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心得体会：国外人才集聚模式的经验和启示

工作心得体会：国外人才集聚模式的经验和启示
人才集聚是人才流动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指社会上已积存和正在生成的分散人力资本通过流动向某一特定区域集中，从而形成较大的群体人力资本的过程。

人才集聚的根本动力来源于资源合理配置的需要。

单纯的人力资本投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直接形成生产能力，一定量的人力资本只有与一定的物质资本匹配并与其他适当的人力资本互补，才能综合产生人类的生产活动，才能真正体现人力资本的效能和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资源的流动是人才为实现自身价值增值而进行的市场投资和运作，从而实现人才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由于人才集聚不仅可以实现人才自身的价值，而且还会产生集聚效应，使人才集聚地获得先行发展的机会，促进社会、科技、经济等方面持续高效发展，因此，人才集聚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但如何吸引人才、集聚人才，不仅与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关，还与人才集聚的模式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国外人才集聚模式的经验
人才集聚可分为市场主导型和政府扶持型两种模式。

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来说，市场机制十分完善，人才集聚的形成、演化基本上依赖市场与人才互动的方式来完成。

集聚的产生是自下而上的，是通过人才对集聚区好处的
追逐自发形成的，更多的体现出市场主导型人才集聚的特点。

而以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较短，市场机制相对不完善，自发作用比较薄弱，单靠市场机制作用很难在短期内创造足够的条件来实现特定人才集聚。

人才集聚的形成、演化需要依靠政府的扶持来完成。

这种人才集聚的产生是自上而下的，是通过国家和地区的干预扶持政策而促成的，属于政府扶持型人才集聚模式。

（一）市场主导型人才集聚模式
这种类型的人才集聚模式充分发挥了市场在人才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只是在某些方面发挥辅助作用，以更好的为人才集聚服务，其特点如下：人才集聚地拥有资源禀赋优势。

市场主导型人才集聚地产生的初始诱因主要来源于资源禀赋上的先天优势。

如，美国硅谷的崛起和斯坦福大学所提供的丰富的人才资源是分不开的，五大湖工业区的产生则主要取决于其所拥有的丰富的煤铁资源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德国鲁尔区的百年辉煌也是建立在其拥有丰富的煤铁资源基础上。

资源禀赋上的优势首先诱发了产业集聚，产业集聚的发展使人才环境逐渐改善，对人才的集聚力不断增强。

而人才集聚又进一步推动了产业集聚，两者相互促进，使这些人才集聚中心最终形成今天的规模。

制度环境优越。

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是市场主导型人才集聚国家的基本特征。

因此，该类型人才集聚地一般拥有完善的法制体系、人才激励机制与风险
投资机制，为人才集聚地的发展提供优越的制度环境。

如，美国硅谷的核心激励方法就是有“金手铐”之称的期权制度。

“金手铐”的好处在于，在企业现金流短缺的情况下，通过长期激励的股票期权形式，使企业的核心员工有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而且随着企业绩效的增长而“水涨船高”。

正是通过这个“金手铐”，硅谷才能吸引众多优秀人才。

风险投资市场的高度发达对硅谷的崛起有重要意义。

风险资本被称为高技术企业的“孵化器”，在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推动高科技产业从弱到强的长足发展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政府发挥重要辅助作用。

市场主导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

在该类型人才集聚地的演化过程中，政策变量通过影响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对人才集聚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

首先，高度重视教育。

没有人才，人才集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而获得人才的根本途径是通过教育培养。

因此，发达国家对教育都极为重视，投入大量的资金，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都超过了4.8%的世界平均水平。

美国历届总统都积极奉行“教育优先”、“投资于人”和建立“脑力强国”的战略。

日本是唯一一个义务教育普及先于经济增长的发达国家，自明治时代起日本政府就开始重视教育。

日本长期对教育的重视造就了丰富的人才资源，这些人才资源对日本战后能够迅速崛起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使日本迅速成长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其次，积极引进国外人才。

与教育培养相比，从其他国家引进人才具有成本低、见效快的优势。

发达国家都不遗余力的加入到国际人才争夺战中，其中成绩最突出的是美国。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在引进国外人才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而美国政府对引进人才的一贯重视，更使其成为国外人才的首选地。

