族在内的汉、奚、渤海等众多民族，各民族交融态势显著。

汉人入辽境后，辽对其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并持续吸纳汉族生产方式、思想文化及统治举措等方面的精华，为辽蓬勃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汉族也受契丹族的影响，逐渐发展为“契汉一家”，双方成为推动民族融合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极其重要的助力。

关键词：辽代；契丹族；汉族；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21）01-0088-04
收稿日期：2020-08-29
作者简介：李蕊怡（1995- ），女，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辽金史研究。

① 韩知古（898-930），契丹名迪里姑鲁，蓟州玉田（今河北省玉田县）人，为辽开国元勋，韩德让祖父，述律平陪嫁，子韩匡嗣。

神册初遥授彰武军节度使，后任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拜左仆射，与康默记征渤海有功，迁中书令，天显中卒。

辽自建立之日起便不断与其统治下的汉族进行多方面的互动与融合，改变了“畜牧畋渔以食，毛皮以
衣”[1]423
的生活状态以及“本无文纪，惟刻木为信”[2]
的精神文化面貌。

一、辽代汉人来源及对其实行的统治政策早在契丹未立国之前，已有部分汉人陆续迁往辽境内居住。

战国时期，作为辽腹地的东北地区已经是燕国的辖地。

自东汉末年至隋唐时期，中原屡经战火，大批人流亡至辽东地区，由于人数众多，唐收复辽东后在此设立安东都护府，统辖当地汉人及少数民族。

辽立国后，汉人进入辽境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自唐末安史之乱爆发，中原饱受战乱，此时契丹族勃兴，大量中原人或流亡入辽，或被俘入辽境。

据《辽史》记载，神册六年（921）“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1]19。

而后，后晋石敬瑭为争权夺势不惜割地求荣，拱手将幽云十六州之地赠与辽，又一批汉人随被割让土地而进入辽境。

[3]太宗灭后晋时，也曾强迫大量汉人北迁入辽。

此外，辽与宋对峙期间，双方都曾实行过招降政策。

在灭北汉后，不少北汉官员不愿降附于宋而转归于辽，更有统和七年（989）“宋进士十七人挈家来归”[1]144，形成又一次汉人入辽高峰。

此外，辽与其他政权往来时常常互派使臣，有时出于对人才的渴望，辽统治者会扣留某些使臣收归己用，如刘守光政
权使者韩延徽就因太祖“怒其不屈”[1]1357而被迫留于辽，如此不胜枚举。

对于广大被俘汉人，辽统治者或将其分入头下军州、汉人州县，或使其隶于宫籍，极少数得以接近契丹统治者的汉人也会因此得到皇帝赏识与重用，身份地位发生质的改变，甚至可以荫庇后世子孙，韩知古①即为一例。

[4]52-53
辽将入辽汉人分别安置于五京诸州县，以上京道、中京道最为密集，自燕云诸州归入后，即为辽代汉人聚居最为密集之地区。

契丹为其“树城郭，分市
里，以居汉人之降者”[1]1357
，使之继续从事农耕与手工
业生产。

亦有不少汉族人户被置于诸斡鲁朵①中，隶宫籍，从事生产及扈从工作。

辽代民族政策的制定受唐制影响较深，对待汉人之具体政策因其地位与特点而定。

汉人虽不是辽代统治民族，但在人数上占据优势，辽初曾设“汉儿司”任用韩知古进行管理，不过地位不高，只是契丹官制之附属机构而已。

因汉人在国家治理上发挥的作用甚为显著，故辽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政策，对其他民族则采取羁縻而治。

为适应汉族传统统治方式，辽官分南北，以“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
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

”
[1]773
在汉族聚居地实行不同于部族制的州县制，史称“赋税之制，自
太祖任韩延徽起，始制国用。

”[1]1028
汉人聚居的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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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诸地区不仅成为辽代经济发达区，也是赋税主要来源地。

