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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形体的演变
即使只从商代后期算起，汉字也已经有三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段很长的时间里，汉字的意音文字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无论在形体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

我们将在这一节和下一节里分别说明这两方面的变化。

在这一节里，先简单说明汉字形体的主要变化，然后再对各种主要字体分别作些介绍。

一、汉字形体的主要变化
从形体上看，汉字主要经历了由繁到简的变化。

这种变化表现在字体和字形两方面。

字形的变化指一个个字的外形的变化。

字体的变化则指文字在字形特点和书写风格上的总的变化，而且通常是指较明显较巨大的变化而言的。

这两方面的变化往往交织在一起而难以截然划分。

1.字体的主要变化
汉字字体演变的过程可以分成两个大阶段，即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

前一阶段起自商代终于秦代（公元前三世纪晚期），后一阶段起自汉代一直延续到现代。

由象形变为不象形，是字体演变过程中最容易觉察到的变化。

在整个古文字阶段里，汉字的象形程度在不断降低。

古文字所使用的字符（“字符”是我们为文字所使用的符号，也就是构成文字的符号所起的专名），本来大都很象图形。

古人为了书写的方便，把它们逐渐改变成用比较平直的线条构成的、象形程度较低的符号。

这可以称为“线条化”。

在从古文字演变为隶书的过程里，字符的写法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它们绝大多数变成了完全丧失象形意味的、用点画撇捺等笔画组成的符号。

这可以称为“笔画化”。

下面所举的是“马”“鱼”二字字体演变的简单情况。

隶书书写起来要比古文字方便得多。

由古文字变为隶书，应该看作汉字形体上最重要的一次简化。

从表面上看，楷书对隶书的改变似乎不大。

但是楷书的笔画书写起来比隶书更加方便，所以由隶变楷也是一次重要的简化。

2.字形的简化和繁化
字体的变化跟字形的简化往往是相伴的，这从上面所举的“马”“鱼”二字就可以看出来。

在第二小节里讲古文字阶段的字体演变和隶书改变古文字字形的方法的时候，还会举到可以说明这一点的例子。

在字体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字形的简化也在不断进行。

早在殷墟甲骨文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
汉字演变为楷书之后，字形仍在不断简化。

本世纪50年代以来，还在政府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汉字简化工作。

前面举过的楷书的“馬”和“魚”，就在50年代简化成了我们现在所用的“马”和“鱼”。

另一方面，在汉字发展的过程里也存在着字形繁化的现象。

字形繁化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纯粹是外形上的繁化，一类是文字结构上的变化所造成的繁化。

前一类繁化有时是为了明确字形以避免混淆而进行的。

例如“上”“下”二字在古文字里本来多写作“■”“■”，为了避免相互混淆，并避免与“二”字相混，后来各加一竖而写作“上”“下”。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类繁化似乎只是书写习惯上的一种变化，并没有什么有意义的目的。

例如■变为■（辛），■变为■（角）等。

总的来看，纯粹外形上的繁
化只涉及全部汉字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繁化的程度也很轻微，通常只不过增添一两笔而已。

文字结构上的变化所造成的繁化，最常见的是增加偏旁，如第一节里举过的“凤”的象形字加注音符“凡”的例子，又如“韭”字俗写加草头作“韮”等。

汉字里有大量加旁字，但是大部分加旁字跟未加偏旁的原字都分化成了两个字。

例如“狮”这个词本来用假借字“师”表示（《汉书》《后汉书》都把“狮子”写作“师子”），后来加“犬”旁分化出了“狮”字来专门表示这个词。

像上举“凤”“韮”那样，用法跟原字毫无区别的加旁字，为数并不太多。

所以大部分加偏旁的现象可以解释为文字的分化或字数的增加，不必看作字形的繁化。

不过如果以词为本位，加偏旁的分化字的出现就应该看作字形的繁化了。

例如对“狮”这个词来说，由写作“师”变为写作“狮”，的确是字形的繁化。

汉字简化有时也是以词为本位的。

例如：斗争的“斗”本来写作“鬥”，50年代汉字简化时用音近字“斗”取代了它。

从文字的角度来看，这是文字合并或字数减少的现象。

从词的角度来看，斗争的“斗”这个词由写作“鬥”变为写作“斗”，是字形的简化。

即使是加旁字，如果就组成它们的偏旁来看，字形变化的主要趋向仍然是简化。

因为在汉字形体演变的过程里，偏旁跟独立的字一样，写法绝大多数是由繁趋简的。

有些偏旁还经历了比一般的字形演变更为剧烈的简化。

例如在隶书里，“水”用作左旁时变为三短横或三点，写法比独立成字时简单得多。

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就汉字的单个符号来看，并不存在繁化的趋向。

”（周有光《字母的故事》，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修订版9页）这是有道理的。

当然，少数例外还是有的，如前面所说的“上”“下”之类。

二、汉字的各种主要字体
在这一小节里，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研究汉字字体的主要资料，然后再分头介绍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的各种主要字体。