从1990年开始，美国实施H-1B签证计划。

这是一种有效期为6年的临时工作签证，允许有特殊专长的外国人来美工作，每年签发6.5万个。

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将1999年和2000年的H-1B签证数额从6.5万增至11.5万，2004年此类签证数额增至19.5万。

美国政府还特别批准每年可有6000名外国科学家和高级科技人员直接到美国合法定居。

除鼓励技术移民外，美国还通过提供奖学金、带薪职位吸引各国学生到美国学习。

在美国获得高等教育学位的外国公民不受临时工作签证名额的限制，美国还为这些外国留学生取得永久居留权和加入美国国籍打开大门。

1999年在美国的留学生达49.1万，大约占全球留学生总数的1／3。

这些留学生进一步充实了美国的“人才储备库”。

在人才引进方面做的比较出色的还有日本。

由于日本民族成分单一，排外倾向很重，所以吸引人才直接定居的难度较大。

但日本独辟蹊径，立足自身特色，主要采用提供优惠条件吸引留学生、建立海外实验室及高薪聘任的方式利用国际人才。

目前，日本已成为继美国之后，利用全球人才资源受惠最大的国家。

（二）政府扶持型人才集聚模式
这种类型的人才集聚模式通常出现在市场体制不很完善的国家，因此政府会在其中发挥更明显的作用，这种模式的特点如下：
改善人才环境。

人才环境对人才集聚的重要性毋庸质疑。

根据发展经济学中的“后发优势”理论，通过对人才集聚规律的研究，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理论上可以通过政策变量强化适合人才集聚地区的人才环境，推动人才集聚进程加速进行，使落后国家用比发达国家更少的时间完成人才集聚的进程。

通过直接投资建立人才集聚载体已被证实是加快人才集聚的有效措施。

韩国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改善创业环境上，鼓励海外人才实现事业理想。

韩国1974年创办的大德科园区，侧重吸引科研与教学类人才，现已建成生化、理工等多学科科研教学基地。

此外，韩国政府还在光州、釜山、大邱、泉州、江陵五个地区分别建设了与大德科学园区相似的科学基地。

这些高科技园区的建立不仅对科技发展和科技产业现代化有重要意义，而且给大批高级人才提供了就业机会，为海外人才提供了重要的市场需求，成为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的吸纳基地。

印度也建立了一些类似于美国硅谷的科学城及以本国科学家为中心的研究所。

如，印度政府在孟买的卫星城设立一个高级软件出口区－－“软件科学园”，能通过地面卫星站同美国直接进行联系。

软件出口区的卫星联系服务费用将根据订户所使用线路和时间的多少而定，通过技术园出口软件可降低成本30%～50%，
这对创业人才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此外，印度政府每年还投入巨额资金用于研究机构的建设，一些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的设备、仪器、房屋和环境条件已达到一定的国际化程度。

增加教育投入。

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增加教育投入、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是保证人才供应的基本方式。

对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由于人才环境的相对薄弱，大量引进国外人才的可行性不够，教育几乎是其培养人才的唯一途径。

教育投入的多少制约人才集聚的速度。

在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这四个经济快速增长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中，教育无疑是实现人才集聚、经济发展的基础因素。

在它们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前，其学校入学率就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现代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产品的周期，并加速了人力资本的贬值，为培养一支能跟上技术发展变化潮流的劳动力队伍，这些国家和地区积极投资于高等教育。

韩国高校从1980年的236所增加到1991年的273所；在校大学生从1980年的601994人增加到1991年的1761775人；高校教师数由20900人增加到44937人；10年来研究生院也由151所增加到298所。

一度落后的印度近年也从重视教育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印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不断增加。

目前，印度的大学和专科院校已超过900所，教育产业规模占全国GDP的4.7%。

印度在校大学生人数远远超过我国，其科技人员的总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位。

凡是在印度2所国家重点大学和6所名牌理工大学学习的毕业生，在发达国家的著名公司里十分受欢迎。

在美国硅谷新崛起的2100家公司中，有820家是印度人创立的。

实施人才回流政策。

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人才争夺战中处于劣势。

在作为人才输入国的发达国家从国外人才中获得巨大收益的同时，作为人才输出国的发展中国家却面临人才大量外流的严重损失。

这实质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一种变相的、无偿的、逆向的技术转让，而且这种“转让”是比具体技术成果更宝贵的创造力资源的“转让”，是国家科技、经济发展原动力的流失，其危害和影响是长远和深刻的。

