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清代捐纳史研究述评

近百年来清代捐纳史研究述评
韩祥
【摘要】捐纳,又称为赀选、捐例,是政府基于统治的需要而集中进行的一种政治经济交易活动.至清代,捐纳逐渐制度化,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覆盖全国的制度,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历代.捐纳对清代的财政、吏治、教育、赈灾、社会风气等多个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自民国时就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至今已近百年,主要集中在捐纳制度的运行与影响方面.但与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比起来,清代捐纳史的研究还很不充足,需要在数据统计、研究方法上进一步深化、拓展.
【期刊名称】《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00)004
【总页数】7页(P42-48)
【关键词】清代;捐纳;捐输;财政;影响
【作者】韩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50.6
捐纳，又称为赀选、捐例①，是政府基于统治的需要而集中进行的一种政治经济交易活动，“捐纳事例者，定例使民出赀，给以官职，或虚衔，或实授，用以充朝廷之急需。

”[1]3，15-16，173捐纳在中国行之久远，秦汉时即已出现，至清代逐
渐制度化，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覆盖全国的捐纳制度，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代，正如许大龄先生所论，清代“捐例复起，实官频授，其规模较前代为宏，其流布亦较广，而鱼肉百姓，伤风败俗，较前代为尤甚。

”[2]424-425
捐纳对清代的财政、吏治、教育、赈灾、社会风气等多个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自民国时就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至今已近百年。

然而与相关领域的研究比起来，如清代财政史、官制史、教育史、灾荒史等，清代捐纳史的研究还不能令人满意，不少方面甚至还处于起步阶段(如,数据统计方面)，需要进一步加深、拓展。

不过，前人对捐纳的研究已为后人奠定了雄厚基础，并得到了其他相关领域研究的广泛关注。

所以，对清代捐纳史的研究状况进行较为细致的回顾与总结，不但有助于借鉴以往研究的经验教训，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思路，而且有助于打通捐纳史研究与相关领域研究的联系关节，使该研究真正融入到学术互动中去。

一、研究概况
目前学界还缺乏对清代捐纳史的研究进行全面总结，仅在陈锋的《清代财政史研究概要》一文中略有涉及，该文将捐纳作为“其他财政收入”进行了简要总结，收录了与捐纳相关的8篇论著[2]，但没有将捐纳列为一个独立的论述主题。

有鉴于此，对清代捐纳史研究进行一次全面总结就显得非常紧迫了。

有继承才会有发展，有借鉴才会有提升，总结前人研究的经验教训可以使我们尽量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劳动(这种现象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已为数不少)，并有利于梳理出近百年来清代捐纳史研究的框架脉络。

在具体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对本文的论述范围进行说明。

本文所收清代捐纳研究的成果并不仅限于捐纳本身，与其密切相关的财政类、教育类、吏治类、灾赈类研究等亦为本文的论述对象。

由于清代捐纳史研究在整个中国捐纳史中占有绝对多数的比例，故对研究清代之前捐纳但亦涉及清代的研究成果也纳入本文论述的范围。

笔者在本文的准备过程中搜集了中国大陆自民国至今发表和出版的清代捐纳史论著，
并尽量搜集了台湾地区和日本的相关研究，由于条件的限制，本文所收录的研究成果肯定有遗漏的地方，需要今后进一步搜集。

若本文能从现已收录的研究成果中初步勾勒出清代捐纳史研究的整体轮廓，便算是不辱使命了。

总体来讲，涉及清代捐纳史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以清代捐纳为专题研究的论文论著，此类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也是本文论述的主要对象，依笔者现有统计，民国至今，专题研究中的期刊论文共有79篇，学位论文4篇(1篇博士论文，3篇硕士论文②)，专著2部，分别是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哈佛燕京社1950年版，此为许先生的硕士论文出版而成，未
列入学位论文类中)和伍跃的《清代的捐纳制度与社会》(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版)。

第二类，有关清代捐纳的文献档案，其中档案类期刊发表的史料类论文共9篇，
档案类著作主要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的《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第五册·捐输、其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1990年)、《光绪朝朱批奏折(第81辑·财政、捐输、
库储)》(中华书局1996年版)，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的《光绪朝捐纳则例》(文海
出版社1995年版)，江苏省财政志编辑办公室编纂的《江苏财政史料丛书(第二册·漕运、捐输)》(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的《中国
荒政书集成》(第八至十一册中的捐赈部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此外，民国以来影印出版的《大清会典》及《大清会典事例》《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皇朝政典类纂》《清史稿》等文献中有不少关于清代捐纳的资料，但分布较为零散，不成系统，此处不再赘言。