农耕与定居日渐增多，手工业生产不怠，封建经济因素在辽境内蓬勃兴起，加速了契丹社会形态的转化。

同时，辽初太宗在得幽云诸州后推行科举制度，圣宗时广设五京学与府州县学，“诏来岁行贡举法”[1]231，以法律形式对科举制加以固定[5]57-60，这些举措不仅为辽招徕更多人才，使汉族士人向附者日增，且提高了辽的制度化水平。

二、辽代契汉相融之表现
（一）经济生活
契丹族建国前主要以畜牧与渔猎为生，经济形态较为单一，过着畜牧畋渔，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虽在阿保机祖父匀德实时期已开始教民稼穑，但农业发展缓慢滞后，无法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立国后，因境内汉族人口日增，阿保机更加重视农业生产，在平“诸弟之乱”后“弭兵轻赋，专意于农”，对流入的汉民筑城以居之，“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1]1357，使汉民安心生活与生产。

因潢、土河流域“地沃宜耕植”[1]498，上京、中京附近的大片牧场上，不少契丹贵族在此建头下军州，令汉民垦殖耕种。

自太宗于会同年间从石敬瑭手中接管幽云诸州后，农耕区域扩大，境内农业人口大幅增长及先进农耕生产技术传入更加刺激了农业生产发展，出现了一块块以中小城镇为中心的“插花田”。

[6]84-95至辽中后期，在政府扶持下，大量荒地得到开垦，尤其是澶渊之盟订立后，辽宋双方保持长期和平，极有利于生产发展，统和十五年，圣宗在永州地区，“诏品部旷地令民耕种”，又在滦州地区“募民耕滦州荒地，免其租赋十年[1]161，辽境内粮食产量日渐增加，饮食中粮谷类逐渐增多。

同时，不少汉人受契丹影响，从事畜牧业生产工作，斡鲁朵中某些汉人即为皇帝放牧养殖。

不少汉人也开始“食肉饮酪”，刘跂《虏中作》中所反映的“已无燕代色，但有犬羊腥”即是如此。

[7]44-53
农业迅速发展带动了城市建设的兴起。

在“得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8]71079后，境内出现了“城郭相望，田野日辟”[1]906之景象，商业贸易活动兴盛起来。

受到境内汉人衣饰风格影响，契丹人逐渐转向喜好轻便保暖的丝、麻织品。

汉人以其先进的纺织技术“教其织纫工作”，不少契丹人掌握了汉人纺织技术。

此外，汉人衣毛皮制品者在辽境内甚为常见，出土的辽代汉官墓葬壁画之中，衣胡服者与汉服者兼而有之。

在汉人衣冠礼制之影响下，辽规定皇帝同南面官诸大臣皆衣汉服，太后及北面官大臣则衣契丹国服，在行大礼时，契丹三品以上官员应着汉服。

（二）政治生活
辽立国后，诸事草创，阿保机深感建国易而治国难，于是召集群臣展开一场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大讨论：“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

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 众臣“皆以佛对”，却遭到阿保机“佛非中国教”的否定，太子耶律倍则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

”太祖欣然采纳之，并于神册三年（918）在上京“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1]1333-1334由是，辽朝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政治与文教上的统治地位。

圣宗统和年间开展殿试，兴宗更是“亲出题试进士”，给予及第士人极高礼遇，从而笼络汉族士人进入辽朝统治机构中。

除科举制外，恩荫也是汉官入仕的主要途径，据《张琪墓志》记载：“府君即大卿之仲子，枢密使、左丞相、兼政事令、鲁国公、监修国史、俭之季父也......府君承资荫，授幽都府文学，历容城、文德、永兴、蓟北县主簿、平州录事参军、幽都府仓曹参军、龙门文德县令。

