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欧阳修的人格与个性比较

范仲淹与欧阳修的人格与个性比较
《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是范仲淹和欧阳修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名篇佳构。

文艺心理学认为：任何一篇文艺作品总是在背后含蕴着创作者的个性、经历、心态等等，亦即“文如其人”。

透过这两篇同作于庆历六年(1046)的名作的艺术审美风貌、以及忧乐似异而所虑实同的题旨的表面，我们可以寻绎出他们――这两位封建文人质同而形异的人格与个性特征。

儒家思想在汉朝经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倡和汉武帝的强力推行后，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

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建构和人生价值取向。

尽管在魏晋南北朝之际，由于战乱、灾祸、朝代更替频繁等因素，这种思想在社会上失去了它的统治和支配地位，但是由于长期的文化积淀，使得它仍然作为一种遗传因子而影响、制约着封建知识分子的人格，且在历史进入大唐王朝之后，由于李唐统治者在文化政策上允许儒释道三家并存，中唐时韩愈对恢复儒家道统的大力提倡，因而，儒家思想又渐渐恢复了它对封建知识分子的巨大的影响力和规范力。

在走过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分裂之后，北宋初期社会重新进入了一个比较安定富庶的时期。

这样，儒家思想所强调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就又重新成为封建知识分子的座右铭，成为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外在事功、荣华富贵的内驱力。

每个人的人格构建都与他的政治倾向和人生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同处北宋仁宗时期的范仲淹和欧阳修自然也浸润着它的濡染，他们的政治追求和人生价值取向明显地带有儒家思想的烙印。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范公在其《过庭录》中曾作过如实的描述：“滕子京负大才。

为众所嫉。

自庆历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

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

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其意盖有在矣。

”但是细品《岳阳楼记》，范仲淹在文中所表现出的并不仅仅是对滕子京的规劝。

更
多的是他自己的抱负和人生价值取向的剖白。

《岳阳楼记》中，作者通过想象写出了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横无际涯”、“朝辉夕阴，气象万千”的“大观”之后，接写古今登岳阳楼者的两种“览物之情”：一是“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一是“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但是，探求“古仁人之心”的范仲淹却表示要“异二者之为”，不因为客观环境的好坏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

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

”这是范仲淹对自己政治追求、人生目标和境界定位的真实表白。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范伸淹积极的人生态度。

我们知道，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已经48岁，是他逝世前的第6年。

在这之前，他曾经被贬知饶州(1036年)，庆历三年，也就是在写作本文的头三年，又因为参与谋划“庆历新政”失败而再次被贬知邓州，本文就是他贬知邓州时的作品。

两次被贬大起大落的打击，并未能泯灭范仲淹“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拳拳赤子之心，他没有气馁，没有彷徨，没有颓废，而是依然高歌自己的理想。

并以之劝解自己的同道者。

对此，我们不能排除封建社会中文人自我粉饰的可能性，但是结合范仲淹的生平及其一贯行为来看，应该说他在《岳阳楼记》中所阐发的思想境界，是其一以贯之的“超我”人生追求境界的必然体现，也是儒家文化“君子”风范的具体化。

正如欧阳修为范仲淹作的《范公神道碑》中所言：“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应当看到，范仲淹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并不仅仅局限在“治国平天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积极进取这一点上，他还继承着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精神，不管自己穷与达都要关心国计民生。

这样，一个在以儒家思想为基核，经过改造丰富之后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新的“君子”人格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后人面前。

欧阳修跟范仲淹一样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尽管一生几次遭贬，但是都未能改变他那一颗勤政宽简爱民之心。

据《宋史》记：“河东赋敛过重，民所不堪者，奏罢数十事。

”“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及文章，惟谈吏事。

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
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

”正因为二人的政治追求和人生价值取向的相一致，所以，当范仲淹困“庆历新政”遭贬，欧阳修为天下苍生计，不以“岂以为己利哉?”当即上书指责高若讷“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跟范仲淹一样，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也是作于他的第二次被贬之际。

