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之死的原因

王国维之死的原因
邓小军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1]。

王国维之死，原因何在？迄今聚讼纷纭。

其实相关原始文献逐渐出现于世，已经足以证明事实真相。

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初集弁言》引述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王国维书信所述对中国未来的隐忧：
已而俄国果覆亡，公以祸终将及我，与北方某耆宿书言，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

[2]
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引述王国维一九二七年书信所述对中国时局的担忧：
赤化之祸，旦夕不测。

[3]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六、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
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

[4]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5] 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农民自治机构，并由此机构负责分配没收的土地。

[6]
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
农民运动的发展也极为迅速。

一些同志或许读过那篇报告，我们的鼓动家在这篇报告中记述了他的湖南之行。

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

……从去年10月到今年1月（那位同志称这个阶段为革命阶段），农民协会的成员已达200多万。

而这200多万人领导着1000万农民。

……农村到处可见这样一条激进的口号：“打倒土豪劣绅”和“一切权力归农会！”他描写得十分生动：……农民组织的领导人常常捆绑土豪劣绅，把他们关起来，有时杀了头。

土豪劣绅如果反抗，人们就向他们征税惩罚他们，宰杀他们的猪，拿走他们的粮食，甚至还糟踏他们的女儿妻子。

现在，在湖南境内的许多农村，农会实际上就是地方政权，就是法官，就是政府，就是当地的政权。

[7]
梁启超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二十五日给女儿梁令娴等书信述中国时局：所有的地痞流氓一入党即成为最高主权者，尽量的鱼肉善良之平民。

现在两湖之中等阶级（中国本无资产阶级），已绝对的不能生存。

[8]
梁启超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给女儿梁令娴等书信述中国时局：
不错，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

[9]
梁启超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给女儿梁令娴等书信述中国时局：
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便饭。

而在这种会中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报上所说几次妇女裸体游行，的确的确是真的，诸如此类之举动，真举不胜举。

）半年以来的两湖，
最近两个月的江西，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

[10] 近来……俄国使馆及领馆发现出那些文件（现在发表的还不到十分一二），真真可怕，真真可恨。

……“要在反对派势力范围内，起极端排外运动，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手段，一切皆可运用”。

这个议案近来在俄国使馆发现，已经全文影印出来了。

（俄人阴谋本来大家都猜着许多分，这回破获的文件其狠毒却真意想不到，大家从前所猜还不到十分之二三哩。

）[11]
谢国桢一九二七年《悼王静安先生》述王国维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自沉前情况：盖先生之死志蓄之久矣。

痛哉痛哉！先生曾为祯书二扇，均蹈湖前一日书成，其互易兄弟二字称呼，乃赴颐和园前一小时所涂改者。

箑上四诗，……若先生之绝命词，其托此以见志乎？[12]
谢国桢一九七八年《题王国维先生书扇面绝笔书遗迹》述王国维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自沉前情况：
一九二七年旧历月初三日晨，王国维先生由清华学校校园乘车到颐和园，步行至于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徘徊，忽然自沉，卒年五十一岁（一八七七～一九二七）。

在先生未逝世之前数日为国桢及为友人所托书写扇面两页，其一已送给友人，桢存留其一。

当先生写扇面时，将桢名后，误写为“兄”。

这天先生赴颐和园后，又返校园办公室用墨笔涂改“兄”为“弟”字，然后又进颐和园鱼藻轩前效止水之节自沉。

于是可见先生强毅坚忍之志，镇定安详，临事不苟的态度。

这个扇面上所写的是唐末韩偓所作的七言律诗二首，头一首题目是“即目”，亦作“即日”，第二首题目是“登南神光寺塔院”。

……从先生写玉山樵人“回避红尘是所长”的诗句，就可以知道先生自沉之志，早已决矣。

[13] 吴宓一九二七年《空轩诗话》第十三条述王国维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自沉前情况：
王静安先生（国维）自沉前数日，为门人（谢国桢字刚主）书扇诗七律四首，一时竞相研诵。

四首中，二首为唐韩偓（致尧）之诗，馀二首则闽侯陈弢庵太傅宝琛《前落花诗》也。

兹以落花明示王先生殉身之志。

为宓《落花诗》之所托兴。

[14]
案：第一，唐韩偓《即目》“万古离怀憎物色，几生愁绪溺风光”等诗，清俞樾“花落春犹在”之诗，及陈宝琛《感春四首》及前后《落花诗四首》等诗，皆是以落花喻说中国文化之花果飘零，并形成中国诗歌史上之落花诗传统[15]。

王国维临终前书韩偓、陈宝琛落花诗，乃是借以表达中国文化之毁灭。

第二，韩偓《即目》“回避红尘是所长”句，是抒发为唐朝亡国及文明毁灭而隐逸之志，王国维临终前书韩偓《即目》“回避红尘是所长”句，乃是借以抒发为中国文化毁灭而自沉之志。

