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方针的新闻专业主义

大公报“四不”方针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大公报是唯一一家拥有百年报龄的报纸。

1941年，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唯一获得国际荣誉的报纸。

大公报之所以能受到国内外新闻界的重视，离不开其先进的办报方针。

从创刊者英敛之把报名中的“大”和“公”两字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并以此作为办报宗旨，到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提出“四不”方针，大公报坚守“文人论政，商业经营”原则，力图通过客观公正的报道服务于社会。

笔者认为，“四不”方针蕴涵着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这是促使新记大公报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因素。

“四不”方针与新闻专业主义
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复办大公报。

当时中国报业的状况是：“报业之厄运，至今日而极矣！军权压力，重逾万钩；言论自由，不绝一线。

而全国战兴，百业俱敝，报纸营业遂亦大难。

通观国中，除三数社外，大抵呻吟憔悴于权力、财力两重压之下，发发不可终日。

”
但张季鸾仍坚持认为：“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稗益国家。

业言论者，宜不媚强御，亦不阿群众。

”于是，大公报在复刊之日发表了《本社同人之志趣》。

这篇文章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

所谓“不党”，是指“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所谓“不卖”是指“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

所谓“不私”，是指“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外，并无私图。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所谓“不盲”，是指不“随声附和”、不“评诋激烈，昧于事实”。

“四不”方针的提出与新记大公报创办者秉承的办报思想分不开。

张季鸾曾在1939年5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评论《抗战与报人》中写道：“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

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

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

从消极地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吴鼎昌也曾表示：“我们办报是为新闻的——我们办的这张报纸是毫无目标，如果说有目标的话那就是为新闻而新闻，要真心做人民的喉舌。

我们不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办报，更不是为了某一派别而办报，也绝不为某一个人而办报，我们是为了人民全体的利益而办报。

” 可见，大公报是信奉自由主义、坚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以求生存与发展。

大公报“四不”方针所追求的新闻客观、经济独立、言论公允、服务公众的报业精神，与西方新闻界以客观性、真实性、自由性、独立性为特征的新闻追求有意识共通之处，这正是今天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精神。

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美国新闻史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信念，它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从而服务于全体人民。

大公报新闻专业主义的倾向还体现在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锻炼。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不仅为大公报设立了专门词条，还为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等12位大公报人设了专门的人物词条。

近代以来，有幸作为人物词条入选这部国家级百科全书的新闻工作者仅有108名，而大公报竟占了1/9。

正是这些人才使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在新闻实践中得以贯彻。

“四不”方针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
在国家动荡不安的年代，大公报“四不”方针的新闻专业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两点。

首先表现为政治上的客观公正报道。

国共两党对峙时，大公报既骂过国民党也骂过共产党，既帮过国民党也帮过共产党。

但它的新闻报道与评论都是基于自己民间报纸的独立立场，至于帮了谁骂了谁那只能说是客观上起到的作用。

大公报给国民党帮过忙。

从大革命后期帮起，“清共”和“分共”的时候帮过，攻打苏区的时候帮过，“九一八”事变前后帮过，西安事变前后帮过，抗日战争时期帮过，解放战争开始的一段时间也帮过。

一般来说，拥蒋反共就是帮国民党的忙。

但大公报也帮过共产党的忙。

大公报第一个派记者到苏联采访、向中国读者介绍建设中的苏联的真实情况；第一个派记者去边区、向全国人民报道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真实情况和边区建设情况。

对共产党的报道，大公报始终尊重事实，采取了客观或比较客观的态度。

它改变了公众心目中被国民党御用媒体歪曲了的共产党的形象，同时帮助国统区的读者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和言论主张。

同时，大公报也骂过共产党。

对共产党开骂的文章有1936年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1941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1945年的《质中共》、1946年的《可耻的长春之战》等等。

就国民党方面，大公报的骂遍及从国民党的小喽啰到蒋介石、汪精卫等高层领袖、从经济紊乱到政治腐败等许多方面。

因为1948年的几篇文章，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曾点名攻击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并骂他为共产党的“张目”、新华社的“应声虫”。

从历史表现看，大公报对共产党、国民党都有骂，也都有帮忙；既曾为帮了国民党而遭到共产党的骂，也曾因帮了共产党而受到国民党的骂。

其实，这正是无党无派的大公报“不党”的表现，是大公报客观公正报道的必然结果。

正如张季鸾所说：“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
大公报“四不”方针的新闻专业主义倾向还表现为服务公众。

大公报注意贴近读者，服务社会，热心公益事业，曾多次为各时期的重大自然灾害发起募捐。

除办报外，还组建过以报纸名字命名的剧团和篮球队，举行过公演和参加过全国性的比赛，把报纸上发表过的有影响的社评、通讯、漫画作品和个人的文章集结出版，公开发行。

大公报创办了琳琅满目的副刊与专刊，为公众提供了生活知识和消遣材料。

大公报自复刊第一天就创设了副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专业性副刊已初具规模，并均以周刊的形式固定下来。

这些专业副刊的受众群非常广泛，涵盖了从儿童到成年人，从男性到女性，从文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到电影爱好者、戏剧爱好者、体育爱好者等等。

这些副刊都具有很强的服务性。

例如《家庭与妇女》，每一期上，几乎整版都是有关妇女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小常识，如“产妇的调养法”、“婚后须知”、“如何教育子女”、“煤气中毒之人工解救法”、“烹饪常识”以及“发型”、“时装”等。

结语
“四不”方针体现了大公报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

与同时期的大多数报刊相比，大公报力求表现出一种客观公正的取向。

例如，在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政治时，能够针对具体问题，做出客观分析；在国难当头，抗战在即时，能够冷静分析敌我力量对比，提出较为可行的建议；在抗战烽火正烈，全国军民共御外敌时，能够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相区别，不一概而论、统统加以声讨。

无论是针砭时政，抨击权贵，还是为民请命，代民立言，大公报都以鲜明的个性体现着它“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的职业理想与职业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