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中通俗文化的政治意义

传播学中通俗文化的政治意义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摒弃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或精英阶级的“大众文化”的提法，代之以“通俗文化”。

他把通俗文化看作受众反抗话语权力压迫的场所，更加重视受众在意义解读过程中的主动性，弱化了意识形态的控制。

通俗文化的主体是“人民”（people）而非大众。

作为通俗文化的消费者，他们并不是被动无助的，而是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

他们并不是不加判断地将文化产品全部接受下来，文化产品的文本只是提供了一种可供受众任意选择消费的文化资源。

费斯克把通俗文化看成是互为文本地流通于初级文本（原初的文化商品）、次级文本（与初级文本直接相关者如广告、杂志文章、评论）和第三级文本（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持续过程中）之间。

与经典文本不同，具有平易性和简单性，是要满足大众的创造。

“分析通俗文本需要双重焦点：一是注重文本的深层结构，二是看看人们如何和体系周旋，如何阅读文本。

”文本只提供了一个最初的框架，最终的意义仍要由消费者生产。

费斯克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民族志符号学相结合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聚焦于意义的生产与传播，既关照文本与社会的关系，又关注日常生活的影响，开辟了一条传播学研究的新路径。

费斯克强调了大众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摆脱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气息，其乐观的媒介文化理论观点为低迷的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两种经济”理论开阔了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对当下草根文化、大众“迷文化”研究等都具有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