容庚《甲骨学概况》第二章述王国维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自沉前情况：
自沉前曾访余，谈及共产党枪杀叶德辉事[16]，颇致忧郁。

[17]
卫聚贤《王先生的死因，我知道一些》述王国维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自沉前情况：
当时，共……攻占长沙，把叶德辉杀了，王先生为此事发愁，问我：何处可以避难？……我们毕业，……当天晚上《世界晚报》刊出《戏拟党军到北京后被捕的人物》，其中有王先生的名字在内，不知谁将这报送王先生看过了。

次日上午〔王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18]
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述王国维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自沉前情况：
我最后一次去静安先生家是农历五月初二。

先生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 我
受不得一点辱。

”[19]
梁启超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给女儿梁令娴等书信述王国维之死与中国时局的关系：
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

”他平日对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

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南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

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卒致之死地。

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20] 陈寅恪一九二七年《王观堂先生輓词序》：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

应之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於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於不知觉之间。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21]
由上可见：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后对中国未来的隐忧，是王国维之死的远因；一九二七年苏联及共产国际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现实，包括捆绑关押屠杀地主，没收土地财产粮食，糟踏他们的女儿妻子，枪毙持不同意见的学者，造成如陈寅恪所说外族和外来学说毁灭中国伦理文化、毁灭私有财产制度的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是王国维之死的直接原因。

就王国维之死的的主观因素而言，其殉中国文化之志，当为主要因素；其不愿受辱之志，亦为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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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国维（1877～1927），甲骨学家、历史学家，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

[2]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初集弁言》，《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初集》，天津罗氏1928年初刻本卷首；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页19。

罗振玉（1866～1940），甲骨学家，与王国维的关系在师友之间。

[3]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艺文》，第十八年，第八号，昭和二年（1927年）；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页344。

狩野直喜（1868～1947），日本汉学家。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页8。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页39。

[6]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二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页456。

关于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表面上共产国际被认为是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人组织，而实际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下。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绪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页1～2。

关于中国革命对苏联的利益：
“中国处在苏联领导人注意的中心，这不仅是因为……地缘政治原因，……而且还由於中国日益加剧的内部纷争孕育着对苏维埃政权有潜在好处的大规模革命。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绪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页1。

“中国革命问题是共产国际注意的中心。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绪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页1～2。

[7]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六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页119。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布哈林（1888～1938），俄国人，联共（布）领导人，当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中被处死。

[8]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1983年，页1112。

梁启超（1873～1929），学者，当时是是清华研究院导师，王国维的同事。

[9]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1983年，页1114。

[10]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1983年，页1126。

[1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1983年，页1127。

[12]谢国桢：《悼王静安先生》，《晨报》，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页187～188。

谢国桢（1901～1982），历史学家，当时是清华研究院研究生，王国维的学生。

[13]谢国桢：《题王国维先生书扇面绝笔遗迹》，《文汇报》1987年9月22日；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页188～189。

[14]吴宓：《空轩诗话》，《吴宓诗集》卷末，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页146。

吴宓（1894～1978），文学史家，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主任，1926年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王国维的同事。

[15]以上述论，请参阅邓小军：《吴宓将入蜀先寄蜀中诸知友步陈寅恪兄己丑元旦诗韵笺证稿》，《中国文化》，第17、18期合刊，2001年3月出版。

[16]叶德辉（1864～1927），湖南湘潭人，版本目录学家，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被枪毙于长沙县。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27年5月1日：“长沙共产党处老儒叶德辉以极刑。

”5月3日：“同日枪决者尚有俞诰庆、徐国梁二人。

叶为前清进士，俞为举人，年
皆在六十以外。

徐身世未详。

”辽沈书社，1993年，第3册，页1874，页1875～1876。

[17]容庚：《甲骨学概况》，《岭南学报》，第七卷，第二期，1947年7月；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页257。

容庚（1894～1983），古文字学家，当时是清华研究院研究生，王国维的学生。

[18]卫聚贤：《王（国维）先生的死因，我知道一些》，台湾《中国时报》，1984年6月3日；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页300～301。

卫聚贤（1899～1989），历史学家，当时是清华研究院研究生，王国维的学生。

[19]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页330。

姜亮夫1902～1995），文学史家，当时是清华研究院研究生，王国维的学生。

[20]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1983年，页1145。

[21]陈寅恪：《王观堂先生輓词序》，《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10～11。

陈寅恪（1890～1969），历史学家，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王国维的同事。

陈寅恪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对科学院的答复》：“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页111。

）寅恪先生一九五三年此言，与一九二七年《王观堂先生輓词序》之言前后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