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首任市长吴德峰的谍报人生

武汉首任市长吴德峰的谍报人生
作者：暂无
来源：《读报参考》 2015年第2期
５３岁的吴德峰阔别家乡２３年后，没想到会以解放后首任市长的身份回家。

离开前，他
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公安局长，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身份参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

解
放初期在武汉发现的国民党刊物上，曾这样描述他——“中共特务三大亨，犹若孺子是康生，
喜怒无常李克农，老奸巨猾吴德峰。

”直到“文革”中吴德峰被调查，女儿吴持生才知道父母
曾长期领导中共秘密交通……请看《三联生活周刊》吴持生口述、吴琪整理的文章。

父亲在武汉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家世显赫，19２０年代就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公安局长。

那
时候武汉的共产党领导人是董必武、陈潭秋，我父亲隐瞒着共产党员身份，以国民党左派领袖
身份出现。

大革命失败，父亲遭国民党右派秘密追捕而逃离武汉，离开前他就说过，总有一天
我们会回来的。

当时父亲是３０岁的年轻人，解放武汉时已经年过半百。

听母亲回忆，１９４８年解放战争进入全面战略反攻阶段，解放后的城市急需配备大批干部。

南下出发前，时任中央秘书处处长的曾三同志通知父亲，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央书
记处书记分别要找他谈话，谈话中提到武汉解放后要成为特别市，“吴德峰２０年代就在武汉
国民政府任公安局长，对武汉的情况最了解、最有发言权”，于是中央决定任命他为武汉特别
市市长。

大革命时期的公安局长
父亲于１８９６年出生在湖北保康县的一个士绅大家，所以王震说我父亲，“人家闹革命
是被逼上梁山，你却是家产万贯自己走上梁山”。

父亲１９１４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董必武任校监，陈潭秋是他师兄。

１９２５年根据党的指示，父亲开办崇实中学，成为传递秘密情报的一个据点，承担湖北
地区对中央、省内外城市、农村等秘密文件和宣传资料的传递与发送任务。

学校是吴家的房产，这时候祖父吴元钧已死，吴家的钱财由二房的吴元泽管理，奶奶无法从吴家拿出钱。

脾气倔强
的她也不肯向娘家开口，就变卖了自己的陪嫁支持父亲办学。

因为父亲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是个社会关系极复杂的知识分子，党组织在接纳父亲前有
过犹豫，后来在董必武和陈潭秋的坚持下，他们作为介绍人于１９２４年２月让父亲加入了共
产党。

其实父亲的身份为他在国民党内开展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共产党也正需要他潜伏在
国民党内，１９２５年父亲根据指示，以公开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父亲受过非常好的教育，能说英文，精通乐器，擅长体育、医学，知识广博，再加上富裕
的家庭背景，使得他与国民政府高层交往密切。

由于武汉国民政府需要有一位交际广泛的人来
当公安局长，父亲成为最适合的人选。

又由于父亲和陈公博都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常委，父亲特
意和他搞好私交，利用他和汪精卫的交情来刺探汪的情报。

我的母亲戚元德１９０５年生于武汉，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与父亲相恋。

母亲
和父亲志同道合，两人一起加入了共产党，做秘密工作。

秘密交通
１９２８年底，中央派我父亲任河南军委书记，去开封消灭叛徒特务。

任务完成后回到上海，周恩来找父亲谈话，要他筹备组建中央交通局，任第一任局长，直接受周恩来同志的领导。

那时候秘密交通是连接白区、苏区、敌占区、根据地，党内各级组织进行情报联络、信息
沟通、物资运输、人员调配输送的渠道。

中央交通局成立以后，在组织机构上是绝对严谨机密，单线联系的。

父亲总是说：“间谍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间’！当间谍的只有三条路：对党不
忠诚，党会处理你；对党忠诚的，敌人要处理你；如果叛变，敌人用完你之后也会收拾你。

”
所以从做秘密工作开始，父母就知道自己是命悬一线。

父亲生性谨慎多思，他总是跟妈妈和部下说，“不该你知道的不要知道，不该你问的不要问，不该你做的事情不要做。

你如果知道得少，若被敌人抓去，想当叛徒都当不了”。

１９２８年底，党秘密构建的全国交通网，主要线路有三条：一是北方线，从上海通往天
津和北平；二是长江线，从上海至汉口；三是南方线，上海至广州。

父亲任职后，１９３０年
秋冬，为了完成转移任务，领导中央交通局专门开辟了一条由上海经过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陶坑到苏区的新路线。