1.研究汉字字体的主要资料
研究汉字的字体，主要依靠各种古代遗物上的文字资料。

下面主要按照遗物的性质，分类加以介绍。

汉字字体比较剧烈的变化都发生在南北朝之前，所以我们介绍这些资料的时候也以南北朝之前的为主，南北朝的附带提到一点，隋唐以后的就从略了。

A.甲骨文
指刻在占卜用的龟甲兽骨以及一般兽骨和骨角器上的文字。

写而不刻的字在甲骨上也有发现，但数量很少。

在已发现的甲骨文里，最重要的是殷墟甲骨文。

殷墟甲骨文发现于商代后期王都的遗址——殷墟（河南安阳市西北），绝大部分是这一时期商王室的占卜记录，即研究者所说的甲骨卜辞。

从清末开始发现以来，在殷墟已经出土了十多万片刻有卜辞的甲骨（绝大多数是碎片）。

这是研究商代文字的最重要的资料。

（图一）在殷墟也发现了刻有跟占卜无关的文字的兽骨和骨器，但数量不多。

50年代以来，在山西省、北京市和陕西省的一些地方陆续发现了一些西周时代的甲骨卜辞。

其中以周原的发现最为重要。

1977年在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周原遗址西周前期宫室废墟的窖穴里发现了大量卜甲碎片，其中有近三百片刻有卜辞。

据研究有一小部分卜辞的时代早到周灭商之前。

1979年在同属周原范围的扶风县齐家村一带也发现了一些刻有卜辞的西周时代甲骨。

B.金文
指铸在或刻在铜器上的铭文。

古代铜器铭文的搜集和研究，早在宋代就已开始。

一千年来陆续发现的有铭文的古铜器为数颇多，属于先秦时代的就有万件以上。

在第一节里已经说过，在商代前期铜器上，铭文极为少见，而且一般只有一两个字。

到
了商代后期，有铭文的铜器逐渐增多，不过铭文内容多数仍然很简单，主要记作器者之名（多用族名）和所纪念的先人的称号（如父乙、祖己等）。

在商代后期较晚的阶段，出现了一些篇幅较长的铭文，已发现的最长铭文有四十余字。

西周是铜器铭文的全盛时代。

这一时期的铜器铭文不但数量多，而且篇幅也往往比较长。

比较突出的，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有291字，西周后期的毛公鼎有498字。

（图二）春秋时代也有长篇铭文，但已不如西周时代多见。

研究西周、春秋时代的文字，金文是最重要的资料。

进入战国时代以后，铜器铭文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西周到战国早期，铜器铭文中习见的内容变化不大，主要是器主叙述作器原由以及祝愿子孙保有器物等类的话。

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铭文已经变得很少见，“物勒工名”式的铭文则大量出现。

这类铭文字数一般不多，所记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等。

春秋以前，铜器铭文几乎都是铸在器物上的。

战国中期以后，则往往是在器物制成后用刀刻出来的，兵器等物上的铭文还往往刻得很草率。

秦汉时代的铜器铭文，除了度量衡铜器上的铭文情况比较特殊外，大多数是物勒工名式的和标明器物主人或使用地点的简短铭文。

魏晋以后的铜器铭文一般就不大受研究者重视了。

C.石刻文字
先秦的石刻文字往往见于戈、磬等器物上，非器物的刻石为数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石鼓文。

石鼓文刻在十个一米左右高的高脚馒头形的石碣上（《说文》：“碣，特立之石也。

”），原来立在秦国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南面的三畴原上，唐初始见记载，后来曾经经过几次迁徙，现在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内。