第三类，涉及清代捐纳的相关领域研究成果。

由于捐纳与清代财政、吏治等领域有着密切联系，故这些领域中亦有涉及清代捐纳的研究成果，以论著为主，大多将捐纳作为研究中的或一章或一节或一目，如，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彭泽益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陈锋的《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清代军费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谢俊美的《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艾永明的《清朝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肖宗志的《候
补文官群体与晚清政治》(巴蜀书社2007年版)，周育民的《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2000年版)，史志宏、徐毅的《晚清财政：1851-1894》(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

此外，一些通史著作中亦有部分章节涉及清代捐纳，限于本文的篇幅与结构，不再一一赘述。

若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清代捐纳史研究起步较晚，其发展历程亦较为曲折，曾多次中断，但总体上呈加速发展的势头，尤其是2000年以后。

民国时期，清代捐纳史研究正式起步，但相关研究很少，也很分散。

在笔者搜集的现有资料中，最早涉及清代捐纳的文章是1924年的《恢复捐官问题》[3]，该文
针对当时社会上恢复捐官的传言简要分析了清代捐官的弊病影响，以警示时政，并不算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

第一篇从学术角度对清代捐纳进行扎实研究的论文是汤象龙于1931年发表的《道光朝捐监之统计》[4]，以统计的方法开创了清代捐
纳研究的先河。

之后，相关研究出现了长期中断，至1948年才出现一篇署名讷菴的《读史答记:清捐纳之弊》[5]，该文简要描述了清代尤其是晚清捐纳官职的价格、程序，认为捐纳是导致清代吏治冗滥的最大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清代捐纳史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于1950年问世，内容分“沿革”“组织”“影响”三编，因其研究的系统性和考证的翔实性，而成为了这一领域的经典著作。

但之后此领域的研究在大陆便销声匿迹了，此状态一直持续到了80年代初。

其次，50年代至70年代间，对清代捐纳的研究在台湾地区和日本有了一定的发展。

陈宽强的博士论文《清代捐纳制度》(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1968年)虽与许大龄著作同名，但在内容上却
有了明显拓展，如“清代捐纳制度实施范围”“捐生资格限制”等；日本人近藤秀
树的《清代的捐纳与官僚社会的终结》[6]较早地剖析了捐纳与清代社会阶层变动
之间的关系，杨启樵的《康熙末年广西捐纳案》[7]则展开了清代捐纳的个案研究。

进入80年代以后，清代捐纳史研究迎来了该领域的春天，相关论文数量明显增加，研究范围也有所拓展，尤其在捐纳的社会影响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如徐鼎新的《清末捐纳制度对工商界的影响》[8]，谢俊美的《捐纳制度与晚清社会》[9]，王胜国
的《清代捐纳制度及其影响新论》[10]，较前均有所突破。

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该领域内的研究论文达20余篇，且以中国大陆为主。

2000年以后，清代捐纳史研究呈现出了全面发展的势头。

至2011年该领域发表
相关论文超过50篇，出版专著1部(伍跃《清代的捐纳制度与社会》，京都大学
学术出版会2011年版)，并出现了3篇硕士论文，在数量上比2000年以前的所
有相关研究还要多。

在研究范围与方法上，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个案研究明显增加，如卢经的《乾隆朝甘肃捐监冒赈众贪案》[11]、晏爱红的《乾隆九年福建捐监案研究》[12]；区域研究开始出现，如宝音朝克图的《清代蒙古捐纳初探》[13]；捐纳种类研究有所拓展，如和卫国的《从广西捐垦案看清代垦政》[14]、赵晓华的《清代赈捐制度略论》[15]；较短时段的研究频繁出现，如顾善慕的《清代乾隆年间的捐纳制度》[16]、沈洁的《清末捐纳制度研究》[17],等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阶段相关研究的增长并不意味着清代捐纳史研究真正进入了繁荣期，反而应当警惕此阶段大量出现的低水平重复研究，不少在学术质量上并没有超越以往。

民国至今，对清代捐纳史所涉及的主要范围已有较多的研究，若按所侧重的问题来划分，相关成果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侧重捐纳制度本身的研究，即探讨捐纳的组织机构、运行状况、具体种类等方面的研究；另一类则是侧重捐纳社会影响的研究，主要探讨捐纳与财政、吏治、教育、赈灾、社会风气等方面之间的互动关系。