仅三十年，八转官五迁阶，其□次也如此。

”[9]173由此可知，张琪即因其父为大卿而得以恩荫入仕。

除此之外亦有部分汉官通过流外、辟召与奏荐等方式进入仕途[10]83-91，不少汉人在仕宦过程中积蓄力量，最终成为煊赫一时的世家大族。

譬如，韩知古在归附辽朝时身份低微，但最终因“善谋有识量”[1]1359而得到阿保机宠信，其家族中“持节旌，绾符印，宿卫交戟，入侍纳陛者”[9]203大有人在。

韩匡嗣以善医而得到述律后赏识，景宗时“以留守摄枢密使”，得到重用，其子韩德让在政治与军事才能上较其父更胜一筹，乾亨四年（982）任南院枢密使，统和十二年（994）代替室昉为北府宰相，兼领枢密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承天后共同执掌朝政。

河间刘氏家族刘六符在任翰林学士期间，曾趁宋夏战事胶着之际出使宋朝，以武力与谈判兼而用之的方式，在宋苦于战事之情况下，同意宋以增岁币二十万为条件代替交还十县，且岁币称“贡”，使得辽朝在经济与名分上均获得压倒性胜利。

[4]66-69 对这一事件的性质我们不多做评价，但由于刘六符权谋运用得当，在合适的时机做出有利于辽朝的交涉，这一点毋庸置疑。

此外，医巫闾马氏家族中，马人望理财能力卓越，一生多任财赋官，其中在中京度支使任内“始至，府廪皆空；视事半岁，积粟十五万斛，钱二十万繈”[1]1611，
① 斡鲁朵：亦可称斡耳朵、斡里朵等，意为宫帐或宫殿，是突厥、蒙古、契丹等游牧民族的皇家住所和后宫管理、继承单位。

最早见于唐代古突厥文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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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半年时间，中京地区经济面貌焕然一新，实为朝廷之能吏。

律法上，辽对汉律亦有所吸纳，圣宗统和十二年（994）曾“诏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1]157，在借鉴汉人律法的同时保留了某些本民族特色。

在汉人与契丹贵族共同努力下，辽朝统治日益稳固。

（三）思想文化生活
史载：“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

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

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 骎骎崇儒之美。

但其风气刚劲，三面邻敌，岁时以搜狝为务，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

”[1]1593辽初为改变礼文不备之景况，于太祖时期确立“尊孔崇儒”之文教政策，为太宗推行科举制奠定坚实基础，此后在五京之地广设“五京学”、国子监，地方上亦有各府、州、县学，以儒家经典教授诸生。

在官学带动下，私学亦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亦促儒家思想在辽境内进一步传播。

至圣宗时，生员大大增长，故于统和十三年（995）“九月戊午，以南京太学生员浸多, 特赐水硙庄一区”。

[1]159儒家思想进一步兴盛，使得道宗“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也”之自豪感油然而生，皇后萧观音更是契丹贵族才女，其作《回心院》十首以及《君臣同制华夷同风应制》皆属上乘之作，此时的辽朝可谓“礼乐交举，车书异同，行大圣之遗风”[11]255。

儒家“忠”、“孝”、“仁”、“礼”等伦理道德观念亦成为契丹族行为原则与规范。

不少契丹人皆以“忠”字为谥号，如萧孝先谥“忠肃”，耶律岩为“忠懿”，忠君行为更是不胜枚举，耶律曷鲁“任帷幄之案”，“谋成战胜”[1]1348，实为太祖身边不可多得之人才。

[12]94-103契丹立国之初，孝已成为其重要的伦理观念，受到格外重视，太祖阿保机曾在对外征战的关键时机，于行军途中“闻皇太后不豫，一日驰六百里还，侍太后，病间复还军中。

”[1]17契丹墓葬壁画中亦有不少有关二十四孝图的内容，孝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作为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之核心的“仁”与“爱人”观念亦根植契丹人心中，行仁政已成为君主所必须尊奉的准则，太祖即以“圣德宽仁”而使“群生咸遂，帝业兴隆”[1]13，兴宗则明确提出“古之治天下者”，须得“明礼仪，正法度”。

除此之外，受汉族影响，契丹人在宗教崇拜上亦发生变化，不仅拜日、萨满教，对于汉人所崇信的佛道二教亦是相当尊崇。

神册三年（902）太祖“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

”[13]112 后于上京地区修建天雄寺、安国寺等，道宗喜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

