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20世纪中国新诗中死亡想像的文化内涵

略论20世纪中国新诗中死亡想像的文化内涵
摘要：在20世纪的中国新诗文本中，死亡想像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

论文选择部分现当代诗人表现与书写死亡想像的代表性诗歌文本，尝试从中西文化传统与精神背景的角度，对死亡想像的文化内涵作出具体、到位的阐释与分析。

关键词：20世纪新诗死亡想像文化内涵
Abstract：In the texts of the 20th-century new poetry of China,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contained in the imagination of death is profuse and profound. The essay selects some poems which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ntemporary poets expressing and writing about the imagination of death. It attempts to make a concrete and cogent explan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se images of death in aspects of the Sino-Western tradition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
Key words: the 20th century New poetry the imagination of death
cultural connotation
在宽泛的意义上说，诗歌是一种文化形态，当然，是一种语言艺术层面的文化形态。

换言之，诗歌是文化的最佳载体和表现形式，一个民族的诗歌与另一个民族的诗歌之所以存在诗学观念、审美情趣、表达方式方面的差异或相通性，最终要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对之进行考察与分析，才能作出根本性的解释或说明。

正是在此意义上说，“诗是一种种族的触角”（庞德语）。

因此，从文化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新诗中死亡想像的丰富内涵予以比较精当的分析或阐述，必将更加有助于我们对于新诗中的死亡想像所包含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把握。

从20世纪新诗的发展历程来看，尽管新诗在整体上受到西方诗歌（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强力冲击与影响，但新诗依然在话语
方式、意象构成及美学风格等诗歌艺术层面上“固执”地保持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究其实，正是民族文化观念、文化精神及民族审美趣味决定或建构了新诗的取材、立意及艺术形式外观的民族特性。

缘由中国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及其对于整个民族价值观念及审美趣味的强大“规范”与“塑造”作用，20世纪的中国现当代诗人在其民族文化观念及审美情趣方面普遍存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心理认同倾向。

这种心理认同倾向在中国现代诗人那里较之于当代诗人表现得更为明显与突出，这当然主要是由于现代诗人较之于当代诗人久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及古典诗词熏陶的结果。

现在，我们以现代派诗人废名以表现死亡想像为主旨的一首短诗《掐花》（作于1931年）为例，对其中蕴涵的文化内涵进行简要的分析：
我学一个摘花高处赌身轻，
跑到桃花源岸攀手掐一瓣花儿，
于是我把它一口饮了。

我害怕我将是一个仙人，
大概就跳在水里湮死了。

明月出来吊我，
我欣喜我还是一个凡人。

此水不现尸首，
一天好月照澈一溪哀意。

在现代文学史上，废名（冯文炳）既是一位知名的诗人，又是一位知名的小说家。

他熟谙老庄之学以及佛教禅宗，性情淡泊脱俗。

废名的性情及文化修养背景对于解读这首诗的文化意蕴是很有必要的。

毫无疑问，从这首诗的标题“掐花”以及诗中的相关情节叙述（因掐花而“跳在水里湮死了”）来看，见出此诗立意的宗教（佛教）色彩，而结尾“此水不现尸首，/一天好月照澈一溪哀意”所呈现出来的幻美境界更显示佛教禅宗所崇尚的审美意趣（佛学中有“海不受尸”这样
的典故教义），因此，该诗所表现的佛家出世思想倾向是很鲜明的；另一方面，《掐花》一诗还表现了儒家式的入世人生态度，这可以从诗人面对死亡幻想的矛盾态度反映出来：当诗人把掐下的“一瓣花儿”“一口饮了”之后，本意是想从尘世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但他内心又不情愿超脱现实人生（“我害怕我将是一个仙人”），所以当他从“死亡臆想”状态（“明月出来吊我”）清醒过来后，内心又萌生了强烈的肯定现实人生的意念（“我欣喜我还是一个凡人”）。

总之，此诗通过诗人死亡臆想状态中两种矛盾情感体验的冲突与融合，既表现了诗人佛家式的出世思想倾向，又表现了诗人儒家式的入世人生态度。

关于此诗的写作意图，废名本人有过明确的说明：“诗的动机是我突然觉得我对于生活太认真了，为什么这样认真呢？大可不必，于是仿佛要做一个餐霞之客，饮露之士，心猿意马一跑跑到桃花源去掐一朵花吃了。

糟糕，这一来岂不成了仙人了吗？我就有些害怕，因为我确实是忠于人生的，于是大概就跳到水里淹死了，只是这个水不浮尸首，自己躲在那里很是美丽。

”（⑴）
废名在《掐花》一诗中通过死亡想像所表现出来的出世思想与入世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体现了一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诗人的文化态度。

从古至今，中国文人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入世与出世之间作出自己的文化选择或“文化调和”。

通常说来，体现儒家文化精神的入世（或经世）思想在中国文人（诗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要占据优势地位，这自然是由于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处的主体位置有关，并且，由此与道家及佛家文化形成互渗相融的局面，其中，儒道互补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

在20世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现当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中，通过死亡想像来表现儒道文化内涵及人生态度（对待死亡的态度）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以“九叶派”成员之一唐湜的《默想》（十四行）为例，这首十四行诗主要表现诗人面对死亡的文化心态与审美心境，其中的一节这样写道：
道路要引向一个终点，
旅程要走向最后的恬静，
生涯的最后是坟冢，
人的归宿是山中的睡眠……
诗人在此诗中把生命死亡看成一种“睡眠”，表现了一种豁达、安宁的死亡心理，这种死亡心理显然浸透了理性精神，是符合儒家“重生安死”的人生态度的。