下面将以上述划分对以往研究进行具体评述。

二、概念辨析
在评述过往研究之前，应对现今“捐纳”概念的使用情况进行辨析。

学界对捐纳一词的含义，大多引用许大龄先生的概括，“捐纳事例者，定例使民出赀，给以官职，或虚衔，或实授，用以充朝廷之急需。

”[1]在内容上，以是否有关“铨政者”为限，捐纳又分为现行常例和暂行事例两种，现行常例一般指捐贡监、衔封、加级、记录等无关铨政者；暂行事例，又称为大捐或实官捐，一般指实职官阶的捐纳。

在用途上，“捐例不外拯荒、河工、军需三者，曰暂行事例，期满或事竣即停，而现行事例则否。

”在组织机构上，清代捐纳活动的组织机构变动较大，清前中期一般由“户部捐纳房主之，收捐或由外省，或由部库，或省、部均得报捐” [18]，但
咸丰朝以后，各省纷纷设立捐局，可不经户部自行办理，捐纳开办权下移。

此外，在概念的使用上不少研究常将“捐纳”与“捐输”相混淆，放在一起混用，若想明晰捐纳的含义，则必须厘清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目前，对“捐纳”与“捐输”关系的看法主要有三种：
1.二者为实质不同的两种“捐”，如《清史稿》在“选举志”中曾论“各省盐商、士绅捐输巨款，酌予奖叙，皆出自急公好义，与捐纳相似，而实不同
也。

”[18]3234-3246许大龄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捐纳与捐输，用语易混，严格言之，捐输系由士民之报效，捐纳则系卖官之行为。

卖官者欲求掩饰，咸谓出自援例捐输或报效议叙。

”[1]
2.二者没有实质区别，如，牛敬忠认为“捐输是指政府按商民所报效的银数给予某种奖叙的做法。

就其实质而言，捐纳和捐输没有区别，只是后者常常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强制的性质。

” [19]
3.捐纳只是各类捐输中的一种，金平认为，“捐输是指为了取得官职和头衔按照政府规定捐官办法而缴纳银两，或为了支持地方兴修祠庙、城池和其他公共事业而捐助银两，或为了赎免本身所犯罪刑和所获处分而贡献银两，或为了襄助政府筹措军饷和满足某种需要而报效银两，都称作捐输。

其中为了取得官职和头衔按照政府规
定捐官办法而缴纳银两称为捐纳。

”[20]此外，赵晓华在论述清代赈捐制度时，详细考证了捐输的各类渠道(劝捐、零捐、图赈、奖励捐输)，认为“与民间捐输不同，捐纳所得由政府支配。

” [15]
笔者基本赞同第一种看法，认为捐纳与捐输有着本质的不同，但许大龄先生并未点出二者最大的区别，这一区别主要体现在朝廷的奖励反馈上，而不是在“卖官”问题上，捐纳是朝廷在事前公布“事例条款”(实官或虚衔都一一对应着明确的捐纳
钱额)，而捐输则是朝廷在事后酌情给予捐输者一定的“奖叙”(奖励内容具有不确定性，多为虚典封衔)，简言之，捐纳者有着朝廷对自己明确的回报目标，而捐输
者则没有。

此外，许大龄所言的“捐纳则系卖官之行为”亦有不恰当之处，因为捐纳只有暂开捐例(大捐)才为“卖官之行为”，而现行常例则为“封典、虚衔之类”则不是，与捐输中的“奖叙”基本相同。

正是由于不少研究常将“捐纳”与“捐输”放在一起混用，故本文所评述的范围中亦包括“捐输”。

由上可知，捐纳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财政概念。

在政治上，捐纳直接关系着政府吏治的问题，其与科举、恩荫、军功等一起同为清代选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在财政上，捐纳是清政府弥补财政缺口的主要非常例收入之一，尤其在筹措军饷、开办河工、赈济灾民方面。

当然，捐纳的含义并不固定，清代捐纳所涉及的对象、内容、结构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各朝之间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但捐纳在这两方面的影响则始终存在，对当时社会的政治、财政、教育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三、捐纳制度的运行
若想对清代捐纳史进行研究，就首先要弄清楚捐纳制度本身是如何运行的。

该领域的许多成果便是从此处着手研究的，而实际侧重点则集中在捐纳的组织机构、运行状况、具体种类等三个问题上。

捐纳的组织机构是捐纳制度运行的基础，这一方面的探讨多集中在对捐纳的整体研
究中。

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便是此类研究的拓荒之作，全书分为“沿
革”“组织”“影响”三编，其中“组织”部分不仅介绍了捐纳部门在组织机构上的隶属关系，还详细分析了暂行事例、现行常例以及铨选之法在制度上的运行程序,并对各种捐例以及捐纳各种官员的银数进行了初步统计。

