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正教教堂寻踪

北京东正教教堂寻踪
在俄罗斯传教团的北馆（今天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修建北京教众致命堂（又称殉道者教堂）体现了传教团诸传教士们的思想：让东正教信仰而牺牲的中国殉道者们，以及他们的精神导师——英诺肯提（费古洛夫斯基）都主教和西蒙（维诺格拉德夫）大主教，第十八和十九届传教团团长，都得以在此安息。

但是，这一远离俄罗斯的教堂，令人无法想象地在历经革命之后，命中注定地成为俄罗斯殉道者——1918年被害于乌拉尔的、罗曼诺夫家族的临时避难所。

这样，命运所展现的传教团与罗曼诺夫家族的关系，绝对出人意料。

俄罗斯绝对的故事在俄罗斯绝对一无所知。

我试图在本文中，以一些信件来源为基础，其中主要是《中国福音报》以及最后一任俄罗斯在中国的传教团团长维克多都主教（斯维亚金，1893－1966）亲属的回忆，为再现俄罗斯历史上这悲剧性的一页做个初探。

俄罗斯北京传教团，在建立十年之后被彻底摧毁：义和团运动不仅烧毁了教堂、钟楼，还有传教团的住所和办公室。

几十年来收藏的最珍贵的图书也付之一炬。

北馆化为灰烬。

传教团居无定所，被政府安排来安排去——从北京迁到通州，从通州搬到天津，再从天津转到别地。

在如此严峻的情形下，圣公会总检察官致俄罗斯驻北京公使的建议迁走传教团
的函件便一目了然了——假如它不能在西伯利亚或者阿尔杜港使中国蒙福的话。

然而事态说明，在义和团起义和对基督徒行凶之时，传教团有222名中国基督徒遇害，他们因为东正教信仰而罹难，使得传教团成为伟大圣地。

将这一圣地弃之不管是耻辱和犯罪。

第十八届传教团团长英诺肯提（费古洛夫斯基，当时教衔是修士大司祭）于1901年10月11 日，向圣公会提交222名中国东正教信仰殉道者的名单，并申请在为纪念他们，在被摧毁的北京传教团教堂废墟上修建北京教众致命堂。

圣国家公会之全俄罗斯国王陛下，1902年4月22日签署2874号令，恩准在北京修建纪念带安葬遇难中国东正教教徒遗骸之棺椁墓室的北京教众致命堂，并且钦定每年6月10－11日
（新历6月23－24日），为中国东正教社团在东正教徒遇难地举行宗教游行的庆典日。