由于这些石碣的外形稍有些像鼓，一般称之为石鼓。

石鼓各石都刻有一首四言诗，原来共有七百余字，由于石的表面不断剥蚀，残脱的字已达一大半。

关于石鼓的时代，历来有很多争论。

由于石鼓有些字的写法跟《说文解字》所收的、相传为西周宣王时文字的“籀文”相似，过去很多人把它看作周宣王时的东西。

经过一些学者研究，石鼓已经证明是东周时代秦国的东西。

但是关于它的具体年代仍有不少异说，最早的早到春秋早期，最晚的晚到战国中期。

从字体看，石鼓文似乎不会早于春秋晚期，也不会晚于战国早期，大体上可以看作春秋战国间的秦国文字。

石鼓文之外，比较重要的先秦石刻文字，还有北宋时发现的秦王诅楚王的告神之文，即所谓诅楚文。

当时大概每告一神即刻一石，埋在祀神之处。

北宋时发现了三块这样的刻石，每块刻有三百余字，除神名各异外，文字基本相同。

由于原石早佚，现在只能看到摹刻本。

多数学者认为诅楚文是秦惠文王诅楚怀王之文，其时代属战国中晚期之交。

石鼓文和诅楚文是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重要资料。

秦统一后，始皇巡行天下，在多处地方立石铭功，二世时又在各处刻石上加刻了一道诏书。

这些石刻文字是研究秦代篆书即一般所谓小篆的最好资料。

可惜原物几乎都已毁坏，只有琅邪台刻石尚有残块存留（保存的主要是二世诏部分）。

此外，峄山刻石的文字尚有徐铉摹本的石刻传世，（图三）泰山刻石也有残拓的摹刻本传世（传世的会稽刻石摹刻本恐不可信，所谓泰山刻石宋拓本实际上是一种失真的摹刻的拓本，参看《燕京学报》17期所载容庚《秦始皇刻石考》）。

西汉石刻文字留传下来的不多。

东汉时代，刻碑之风兴起（碑有特定的形制，秦始皇刻石等不能称碑只能称碣），有大量碑文和摩崖文字（刻在崖壁上的文字）等留传下来。

在近代发现汉代简牍之前，碑刻是研究汉代字体的最重要的资料。

东汉碑刻一般使用工整的隶书。

现代书法家所写的隶书多数出自汉碑。

魏和西晋时代的碑刻一般也用隶书。

汉末曾将儒家主要经典刻石立于洛阳太学。

由于其事始于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世称熹平石经。

其字体也是工整的隶书。

曹魏正始（240—249年）间，又将《尚书》《春秋》二经的“古文”本刻石立于洛阳太学，每个字都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三次，世人称为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

两种石经都早已毁坏，但自清末、民国以来发现了一些残石，对研究古代文字形体颇有帮助。

晋以后，墓志逐渐流行。

墓志放在墓葬内，多数刻在石质的板上，也可以看作石刻文字。

东晋时代的碑刻（包括墓志）往往使用一种介于隶书、楷书之间的字体（即后面要讲到的“新隶体”。

魏和西晋时代的碑刻，有少数已经使用了这种字体）。

南北朝时代的碑刻一般就用楷书了。

D.简牍文字
我国在使用植物纤维纸之前，长期以竹木简为主要书写材料。

简是细长条的薄片，用绳把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通常用毛笔蘸墨在上面书写。

殷墟甲骨文屡见“册”字，《尚书·多士》也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至迟在商代简册就已通行了。

商代和西周春秋时代的主要文字资料应该是简册文字，可惜竹木易腐，未能保存下来。

已发现的简册以战国时代的为最早。

西汉和西晋时代都曾发现过大批战国时代的简册（西汉时代发现的就是后面要讲到的“古文经”。

西晋时代发现的是“汲冢竹书”），但原物早已毁坏。

50年代以来，在湖南长沙市、常德市、慈利县、河南信阳市和湖北江陵县、荆门市等地的楚墓里都出过竹简。

此外，1978年在湖北随州市发现的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也出土了一批竹简。

这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批简。

曾是附属于楚的小国，文字作风与楚国基本相同。

秦简是在70年代第一次发现的。

1975年底，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了一千一百多枚竹简。

这座墓是在始皇三十年（前217年）或稍后的时间下葬的。

竹简抄写时间不一，估计不出战国末年至秦初这段时期。

从清末（20世纪初）以来，在西北地区两汉和魏晋时代的边塞等遗址里，陆续发现了很多汉简和一些魏晋简。

50年代以来还在各地的汉墓里发现了很多汉简。

西北边塞遗址出土的汉简包括所谓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等，一般都是木简，时代起自西汉武帝晚期终于东汉晚期。