从人才国际流动演变过程看，20世纪80年代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人才流动的重要转折时期，在此之前是典型的人才外流，90%的留学生学成不归；而进入80年代后，这些国家和地区为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才集聚的相互促进，采取各种措施实施人才回流计划。

印度曾面对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6所名牌理工学院毕业生有80%流入美国，美国硅谷的工作人员中有38%是印裔。

为留住人才，印度政府在1974年和1976年两次制定计划，争取海外科技人员回国定居。

具体包括成立科学家储备局，增加科技经费，设立“年轻科学家奖”，并对回国人员在医疗、居住等方面的支出进行补贴。

韩国主要靠提供政府资助，尽量弥补海外学子在生活、工资待遇方面的不足和改善创业环境以鼓励海外人
才回国创业。

二、对我国的启示
根据对不同国家人才集聚模式的分析，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正处在市场经济改革中的中国，还难以直接采取市场主导型的人才集聚模式，只有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采取多重吸引人才的政策，才能实现我国的人才集聚，因此，我们更应借鉴韩国、印度等国的政府扶持型人才集聚模式，以加快人才集聚的进程，并以此推动经济发展。

（一）加快人才集聚的载体建设
韩国和印度在人才集聚载体建设上取得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近年来，我国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人才集聚载体，如科技工业园区、大学城、高科技开发区等。

这些园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吸引人才、发挥人才集聚效应的作用。

其中以北京中关村、长三角经济圈、浦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苏州工业园最为引人瞩目。

但同时也存在一哄而上、盲目建设的现象。

很多不具备条件的地区也建立高科技开发区，不仅无法取得人才集聚效应，还造成资源的浪费。

人才集聚载体必须拥有一定的资源禀赋优势，只有当政府的政策措施与人才集聚地本身优势相匹配时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如果人才集聚载体并无资源禀赋优势，尽管理论上政策变量可以创造人才集聚，在经济学上也将是无效率的。

（二）增加教育投入
教育是人才的根本来源，教育投资是最具回报的投资。

由于文化背景、发展阶段上的差别，每一个国家的人才集聚都会有自己的特色。

但在人才集聚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高度重视教育，拥有一套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

相比之下，我国教育经费投资占GNP的比重是较低的。

自1980年以来我国的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2.5%，这个数值不仅低于3.6%的世界平均水平及4.4%和5.7%的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水平，甚至低于2.6%的低收入国家水平，列世界第98位。

据统计，一般人均
GNP3000～4000美元的国家，当年教育投资占GNP的4.2%，而我国目前仅占3%左右，并且教育经费的年增长率低于同期财政支出和GNP的年增长率。

国际经验表明，要使一国人力资本状况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教育投资增长要快于GNP的增长。

只有充足的人才供应才能保证人才集聚的持续进行，并进而带动经济的发展。

二十一世纪是人才竞争的世纪，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根本手段。

如果我国教育投入的相对比例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发展的步伐一定会被人才缺乏所阻挡。

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我国借鉴。

教育上的成功为印度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使其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软件强国。

要想为我国人才集聚的进程提供充足的人才供
应，仅靠目前的教育经费投入水平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尽可能提高教育经费在GNP中所占比重，并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才能保证我国人才集聚的迅速发展。

（三）减少人才外流和利用国外人才
和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目前也为人才外流所困扰。

资料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2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共有近60万人，学成回国的只有15万人，有3／4的各类专业人才留在海外，相当于好几个硅谷的科研力量，也相当于我国现有科技人才的60%。

中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人才外流的方向主要是美国。

有关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2／3留学生归国工作，1／3留学生在国外工作和沟通信息，回归率与滞留率保持2：1是较合理和有利的。

而我国却呈现1：3的倒比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

要想摆脱人才外流的困扰，我们必须加快人才环境建设，尤其是软环境的建设。

建立现代企业人才激励机制，完善人才服务体系和人才相关法律法规。

此外，日本在国际人才竞争中“不求人才为我所有，但求人才为我所用”的策略对我国很有启发。

目前，我国在发展程度上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期望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占据优势、大量引进海外人才显然不切实际。

但我国如果结合自身条件，并在采用国际合作研究、邀请访问学者等手段的基础上，可以实现对海外人才的有效利用，“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我国在国际合作研究方面
取得的一个成功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