在被义和团起义摧毁的教堂旧地基上，北馆的东北角，1903年建成了墓穴，东正教徒的遗骸被迁往此地。

他们的遗骸在此先裹以绸缎，之后再包上浸油的粗麻布，置入大理石陵墓。

1904年，在东正教基督徒们殉难周年之际，北京教众致命堂施工备料完成。

此刻还完成了教堂的祭坛的最后加工。

1904年6月1 0日，举行了隆重的墓穴圣化仪式。

1906年，在一层楼高的墓穴上增筑了第二层，即圣尼古拉教堂。

此时北京教众致命堂的施工，已经由荣任主教的英诺肯提主持。

三十年代末，移民北京的М.В.科洛博夫将军（1868－1939之后）写道：“按照东正教教会礼仪，建造新堂之时，主教应亲手将神圣殉道者之圣骨安放在祭坛之下。

在北京传教团区域内，经已安息的大主教英诺肯提之手，为东正教信仰英勇就义的中国人遗骸得以收集和入殓。

”这是一座美丽的、白色砖石结构的古典风格教堂，顶戴蔚蓝色金星穹顶。

两侧楼梯通往这座双祭坛教堂的、圣尼古拉教堂入口处的平台。

由此，北馆美景一览无遗。

多年之后（1 9 3 1年），北京教众致
命堂的修建者，英诺肯提都主教也将在教堂墓穴祭坛的一角安息。

1933年，在英诺肯提都主教身边安葬了西蒙（维诺格拉德夫）大主教，第19届传教团团长。

他们身旁还为维克多大主教，第20届传教团团
长预留了空位。

北京教众致命堂，那里与东正教教会的牧师（俄罗斯人）一道，安息着她的孩子（中国东正教徒），此堂倍受敬仰，成为传教团珍爱有加的圣地和它的象征。

北馆的北京教众致命堂几乎一直关闭，每日的事奉礼仪根据修道院条例在位于北馆西侧的乌斯宾斯基教堂举行，这个教堂有通道直达北馆墙外。

然而，一年内还是有数次事奉礼仪在北京教众致命堂举行。

圣尼古拉教堂位于该堂二层——它面积不大，由于左侧四扇窗户之故，右侧倍显敞亮，被封圣的主教尼古拉圣像上端是光彩耀目的、玫瑰色的圣像壁和俄罗斯古老的神龛，——它在尼古拉日开启圣门。

