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雄：诸子百家的形成渊源及简介

诸子百家的形成渊源及简介
刘向雄
诸子百家，百家实际上只有十家，百言其多。

据《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将诸子百家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

而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只重视记录民间民俗议论而没有自己理论的的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

这是“十家九流”说法的来源。

诸子在诸侯分立、求贤若渴的历史机遇下，根据所学和自身经历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周游列国游说君王或重臣采纳自己的观点治国，另一方面，各学说之间出于各自需要，相互交流和攻讦，也进一步完善了各自的学说，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相较之前的散乱不成系统的表述，更具有理论特征和合理性，进而也形成士人的文化知识专属的特征。

以下简要地对诸子百家的主要观点进行论述，通过把握其主要观点和源流发展，对于理解春秋时期百家争鸣以及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有很大的助益。

儒家：创始人是孔子。

其以继承和发扬周礼为己任，崇尚仁义和礼乐，试图通过重新恢复礼乐制度来结束社会动乱。

在具体的政治主张上，强调德治和仁政，重视伦理道德教育以及个人的自身修养。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

儒家发展至战国时期，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道家：又称“道德家”。

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老子。

其理论学说的重点是关于“道”的理论，认为天道无为，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合理的发展规律，主张道法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处雌守柔。

在政治主张上，提倡无为而治，反对各种仁义道德的宣传教育，并提出“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

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墨家：创始人为墨翟。

墨子提倡人与人之间“兼相爱，交相利”，在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试图通过博爱与非攻而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同时还身体力行地强调强本节用，反对天命，认同个人依靠自身力量生存发展。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

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法家：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

至战国末期，韩非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明确提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

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

阴阳家：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

阴阳学说运用阴阳五行来解释自然事物和社会现象，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立“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

纵横家：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

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

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杂家：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而得名，并没有统一的政治伦理思想。

农家：《孟子》记载许行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

该学派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

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

诸子百家根本上属于士人，其中一部分来自于贵族或没落贵族，如老子、孔子，也有一部分来自下层庶民，如管子、墨子，在《汉书·艺文志》的总结中，认为诸子百家的来源都是王官之学，其认为，九流十家源自官府之学，可以在官府之学中找到根源。

如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官，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

《汉书》的总结为诸子百家找到源头，但不一定是历史事实，因为这种总结只是根据诸子百家的学说，反观周朝的官吏设置，并与之相配的。

其历史源流正如上文所说，其形成的历史大环境在于诸侯分立、私学产生、王权没落，而具体的则在于精英人物的学习、自身经历的结合，以及对现实态势的认识和把握，精英人物个人所处的阶级地位属于个人的经历之一，但对于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人来说，其所处的阶级地位尚属于次要地位，与其学说有着可能性的联系，不能用阶级意识直接套用到精英人物的思想观念和学说上，更不能认为其观点在维护某个阶级的利益，经营人物所做的，是试图通过自己的认识合理地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

各学派的渊源，有官学的因素，也有学派领袖个人的经历和努力，其中，个人的经历和努力是主要因素。

诸子百家虽然观点各异，但都有一个明确的中心指向：解决当时的社会动乱。

其对于现实的关注，进而提出具体措施则是普遍的共性，这是后世所称道的士人的入世情怀。

学说与政治、伦理的紧密联系，对当时具体政治社会问题的思考，深刻地影响着之后的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规定着思考的范围，同时也限制了知识分子的视野，不仅仅是儒家如此，其他学派也没有能开出类似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系统。

另一方面，诸子百家在具体政治社会问题上的宽泛性，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伦理道德的自我体验的特征，知识分子也很难在这些问题上超越诸子百家，更多只是采用解释、注等方式去沿袭、发展或补充，即使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多数也是以诸子百家的论述作为佐证。

虽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化时期，主要是将孔子及其儒学作为核心，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整体思维方式，目光都集中在现实的世俗社会，不独儒学使然。

这种内在的、现实的文化系统，有别于西方的外向的、超越的文化系统，成为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在诸子百家之后，中国文化的方向、发展方式定型了，在两千多年的时间内被延续着，形成超稳定结构，被巩固，延至现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