”[1]981不少民间信徒还成立各种佛教组织，自发宣讲佛法，出家为僧尼者亦不在少数。

道教虽不及佛教兴盛，但亦在契丹贵族间传播，兴宗极崇信道教，甚至授道士以官职。

汉、契间共同的宗教信仰成为联系两族人民之间强有力的精神纽带。

在佛教影响下，辽朝境内涌现出诸多极具宗教元素的雕塑作品。

早期风格较为简单豪迈，如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境内的前后昭庙石窟，后昭庙石窟分南中北三部分，南、北窟中均雕有天王像，着长靴，面目狰狞，全身粗犷，明显带有早期的草原民族的特点。

辽中期以后，逐渐吸收中原地区的雕刻手法并加以运用，庆州汉白玉释迦牟尼涅槃像，侧躺，冥目赤足，右手托腮，长袖拂于后背，神态安详，雕刻细致入微，风格较之前期更为细腻，水平得以提升。

[14]21
由于契丹族立国前尚处于刻木纪事阶段，故而并无有关本民族的历史记载。

立国后，统治者积极效仿汉人修史制度，逐步完善修史机构，先后设立“林牙”、“监修国史”等职官，特别是太宗灭晋后，重用了不少如刘昫一般善修国史之士，使得辽史学得以进一步发展，至景、圣宗时期达到鼎盛。

同时，契丹史家能够较好秉承汉人“秉笔直书”之优良传统，使许多珍贵史料得以保存。

契丹族早期音乐形式较为简单质朴，主要表现其原始生产活动状态。

立国后，在俘略中原人口时亦有不少乐师百工之人进入辽境，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得晋太常乐谱、宫悬、乐架，委所司先赴中京。

”[1]981对后晋所代表的汉族雅乐、燕乐、散乐等乐舞体系全面继承，同时也保留本民族某些特色，“辽有国乐，犹先王之风”[1]980即是如此。

辽初用于祭祀的音乐亦受中原汉文化影响，承袭唐十二和乐而来。

此后，辽境内音乐门类逐渐增多，风格也由简约粗犷变得细腻丰富，礼乐制度逐步健全。

契丹舞蹈与音乐结合紧密，形式多种多样，有独舞、双人舞、三人舞、集体舞等，舞姿丰富多样，有徒手舞者、挥彩带舞者，亦有执乐器舞者。

其中，致蓬蓬舞为契丹从中原引进。

[15]309-315
三、辽代汉、契相融之影响
有辽一代，汉族与契丹族一体化过程中彼此融合。

（一）促进辽社会转型
自契丹族建立政权后，对农业重视程度日渐提升。

从太祖起，诸统治者颁布了一系列保护、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法令，不断诏民垦荒耕种，此后，辽境内农耕面积大大增加，基本解决日常生活所需，甚至有盈余。

农耕经济所带来的定居生活使得更多契丹人开始建屋居住，新兴城镇不断涌现，并有了五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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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在这些城市中居住着契丹、汉、渤海等多民族，彼此互通有无，融合进程明显加快，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此外，手工业门类逐渐增多，商业贸易发展。

统治者实行封建赋役制，奴隶制经济逐渐过渡至封建经济。

在思想文化层面，契丹族受儒家思想和佛、道教影响深刻。

不仅定“尊孔崇儒”为国策，亦于境内修建大量孔庙、佛寺及道观。

至辽中后期尤其尊崇儒家思想与佛教，开科取士之人数连年增加。

在对儒家典籍的学习中，契丹人逐渐改变原本无文纪之落后状态，创制契丹大、小字，并翻译儒家经典，以供本民族人学习，逐渐转化为“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16]112之状态，汉、契之间同一性伦理逐步确立，促进辽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之转型。

（二）契丹族之正统观逐渐形成
契丹人受其先祖鲜卑人以及隋唐契丹“化内人”影响，建国之后即因袭鲜卑人附会自己为“炎黄子孙”自称“中国”的观念。

“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1]26，开始以“中国”自居，太祖阿保机在建国伊始，定“尊孔崇儒”为国策，是其站在“中国”立场上以“中国人”自诩的表现。