[1]陈宽强对捐纳的组织
机构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在制度形态方面阐明了捐纳制度与捐纳事例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厘清了清代捐纳制度实际上的施行范围。

[21]梁严冰简要分析了晚清户部捐纳房的衰落以及各省捐局的崛起，户部逐渐失去了对全国捐纳收入的控制。

[22]王青论述了道光后期出现的通过票号汇兑代办捐纳的新情况，新组织机构的帮助明显提高了捐纳运行的效率。

[23]伍跃则从制度史的角度系统地探讨了捐纳在程序上对选官制度的影响，分析了捐纳如何通过组织机构取得入仕与铨选的资格、取消或减轻处罚、升官晋级的问题。

[24]
清代捐纳制度的运行状况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历史沿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国势的盛衰起伏。

许大龄将清代捐纳制度的沿革分为：开创(顺治康熙朝)、因袭(雍正至道光中期)、变更(道光后期至宣统)三个阶段叙述了整个清代的捐纳运行状况,并对各阶段的开捐内容(军需、河工、赈灾、营田等项目)作了说明。

[1]陈宽强按朝代分别论述了顺治到宣统十朝的捐纳运行状况。

[21]刘凤云分析了康熙朝前期的捐纳运行情况，认为清代捐纳中的“暂行事例”主要形成于康熙朝,为用
兵三藩而开，并客观上保证了清军在平叛战争中的胜利，但此阶段的捐纳对吏治产生了恶劣影响。

[25]杨启樵讨论了一起广西捐纳作弊案，大小官员上下其手，卖官鬻爵，共贪渎40多万两白银[7]，从中反映了康熙末年地方捐纳运行的混乱状况。

王志明通过细致的档案资料爬梳，对雍正朝和康熙朝中后期的捐纳制度造行了计量分析和事实考证，认为捐纳选官在清代前期也非常盛行，并不差于清代中期，显示经济因素在选官中起着重要作用。

[26]顾善慕认为清代捐纳制度真正的发展和修正是在乾隆年间实现的，其建设呈现有开有放、有松有紧的特点。

[16]晏爱红对乾隆
九年福建捐监案的来龙去脉做了系统论述,并统计估算了福建省官吏集团中收受捐监陋规的官员比例及收受额。

[12]卢经分析了乾隆四十六年案发的甘肃捐监冒赈众贪案，并对当时捐纳运行的漏洞和官吏的侵蚀手段进行详细描述。

[11]刘次涵、张学明讨论了晚清开办捐输的情况，对苛重的捐输内容与巧立名目的搜刮手段进行了揭露，并论述了其严重的社会弊病。

[27]尹航对捐纳制度在晚清的沿革作了系统的考订，并对其在晚清施行的原因、作用以及特点作了全面的阐述和分析，基本展示了捐纳制度在晚清推行的全貌。

[28]钞晓鸿依据档案等史料，从制度及其实施层面考察分析清末废止捐纳实官。

该文认为，清廷所谓的废止捐纳实官更多地表现为政治表态与名义变化，实官捐纳通过各种方式继续实施才是实情。

[29]
清代捐纳施行的具体种类较为多样，有捐出身(监生、贡生、举人等)，捐实官(文职、武职、笔帖式)，捐铨选(分发、各种捐免、花样)，捐加级记录、捐复、捐虚衔、捐封典等。

在清代捐纳的研究成果中，以关注捐实官的“暂行事例”为最多，捐监次之，而其他种类的专门研究则非常少，下面主要对捐监及其他种类的研究进行评述。

汤象龙对道光朝捐监进行了缜密地统计分析，认为捐监是清代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平民向政府捐银以取得监生资格，可直接参加乡试，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同时政府以此增加财政收入，弥补财政亏空。

[4]魏彩霞在考察捐监的主要人群后，认为清代捐监实际上成为有钱有势的豪家子弟猎取功名富贵的起点与捷径，在实行的二百多年里虽对解决财政危机、缓解士人进阶的压力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对清朝的科举制度、社会风气都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

[30]和卫国则论述了在雍正时期广西捐垦营田的政策中原革职或获罪人员积极捐复的状况。

[14]宝音朝克图考证了清代蒙古捐纳从无到有的过程，蒙古王公及八旗子弟的捐纳以捐监、捐加级记录、捐虚衔、封典为主，热衷于通过捐纳晋升官衔爵位，但持续的捐纳活动耗费民财、败坏吏治，阻了蒙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13]
四、捐纳制度的影响
捐纳制度在清代施行了200多年，对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广泛影响。