从乌斯宾斯基教堂移至此地教堂中央悬挂了传教团的圣物——奇迹创造者圣尼古拉的圣像，这幅圣像是1685年由阿尔巴金诺城堡的哥萨克人带到北京。

这是西伯利亚的一件历史珍贵遗物，见证了昔日俄罗斯人东进阿穆尔的历程，圣像上的圣尼古拉手持利剑，1900年它被传教团成员转移至使馆区，而幸免于义和团之乱。

墓穴在主要节日开放（如上所述在6月23－24日）——那是在义和团起义中遇难的中国基督徒纪念日。

自1904年，制定了这一节日的庆典程序，几十年不变。

6月24日清早（以避暑热）在乌斯宾斯基教堂举行祈祷仪式。

先是举行圣水祷告和事奉礼仪之后为所有神圣殉道者祷告。

所有到堂人员，高唱圣歌（晨课教会圣歌）“海浪”以宗教游行队列走向基督徒们的遇难地，首先是走向北京教众致命堂。

游行终点是距北馆三俄里的俄罗斯墓地（在北京城墙外）。

宗教游行队伍从乌斯宾斯基教堂出发，穿过主教公园，踏上通往北京教众致命堂的道路，在大理石小桥后面停下。

在北京教众致命堂的墓穴举行短暂的祈祷。

之后，宗教游行队伍走遍北馆中国教民遇害之地，并走向钟楼之下的圣门，该钟楼是莫斯科尼古拉教堂钟楼的惟妙惟肖的复制建筑。

钟楼上共有七座钟，最大的重约五十普特。

宗教游行队伍穿过圣门，踏上铺设到马路上的、连接主教公园和南馆公园的小桥。

桥的左右两侧安装了网状护栏。

游行队伍在南馆公园立即进入大教堂广场，它是为了准备修建“基督复活大教堂”而建。

宗教游行队伍穿过整个南馆公园，走出铁门来到传教团外面。

这扇铁门通往羊倌胡同,曾是传教团的正门，它的邮政地址
是，东直门，北馆，羊倌胡同21号。

宗教游行队伍走出传教团，向左（向东）拐进羊倌胡同，走过尘土飞扬和弯弯曲曲的小巷，踏上东直门大街宽阔的街道。

宗教游行队伍总是簇拥着大群的中国人，它从东直门大街直奔北京北城墙的安定门，再走向城外。

甫一出城，便是中国基督徒殉难的“三角地”。

为纪念死难者，传教团在此为中国百姓，并不一定是基督徒修建了一座可容纳60人的客栈。

这里也举行了晨间简短的祈祷。

宗教游行队伍继续向北，在四分之一俄里处坐落着传教团墓地——那就是游行队伍的终点。

墓地是一面被拉成直角型的围墙。

从墓地西侧开始建起50座俄罗斯军人墓地，称为“绿色统一八角十字架军人墓地”。

在传教团墓地中央，矗立着钟楼和可容纳350人的、戴五座金色穹顶的“谢拉菲姆·谢洛夫斯基”教堂。

伴随着教堂钟楼的钟声，游行队伍走进墓地，在教堂里做短暂的祈祷，为牺牲的基督徒吟唱“永恒的纪念”之歌。

之后稍事休息，神职人员和众兄弟请茶，宗教游行队伍原路返回。

在返回的路上，有更多的中国人伴随宗教游行队伍，加入的人远多于围观者。

宗教游行队伍抵达安定门之后，有时从另外一条路返回北馆——游行队伍登上北京城墙，沿着城墙一直走到东北角的角楼，再从那里下城墙，穿过角门走进北馆区域。

在北京中国东正教教堂遇难二十年后，俄罗斯历经帝国主义战争和流血革命，饱受国内战争之苦，成千上万的俄罗斯难民涌入了中国。

很多人将俄罗斯传教团当作其避难所。

这是一段北京教众致命堂的围墙可以为俄罗斯殉道者——阿拉巴耶夫卡悲剧中的牺牲者提供保护的时光。

众所周知，1918年6月18日深夜，罗曼诺夫全家族的人都被活活地抛下了乌拉尔阿拉巴耶夫斯克市郊附近的矿井。

他们是：皇后的姐姐：亚力山德拉·费德洛夫娜，谢尔盖·亚力山大罗维奇大公的遗孀；谢尔盖·米哈伊罗维奇大公，炮兵将军；康斯坦京·康斯坦京诺维奇大公（作家）的三个公爵儿子——约安、康斯坦京和伊戈尔；弗拉基米尔·帕弗列伊——帕维尔·亚力山大罗维奇大公贵贱通婚所生之子。

与他们一同被抛下矿井的还有，修女瓦尔瓦拉和谢尔盖·米哈伊罗维奇的管
家费德尔·谢苗诺维奇·列梅兹。

阿拉巴耶夫斯克市被白军占领之后，他们将被害者的遗体移出矿井，穿越西伯利亚运往中国。

上面提及的М.В.科洛博夫将军这样
写道：“皇家殉道者和他们忠诚的仆人（此处指费德尔·谢苗诺维奇·列梅兹）的棺椁1920年4月3日，经哈尔滨运抵北京，它们是奉高尔察克将军的命令转运的。

”
棺椁运抵北京之时，鉴于中国严禁死者进城的法律，它们旋即被运往城北的俄罗斯墓地教堂，即安定门外的传教团墓地的“谢拉菲姆·谢洛夫斯基”教堂墓穴。

该教堂的地下特别为罗曼诺夫家族遗骸预建了墓穴。

尽管传教团墓地一直有人看守，但是英诺肯提大主教还是担心公爵棺椁的保存问题——这是俄罗斯人民的圣物——他一直积极争取将它们转移到北馆北京教众致命堂内。

但是中国政府以法律为由，无论如何不同意。

只有在十八年之后，最后一任传教团团长维克多大主教，才得以将罗曼诺夫家族遗骸移至北馆。

“随着中国北方政治局势的变化，传教团团长，至尊的维克多终于在1938年得到中国政府首肯将棺椁迁至北京教众致命堂，即它们现在的安放处。

” М.В.科洛博夫将军写道：“在教堂的下层，在墙洞中，临时放置了5个阿拉巴耶夫斯克悲剧中死难者的棺椁，他们是：谢尔盖·米哈伊罗维奇大公、三个公爵儿子——约安、康斯坦京和伊戈尔和管家费德尔·谢苗诺维奇·列梅兹。

”М.В.科洛博夫将军说这些棺椁是“临时放置”在北京教众致命堂的墓穴里，意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被安葬在俄罗斯。

但遗憾的是，М.В.科洛博夫将军的话却预示了另外一层意思。

这就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我援引我母亲，维克多都主教的妹妹（斯维亚金娜）的叙述。