此时辽宋对峙，辽亦将宋称为“中国”，但尚未自称“正统”。

[17]78-90秦汉以来，人们习惯于将拥有传国玉玺之王朝认定为正统。

在辽太宗会同九年（916）伐金之时，“末帝表上传国玉玺一、金印三，天子符瑞于是归辽。

”[1]1015这也是辽为表明自己正统地位所进行的努力。

圣宗也曾借传国玉玺来强调正统地位。

至道宗时期，正统观念更加成熟，耶律俨在《道宗皇帝哀册》中便对其有“一统正朔，六合臣妾”[18]407之赞誉。

澶渊之盟签订以后，辽宋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南北对峙之“第二次南北朝”局面巩固。

“贵中华、贱夷狄”之传统观念遭到强烈冲击，辽统治者以中原儒家思想教化臣民，“华夷同风”景象渐成。

正统观念的产生与发展，为契丹族与汉族等民族逐步融合成中华民族提供先决条件，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形成有重要意义。

元灭南宋建立政权后，中国历史进入“中华一体”阶段。

因辽、宋、金三朝对正统性认识不一，元帝重修三史的体例悬而未决。

直到至正三年（1314），脱脱再次请修三史，并决定“三国各与正统”，承认辽、宋、金三朝各自的正统地位，进一步了打破少数民族不可为正统之观念，逐步形成复线历史叙述方式，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演进打开新窗口。

（三）契丹族传统文化逐渐丧失
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以武立身，更以武立国，所谓“其富以马，其强以兵”[1]1025即是如此。

契丹男女皆崇尚骑射，骁勇善战，具有独特的骑射文化与勇敢、顽强的民族性格。

立国后，太祖阿保机“尊孔崇儒”，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使契丹族的思想言行日益趋近于中原汉族。

佛教亦深受契丹族欢迎，统治者大量提倡佛教，不仅在对外战争结束后大量“饭僧”，甚至“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1]349。

受儒、佛思想影响，仁德、行善观念盛行，尚武之风渐褪。

同时，随着境内农业人口逐年增多，农业发展日渐兴盛，愈来愈多的契丹人从游猎中转而投身于农耕生产，骑射技艺不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至此，契丹人勇武精神渐弱，传统骑射文化渐失。

四、结 语
契丹族立国之初经济与文化俱处落后状态，随着大批汉人进入辽境内，农耕定居与儒学佛教不仅丰富了契丹等族物质与精神生活，亦推动其社会由奴隶制演进为封建制，加速辽代社会之转型。

在与北宋对峙过程中，正统观念逐步确立，一统天下成为双方共同的目标，对后世影响深远。

但同时应注意，在汉、契交往过程中，辽代社会封建化进程虽加快，却也无可避免地在受到农耕定居及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影响下而逐步丧失其骑射尚武之风。

总体而言，辽代汉族与契丹族在交往中互通有无，丰富了彼此间物质与精神生活内容，亦推进辽境内的民族融合。

元代打破传统观念，将辽、宋、金并称正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形成助臂。

（下转第110页）
李蕊怡：辽代“契汉一家”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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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思政课教师等。

其次，新时代发展的特点要求必须加强教育者运用新媒体和网络技术的能力。

教育者自身如果不能熟练运用新媒体和网络技术，具备较高的媒体能力，就不能很好地设计更具说服力和吸引力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教育和引导学生。

专业课教师同样需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和网络技术重新设计专业课程教学，以更符合学生需求的授课方式将爱国主义教育有机融入课堂、融入实践教学，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这在客观上要求高校管理层要为教师开设专项新媒体能力培训，提升教育者队伍的新媒体素养和能力。

最后，强化教育者队伍的师德教育和责任意识。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教育者具备高度的责任感。

同时，教育者高尚的道德和人格魅力是教育学生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因此，要驰而不息地开展师德教育、不断提高教育者自身道德水平和爱国主义情怀，以教育者的实际行动示范和带动学生正确认识爱国主义，真正践行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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