（图四）墓葬出土的汉简大都是竹简，时代有不少属于西汉早期，补上了边塞汉简时代上的空白。

魏晋简主要出土于新疆罗布泊西南的“楼兰遗址”以及新疆民丰北部的尼雅遗址，都是木简。

“楼兰遗址”所出木简记年的较多，所记年份由曹魏晚期延续到东晋初，而以西晋的为多。

（图五）
古代往往以简、牍并称。

简很窄，通常只写一行字。

牍是可以写几行字的长方形木板（宽度不一）。

已发现的最早的牍出土于战国晚期的秦墓。

汉代的边塞遗址和墓葬也都出过一些木牍。

对研究字体来说，简牍文字跟下面就要讲到的帛和纸上的文字非常重要。

因为这些文字一般是以当时日常使用的字体书写的，不像金石文字往往比较保守，倾向于使用比较旧的字体。

秦简是研究秦代隶书的最重要的资料。

汉简是研究隶书的发展变化和草书形成过程的最重要的资料。

魏晋时代简、纸上的文字是研究行书、楷书等字体的重要资料。

E.帛和纸上的文字
在使用植物纤维纸之前，除竹木简外还有一种比较重要的书写材料，这就是帛。

古人常说“竹帛”，以帛与竹简并提。

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件帛书，也是属于战国时代的楚国的。

这件帛书是1942年在长沙的一个楚墓中盗掘出来的，早在40年代中期就流入了美国。

它是一张长47厘米高38.7厘米的
帛，上面有墨书的九百多个字，还有一些跟文字配合的彩色图像。

1973年在下葬于西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了大批帛书，有《老子》《易经》等典籍和医书、占书等等，种类很多。

其中有一件字体为篆书的占书，是秦统一前一年（前222年）抄写的。

大部分帛书的字体属于早期隶书。

其中一部分，字体跟篆书比较接近，可能抄写于秦末或汉初。

此外的抄写于西汉早期。

（图六）
二世纪初蔡伦造纸之后，植物纤维纸开始用于书写。

作为书写材料，纸跟帛的性质比较接近。

帛由于价格高昂，不能取代简牍。

纸出现后逐渐把简牍排挤出历史舞台，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

这一过程大概到四世纪才基本完成。

比较重要的时代较早的字纸，发现于上面提到过的魏晋时代的“楼兰遗址”，其年代范围大概跟同出的简牍差不多，内容有书信、文书和簿籍残片等。

在敦煌莫高窟和新疆吐鲁番等地，发现过一些晋代和南北朝的卷子和字纸，对研究字体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自古流传下来的魏晋以来名家书迹，一般也属于帛纸文字。

可惜现存的大都是临摹本或临摹本的刻本。

F.其他
除上面所举的五大类外，还有不少对研究字体有用的古代遗物上的文字资料，例如在山西侯马市和河南温县发现的、时代大约在春秋战国间的盟书（用朱或墨写在玉、石片上的盟辞），战国时代的货币文字，战国秦汉时代的印章文字，商代以来的各种陶瓦制品上的文字，战国以来的各种漆木器上的文字等。

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介绍的这些资料，同时也是研究汉字字形和结构的重要资料。

2.古文字阶段的字体
我们把早于小篆的各种字体和小篆都看作古文字。

这是现代多数文字学者的观点。

按照传统文字学的观点，小篆是不算古文字的。

古文字阶段字体变化的情况非常复杂。

所以这一阶段的字体不像隶楷阶段的那样，有公认的分类方法。

下面先介绍一下传统文字学对古文字字体的看法，然后主要根据古代遗物上的文字资料，简单讲一下古文字在字体方面的演变情况。

A.传统文字学对古文字字体的看法
按照传统文字学的看法，我们所说的古文字包含古文、大篆（以籀文为代表）和小篆三种字体。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他编书的体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

“篆文”在这里指小篆。

“古、籀”指古文和籀文，是小篆之前的两种古文字。

《说文》所收的字，其字形一般根据小篆，如果古文或籀文的写法跟小篆不同，就兼录古文或籀文。

此外，也有一些字的字头，由于特殊的原因，取古文或籀文，小篆反而附在后面。

书中所录的籀文出自相传为西周晚期宣王时代的太史籀所编的字书《史籀篇》，古文出自西汉时代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发现的以及张苍等人所献的、用古文字抄写的《尚书》《春秋左氏传》等儒家经典，下文简称古文经。

许慎在《说文》“叙”里对上述几种字体的时代和相互关系有所说明。

他说：“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可见他认为古文的时代最早，籀文即大篆，是在古文之后出现的。