到１９３１年，中央交通局在去中央苏区的线路上形成了若干个大、中、小配套的交通站。

派去苏区的交通员并不进入苏区中心，而是在国共交界处国统区一边的秘密交通站内，将文件、物资、金条和进出的干部在交通站交接。

从１９３０年开始，中央交通局通过各交通线护送领导干部到苏区，主要由父亲领导部署，送到苏区的干部有项英、任弼时、刘伯承、伍修权、邓小平、周恩来、聂荣臻等。

很多护送行动都是惊心动魄的，接头人不准互相通姓名，也不准讲话，每个人员的资料也
会随着人的变动经由秘密交通转移。

所以父亲对每人的底细都非常清楚，后来被称为“党内活
字典”。

组织派去做秘密工作的人需要严格审查，潜伏人员归来前也需要审查。

１９３２年５月，母亲也由秘密交通送入苏区。

母亲装扮成女工按约定时间准时到达接头
地点，那是从白区进入苏区的一条重要交通线，从汕头出发，经大埔过国民党封锁线，再通过
游击区进苏区。

当时斗争环境残酷，很多地区白天不能走，只能夜行赶路，经常是从一个交通
站到下一个交通站，由交通员领着摸黑走路，根本不许交谈说话。

母亲记得到站后，送的交通员拉着她的手，把她交给接的交通员，夜里也不能点灯。

新交
通员接手后把她拉到床边拍拍枕头，塞给她一块干粮和一壶水，踢踢脚边的马桶就走了。

第二
天天黑后有人接着送她走。

交通站多选择偏僻地段，有的是被遗弃的破旧碉堡，有的是深山小路，有时候就得踩着死人堆往前爬。

到苏区后，母亲被分配到军委机要科当科长，主要任务是负责军委的机要文件和译码保管、文件送阅签发等工作。

她经常去给毛主席、朱老总和周恩来等军委领导送阅、签发文件。

由于
母亲读过私塾，字写得整齐漂亮，文件报告写得流利通畅，经常受到他们的表扬。

曹家巷１２号
父亲在长征中负责保卫工作，他到延安后不久，西安事变爆发。

周恩来考虑到父亲对敌斗
争经验丰富，将他作为随从人员带到西安。

西安事变解决后，周恩来找父亲谈话，中央决定留
他在西安负责领导秘密情报工作。

此时共产党在西安有三个机构，公开组织是伍云甫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陕西党委书记欧
阳钦领导的地下党，处于半公开状态；父亲领导的秘密情报工作则完全隐秘，没有机构名称，
没有头衔。

在西安的秘密工作一展开，父亲就对西安社会各阶层做了详细系统的调查，国民党头面人
物及夫人们的情况、社会关系，他都了然于胸。

他还安排母亲在东北军办的子弟学校任教，让
她往来于教育界、军政界和太太们之间，通过交往刺探情报。

父亲发现国民党内部“左”、“中”、“右”三种势力两头小、中间大，后来成为中央要求根据地政权建设坚持“三三制”
的理论基础。

父亲在西安曹家巷１２号搞情报工作时，１３号原本是位姓赵的房主，却突然改住了国民
党十战区政治部主任和特务机关。

党内有人主张立即搬家，但是父亲认为“灯下黑”，谁也想
不到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居然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邻，反而多了一个保护伞，于是一直在那儿办公，直到１９３９年夏天环境更为严峻才搬了家。

在曹家巷１２号时，秘密情报工作根据需要陆续增加了内勤、外勤、机要、译电人员，大
家住在一起，装作是一家人。

我父亲的身份由《工商日报》记者，变为国民党３８军高参。

３
８军的赵寿山和共产党的关系很好，父亲顶替了一个人的名字潜伏其中。

据说，解放后张治中去西安调查，在写给蒋介石的万言书里说道：“你是最相信特务的，
你用了最大力量让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认为西安的特务工作是最成功的。

可是解放后我到西安
一看，就在胡宗南总部周围，安装有３部共产党秘密电台，你的命令发出后不到两小时，中共
总部就全部知道……”
父母那一辈人
父亲说他这一生最佩服周恩来、陈云和任弼时。

任弼时曾是父亲的顶头上司，他领着红二
方面军北上抗日，在团结红四方面军时也起了很大作用，却从不多提自己的功劳。

陈云是老黄
牛性格，受命于危难之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１９５２年父亲因为“纪凯夫案件”被撤职，李先念接替他的工作任武汉市市长。

后来经
中央审查，取消了对父亲的处分，但是父亲从没有抱怨过什么，只说：“母亲打错了孩子，孩
子能够计较么？”１９５４年父亲离开武汉调到北京工作，将近６０岁的老人，又重新开始学
习法律，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文革”中，父母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命运，红卫兵揪着年迈的父亲问：“你这个特务头子
为什么没有死？”父亲说：“那你们得问敌人，我为什么没有死。

”结果却遭到毒打。

因为地
主家庭出身和后来隐秘战线的工作，父母在“文革”中受了很多的苦，一次次地被外调人员提
审后，我才慢慢知道父母早年秘密工作的历史。

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刚刚被打倒，父亲却病逝了。

母亲也已于１９７４年病逝。

两位老
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却是我们子女一生的榜样。

父亲为人十分细心，丰富的一生留下了很多日记、工作笔记、照片，从在武汉求学时期的
纪念章到建国后的市长任命证书等等，他都一直保留着。

但是与他作为情报人员的性格相关，
父亲的工作日记里看不到任何情感色彩，无论是长征中的日记，还是作为武汉市长的工作日记，每天都只有寥寥几句，记录下重要事件。

父亲临终前留下遗言：一是子女５０岁之后全部离开政界，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最好是
去教书。

所以我的两个哥哥都教书了，我５０岁离开了化工部。

二是不许给国家添一点麻烦，
不许伸手向国家要钱。

２００４年为了给我父母合葬，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了一个八宝山的公墓，需要几十万元。

我拒绝了国家出钱的提议，动员家里老少几代人凑钱，用了４年时间才凑够，
最终将父母合葬在了一起。

家里有的晚辈埋怨我，但是父母的一生给我影响太深了。

记得母亲提起，她曾经接受任务整理党内情报人员的资料，发现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抗战中的无名英雄太多了，母亲说有一名我党潜伏人员，在国民党中任中将，由于他身份隐秘，直到被敌人处死也没暴露，所以他死后，妻儿生活悲惨、受人歧视。

直到解放后很多年，他女
儿想起父亲当年交往的朋友建国后职位比较高，因此怀疑父亲当年是不是共产党的谍报人员。

后来他父亲的朋友帮忙找到党内资料，发现里边赫然写着他父亲的信息，还特意记载：“该同
志妻儿失去下落，如果找到，当以烈士家属厚待！”每每想到这些，我都几欲落泪。

父母那一
辈人，为了革命的大事业，真是从来没有计较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