作品先是描绘了一幅滁州西南美丽幽雅的山水风光图，继之记游，由滁人之游写到太守之宴，由众宾之欢写到太守之醉。

全文以“乐”字贯穿始终，山水之乐、醉翁亭之乐、百姓之乐和太守之乐，层层推进，秩序井然。

作者在由自然景观写到人文景观的时候，顺势推出了一句话：“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

”这既是文章的重心所在。

也是欧阳修政治追求和人生价值取向的表白。

欧阳修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这是构成他人格魅力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

范、欧二人虽然在政治追求和人格追求上具有相似性，但是二人的个性却不尽相同。

据《宋史》(下)《范仲淹本传》可知：范仲淹少有决断、肯于吃常人无法吃的苦、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且有雷厉风行的作风。

这种个性既有助于他的军旅生涯，反过来军旅生涯又强化了他的这种个性。

这种个性按照个性心理学的解释属于开放型的个性，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就心理学而言，他属于外向型以多血质为主的人，性格率直，情感强烈。

这种个性特点，在他的一些词作中有所表现，如《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境界壮阔、情感悲壮率真，在宋初词坛别具一格，开宋代豪放词的先声；又如《苏幕遮・碧云天》一词，虽然风格带有婉约词的特点，但是词中的情感指向明确而又强烈，婉约的抒情方式掩抑不住其豪放劲健之风力。

这种文如其人的特点，在《岳阳楼记》中更是淋漓尽致地得以表现出来。

《岳阳楼记》属于应邀之作，并不是作者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是作者借助于过去的生活经历、文化素养以及“前人之述”通过想象而写成的。

依照过去的常规，作者在作品中似乎应该多实写岳阳楼的景观、重修岳阳楼的经过以及自己的观感等。

但是范仲淹却打破这一套式，将上述内容一笔带过，着重在想象中因情设景因景生情，顺势应带出自己的政治倾向和人生价值取向，使得岳阳楼成为他理想、胸襟和情感的物质载体。

此外，作品境界的雄浑壮阔，抒情的明朗直率，语言
的劲健简练，节奏的明快顺畅等，无一不洋溢着属于范仲淹的“这一个”的性格特征。

而欧阳修的个性虽然与范仲淹有着相似的地方，如：父亲都早死因而自小养成独立的能力，都有性格耿直坚强的一面。

但欧阳修自小受母亲影响甚大，“芦荻学书”使他养成了节俭的行为习惯，面“修幼失父，母常谓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

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

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

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

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

’修闻而服之终身。

”母亲的这种教导，又使得欧阳修养成了宽容细致的个性。

现代发生学认为：人童年时期所受的影响，势必影响这个人一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

欧阳修受其母亲的影响之大，使他的一生在很多方面都带有女性温柔、体贴、多情的性格特征。

这些主要因素养成了欧阳修个性中既有范伸淹个性中的阳刚之气的一面，又有着范仲淹个性中所缺乏的女性阴柔的一面(范伸淹虽然同样幼年失父，但母亲改嫁长山朱氏，对他打击很大，在懂事之后即“感泣而去”，故而受母亲影响较少；加上后来的军旅生涯，环境的影响也使得范仲淹个性中以阳刚的成分居多。

)这种个性特点，不仅使得欧阳修论文反对“自许太高，诋时太过”(见宋・石介《答欧阳永叔书》所引)的文风。

主张“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择，少去其繁，则峻洁矣。

然不必勉强，勉强简节之，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与渑池徐宰书简》）的平易自然的文风，而且在创作上实践了自己的主张。

《醉翁亭记》前半部分写景，由泼墨写意式的全景入手，渐及山石林泉的近景细描，推出画面中心和景物精华所在――醉翁亭――的特写，移步换景，渐次展开。

接以四句概写山间朝暮与四时景色之变换，一句一景，画意盎然。

后半部分记游，依次写滁人之游、众宾之欢、太守之醉，篇末夹叙夹议，点破主题。

构思自然之中见缜密精巧，平易之中见峻洁。

而奇句单行、骈语骊句、“者也”判断句式，尤其是大量句末语气词“也”字等的整合运用，使得文章有如行云流水，雍容俯仰，舒卷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