当然，诗人在此诗中的死亡态度还具有较浓的道家文化意味，因为诗中所传达的是回归自然的强烈心愿（“人的归宿是山中的睡眠”），折射出诗人对人生的某种厌倦之感，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精神的内在逻辑关联，正如有的论者所言说的那样：“尘世的恶浊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厌倦心理。

然而生命是不能无所攀附的，这种厌倦心理极容易唤醒本已沉淀在血脉深处的道家超越尘俗，回归自然的传统心理结构，触动了中国知识分子们内心深处'曷不归去’的弦音。

”（⑵）把这番议论套用来解读唐湜及他的《默想》一诗或许有主观色彩过浓之嫌，但诗人视死“如归”（回归自然）的人生态度与审美情调无疑充满比较浓郁的道家意味。

总体来看，认为《默想》一诗中的死亡想像反映出诗人儒道兼备的审美文化态度还是比较合乎文本的精神内涵的。

比之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诗歌舞台的现代诗人，当代诗人笔下的死亡想像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意蕴整体上要“稀薄”一些，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愈益明显。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许多当代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笔下的死亡想像却越来越多地带有西方文化色彩，而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人日益主动自觉地接受西方诗歌文化观念及哲学思潮的影响关系紧密。

在其中，杨炼诗歌与戈麦诗歌中的死亡想像在其文化内涵上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杨炼堪称中国当代诗坛表现与书写死亡想像极为突出的一位诗人。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杨炼积极发动并参与了诗歌界的“寻根思潮”，大面积地借用传统文化遗迹与事物来呈现作品的死亡主题意向。

他此一时期的代表作《半坡》、《礼魂》、《西藏》、《敦煌》、《自在者说》等系列组诗包含了比较浓烈的佛家文化色彩。

这是杨炼在《西藏》组诗第五首诗《天葬》中的一个诗节：
每次死亡的纯净被提升
高居颠峰，空旷而沉寂
抓紧——整个大地是一只脚环
就在它怀里张开翅膀
骄傲。

轻盈。

不朽的生命……
我们对上述诗句稍微细读一下即可发现，杨炼对于“天葬”过程的想像性叙述，与其说是诗人想表现一种具有民俗意义的“东方奇观”，还不如说诗人想借此传达一种具有东方色彩的宗教文化观念——佛教生死轮回信仰。

杨炼在一篇创作随笔中明确地谈到过这方面的话题：“1982年，我自黄土高原旅行归来，笔记本中密密麻麻数百个诗题，渐渐过滤、沉淀、凝结成两块晶体：'半坡’和'敦煌’。

严格地说，那是一个从人之生存到人之精神的轮回。

”（⑶）由此可见，佛教文化观念的确是他许多“文化寻根诗”中死亡想像的一个民族化的文化主题。

当然，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杨炼的大量“文化寻根诗”是以现代意识与审美眼光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与塑造的。

这一点说明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时代语境中，中国当代诗人对于西方诗歌文化与哲学观念的“单向选择”或“双向交流”都合乎艺术的必然性规律。

现在再举杨炼旅居国外后写下的一首作品《死者之年》为例，看看诗人的死亡想像的文化内涵发生了什么变化：
谁说死者会互相拥抱
像一匹匹马鬃毛银灰
站在窗外结冰的月光中
…… ……
谁说死者已死去，死者
关在末日里流浪是永久的主人
四堵墙上有四张自己的脸
再屠杀一次血
仍是唯一著名的风景
睡进坟墓有福了却又醒在
一个鸟儿更怕的明天
这无非是普普通通的一年
晦涩是杨炼诗歌的一贯风格与特色。

而这首《死者之年》所表现的主旨还是基本能说清楚的：诗人为“死者”（象喻精神上的流浪者）虚设了一种荒诞性的“死亡场景”，以扭曲变形的方式传达了诗人的死亡体验与感受，表现了诗人对于西方“罪感文化”（请注意诗中“末日”一词的文化含义）的深刻体认。

在某种程度上，英年早逝的青年诗人戈麦诗歌中的死亡想像呈现出更为浓烈的西方文化色彩。

前文已经提及过，戈麦对于西方基督教文化观念的认同非常自觉，尤其是基督教的“原罪”观念似乎已深入到他的灵魂深处，成为其作品悲剧精神的一个重要来源。

请看戈麦《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中的一个诗节：
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是不幸的人
他们是一队白袍的天使被摘光了脑袋
悒郁地在修道院的小径上来回走动
并小声合唱，这种声音能够抵达
塔檐下乌鸦们针眼大小袖珍的耳朵
很明显，戈麦在这节诗中对于死者的生活境遇的想像是极其悲观的：“死后看不见阳光”，如同一幅“末日景象”，其死亡想像不妨视为基督教的“原罪观念”的形象性展示。

这种把基督教“原罪观念”与悲剧意识和死亡意识“连通”起来的现象在海子以及其他不少当代青年诗人的诗歌创作中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在20世纪末叶，随着中西诗歌文化交流气候的形成，中西
诗人文化价值观念的“趋同现象”（而非单向度的模仿与借鉴）乃是势所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