1917年革命之后，俄罗斯中国传教团隶属于俄罗斯海外东正教教会神圣公会。

1944年，还在日本占领时期，维克多大主教向苏联驻北京领事馆递交了以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名义写就的正式报告，提出了与关于牧首治下的教会合并的请求，直到1946年俄罗斯中国传教团才与莫斯科宗主教区恢复了被革命所中断的正式交往。

1947年，维克多大主教应召前往苏联驻北京领事馆，总领事向他
传达了莫斯科命令，将罗曼诺夫家族秘密埋葬在安定门外传教团墓地。

维克多大主教吩咐传教团的同事，米哈伊尔·列特尼科夫神父埋葬阿拉巴耶夫斯克悲剧中死难者的遗骸。

米哈伊尔·列舍特尼科夫神父和其他几位传教团的同事，套了几挂大车，将装有罗曼诺夫家族遗骸的棺椁运走，埋葬在传教团地。

这样，阿拉巴耶夫斯克殉道者死后三十年，才魂归大地。

1955年，维克多大主教接到1955年3月11 日令，取缔俄罗斯传教团，传教团在中国拥有的全部资产移交苏联驻北京使馆。

1956年6月，维克多大主教遣返了俄罗斯神职人员，自己也返回苏联。

维克多大主教返不久，北馆的钟楼和传教团圣地——北京教众致命堂即被炸毁。

1989年，即我家离开北京三十五年之后，在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因东方学专业之需前来北京。

1989年9月17日，我到达北京当天，即前往苏联使馆，就是北馆。

苏联使馆区囊括了北馆老区的北部和非中心区（实际上是主教公园）。

使馆正门位于原传教团图书馆的东侧，直通原主教公园。

南馆公园，原来在那准备修建基督复活大教堂，面积未达使馆的围墙。

从1990年北京的地图看，羊倌胡同（那里某个地方就是传教团正门）距使馆相当远。

使馆内，在拆除的钟楼原址上建了个欧洲风格的小亭子。

圣英诺肯提教堂（过去的西业府），在我们离开北京的那一年悬挂着阿尔巴津的圣尼古拉圣像，现在已经狼籍一片——里面成了使馆的庆典迎宾厅。

北京教众致命堂，这一白色砖石奇迹已不复存在：其上是一方平坦的广场，栽种了青青小树。

1989年，没有一位使馆普通工作人员知道，三十五年前这里到底有过些什么：根据官方息，中国在50年代——两国关系的友好年代，将这块巨大的使馆区馈赠苏联政府。

三十年间，北京变得面目全非，自然我要寻找俄罗斯墓地，我依稀记得墓地位于安定门外，可我寻其不得。

我求助于讲俄语的老北京人，他们是我最初到中国的时候结识的人，我说，俄罗斯墓地埋葬着我奶奶，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凯宾（克里莫娃）。

老北京人知道传教团的历史，知道阿尔巴津人，并且记得维克多大主教。

墓园已经被毁怀，并且答应随我前往。

1990年春天，我们去过安定门外的传教团墓地。

原来，俄罗斯墓地已被毁坏我
没有找到一座坟冢和一块墓碑。

墓地现在是一座大型城市公园——“青年湖公园”。

园内修建了游乐场和高尔夫球场。

公园的中央修了一座大型的人工湖——那里曾经伫立过金顶的“谢拉菲姆·谢洛夫斯基”教堂。

因为，根据《中华福音报》所载对墓地的描述，“谢拉菲姆·谢洛夫斯基”教堂位于墓地中央。

我被一种类比的巧合所震惊，莫斯科曾经炸毁基督救世主教堂，在其地基上给莫斯科人改建游泳池。

我无法讲出的是，北京人是否也在青年湖中游泳呢——现在可是早春时节啊。

本文作者系俄罗斯著名东方学研究学者、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克希尼亚。

本次翻译发表次此文，正式征得作者家属同意，文字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