此类的研究
成果数量非常可观，由于捐纳常因军需、河工、赈济以及搜罗异途人才的需要而开，故主要涉及捐纳与财政、吏治、教育、赈灾、社会风气等互动关系的研究。

对清代捐纳的社会影响进行整体研究的相关成果较为突出。

许大龄讨论了捐纳对清代社会造成的各种影响，财政上供给军需，政治上优待满族，吏治上官吏做奸，总体上看“以言筹饷，得不偿失；以言政治，则收效少而贻害多”。

[1]陈宽强重点
分析了捐纳制度在清代财政上的重要性、主捐官吏的贪污舞弊、人民利用捐纳从中取利等不同影响。

[21]姜守鹏综合既往观点，认为对捐纳的社会影响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其积极影响表现在缓和财政危机、利于提高商人社会地位等方面；消极影响则表现在激化和加深了各种社会矛盾，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正途”和“异途”、新班和旧班的矛盾)，而且毒化了社会风气，使鸦片战争前夕的清朝的吏治更加败坏。

[31]王胜国也反对将捐纳的消极作用绝对化，认为清代捐纳制度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在清代前期起过积极作用，如缓和了财政危机、利于商人进入仕途、对科举制度有积极的牵制作用等。

[10]梁严冰则认为总体上看捐纳制度弊多利少，使吏治更加败坏，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22]陈先松也强调捐纳在清代主要起了消极作用，他认为晚清政府为弥补财政不足而大兴捐纳事例,使得捐纳的规模、程序、流品以及捐纳人员的铨
选等逐步失控,不仅使得晚清的吏治更加败坏,还弱化了捐纳的敛财功能,扰乱了国家正常的人事制度，加速了晚清政权的败亡。

[32]
在探讨捐纳与清代财政之间的互动关系方面，薛瑞录、郝艳红对太平天国期间清廷的捐输活动进行了统计，认为捐输为此时期的清廷聚集了巨额资金，暂时地度过了财政危机，及时地解决了清军对太平天国作战的军需困难，但同时也给它带来不少的副作用，如败坏了吏治，加重了民众负担。

[33]董艳考察了捐输在清朝财政体系中的作用，认为清代的捐输在实施之初，对清政府解决财政困难或支持地方公益事
业都起到了辅助和补充的作用，但是至咸同年间，捐输不仅成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而且成为清政府的另一种税收形式。

[34]
在探讨捐纳对清代吏治影响方面，有较多成果面世。

近藤秀树通过分析清代捐纳与官僚社会的关系，认为捐纳使清代富有阶层的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同时传统科举的魅力却逐渐减弱，从而导致了清代官僚社会的终结。

[6]刘凤云分析了康熙朝捐
例导致吏治腐败的两个流程：一是主持捐纳的各级官吏以权谋私、贪污中饱, 并成为地方钱粮亏空的重要原因；二是报捐之人在为官后, 惟知以本求利，加倍勒索,
取偿于民。

[25]杨国强研究了晚清咸同时期的官场运行规律，认为一批批捐纳入仕和军功保举入仕的人源源不断地进入官场，使官场成为人口过剩的地方，从而导致吏治的失范与官界秩序的混乱。

[35]张季通过分析咸同时期的捐纳与铨选，也认为咸丰之际捐纳的普遍开展使吏治加速腐化，而捐纳人员中办事能员得以重用则反映了时代变局下选材观念的初步变更。

[36]叶小青考察清末新政对捐纳的实际影响后，认为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不但没有革除捐纳制度，反而变本加厉，致使吏治更加腐败，最终导致新政失败。

[37]伍跃则通过分析明清时期的人们对捐纳的观察和利用得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捐纳同科举一样，都是促进社会流动的有效工具，并在相当程度上支持着科举的发展。

[24]
探讨捐纳与清代教育关系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于对清代书院、新学堂的影响。

李兵、唐亚阳通过对清代书院民间捐输的简略梳理，认为民间捐输大大推动了清代地方书院的发展，这其中既有政府奖励捐输的因素，也有传统重教风气的因素。

[38]沈洁通过对清末十年间捐纳制度的考察，认为清末捐纳已成强弩之末，对解决当时的财政困难作用甚微，但新增的新学堂捐纳对近代教育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17]
还有一些研究侧重探讨捐纳与清代赈灾之间的互动关系。

牛敬忠介绍了清政府在同光时期为赈灾而举办的几次大范围捐纳活动，认为这种措施无异于饮鸩止渴，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