但是《说文》所录古文出自古文经，《尚书》等儒家主要经典为孔子所传，《春秋左氏传》相传为春秋时人左丘明所编写，他们的时代都晚于太史籀，为什么古文经的字体却古于籀文呢？许慎认为这是由于孔子和左丘明有意要用较古的字体传写经书。

所以他在说了籀文“与古文或异”之后，紧接着就说：“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

”至于小篆，许慎认为是秦始皇并天下后李斯等人“省改”“史籀大篆”而成的、用来统一全国文字的标准字体。

古文字学在近代兴起之后，学者们通过对古代遗物上的文字资料的研究，发现许慎对古代字体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

首先，许慎对古文的看法有问题。

他把早于籀文的字体称为古文，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认为古文经的字体就是古文，则是错误的。

据王国维等学者研究，《说文》所录的“古文”的字形跟早于籀文的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都不相近，然而跟战国时代东方国家（指秦之东各国）遗物上的文字却往往相合。

这说明西汉时代发现的古文经，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儒生用当时通行的字体抄写的。

所以《说文》中的“古文”实际上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的文字，而不是早于籀文的古文字（参看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分见《观堂集林》卷六、卷七）。

前面讲过的三体石经的古文，跟《说文》的古文是同性质的。

其次，许慎对大篆跟小篆的关系的看法也有问题。

按照他的说法，西周晚期的大篆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小篆是秦统一后李斯等人通过对大篆进行简化而制定出来的。

但是从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遗物和秦代遗物上的文字来看，秦代的小篆显然是由春秋时代秦国使用的篆文逐渐演变而成的。

例如：可以代表春秋战国间的秦国篆文的石鼓文，把“吾”写作■（见于偏旁），把“中’写作■（与《说文》）“中”字籀文■相近），字形确实比小篆繁。

但是在战国中晚期之交的诅楚文里，“吾”（见于偏旁）和“中”的写法就已经跟小篆相同了。

可见这两个字的简化是秦国文字演变的结果，并不是在秦统一后才由李斯等人规定的。

在书写风格的变化上也存在类似情况。

实际上在统一前夕的秦国篆文跟统一后的小篆之间，无论在字形上还是在书体上都不存在任何明显的区别。

这一点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来了。

钱玄同在为卓定谋《章草考》所作的序里说：“许叔重（引者按：叔重是许慎的字）谓李斯诸人取大篆省改为小篆，实则战国时秦文已如此，可见李斯诸人但取固有的省改之体来统一推行，并非创自他们也。

”这是很正确的。

有些讲字体的人以《说文》所录的籀文以及石鼓文、毛公鼎铭文等代表大篆。

还有些人把所有早于小篆的古文字都称为大篆，相应地把包括小篆在内的、隶书之前的文字都称为篆文或篆书。

现代的有些古文字学者又根据自己的研究给大篆下了新的定义，如唐兰认为“由春秋到战国初期的文字，就是所谓大篆”（唐书156页）。

由于对“大篆”的理解有分歧，目前很多文字学者都避免使用这个名称。

不少古文字学者认为传统文字学把籀文看作周宣王时的文字也是错误的。

王国维认为籀文是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

唐兰对籀文的看法跟他对大篆的看法一致。

他们的意见不一定正确，限于篇幅不能在此讨论了。

现在，大家往往把“甲骨文”“金文”用作早于小篆的字体名称。

严格说，这也是不大妥当的。

因为同样是甲骨文或金文，甚至同样是殷墟甲骨文或周代金文，由于早晚不同或用途不同，在字体上往往仍有较大差别。

下面就会谈到这方面的情况。

总之，对古文字阶段的字体，目前还没有理想的分类方法。

B.古文字在字体方面的演变情况
为了讲述的方便，我们把古文字阶段分成商代、西周春秋时代和战国至秦代三个小段。

下面依次介绍各段字体演变的主要情况。

a.商代
研究商代文字的字体，主要根据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

首先应该指出，甲骨文跟金文在字体上有不同的特点。

在商代，毛笔是主要的书写工具。

我们今天虽然已经无法看到用毛笔书写的商代典册，但是还能在商代后期遗留下来的甲骨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看到少量毛笔字。

金文基本上保持着毛笔字的样子，甲骨文就不同了。

商代统治者频繁进行占卜，需要刻在甲骨上的卜辞数量很大。

在坚硬的甲骨上刻字非常费时费力。

刻字的人为了提高效率，不得不改变毛笔字的笔法，主要是改圆形为方形，改填实为勾廓，改粗笔为细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