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漪与子君的悲剧及社会意义

繁漪与子君的悲剧及社会意义
摘要：外来文化思潮与封建观念的对立使繁漪和子君陷入双重的精神困境。

她
们悲剧的内在因素是其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精神特质决定的，而她们悲剧的社会
意义则启示：如何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吸收有利于本土文化的外来先进思想，
做到兼收并蓄，两者和谐的统一。

关健词：文化心理结构；悲剧；传统文化；人生观；精神特质
繁漪和子君是曹禺《雷雨》和鲁迅《伤逝》中追求婚姻自主的女性悲剧形象。

社会制度
压迫、无经济地位、个人性格与欲望的差异等因素对其悲剧都起过作用，但只起催化作用。

因为这些因素只是影响其行为的外部因素，而性格与欲望不是其内心世界的真实外化表象。

现代心理学将影响人的文化心理分为表层结构、中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三大层面。

“文化心理的表层结构属于情感、意志和风尚习俗的层面，中层结构属于观念积淀的层面，深层结构则属
于精神本质的层面，而且每一层面与其相邻层面之间都处于一种双向对流的关系，且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从而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体现为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具体统一。

” [1]
（P126）深层结构作为传统文化中最具有稳定性的层面，一直影响到现代人的文化心态。

人
是组成社会的基本个体，研究一个人的文化心理应深入其深层结构，才能洞察其心灵深处的
底蕴，认识和把握人心灵丰富而生动的内在机制，感受生命跃动的内在动因，这是认识个体
的人的重要途径。

从现代心理学观照，繁漪和子君悲剧的主导因素源于她们的文化心理，悲
剧的内在深层成因是由其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精神特质（人生观）决定的。

一
繁漪和子君的形象不断地被解读，各种声音此起彼伏。

有人认为，她们感情炽热，敢于
反抗封建社会势力，追求自主爱情，是具有强烈时代反叛精神的妇女形象，是觉醒的有主见
的新女性。

但仔细阅读文本，她们的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精神特质并没有具备新女性追求个
性解放、个性自由的彻底性及对传统文化扬弃的时代特征，却体现为封建意识的人生观。

繁漪向周萍诉说她在监狱似的周公馆，“陪着一个阎王十八年了”，她要抗争，追求个性
解放、个性自由。

然而，她又“逃不开”。

繁漪对周朴园又恨又怕，她不搭理周朴园，却很关
心矿山的事情，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实质上是生存基本条件与放纵自己的矛盾；她无法独
自离开周公馆，是因为她在周家过的是一种锦衣玉食的舒适生活，优裕的物质享受完全来源
于丈夫周朴园。

这种依赖性、寄生性，使她丧失了争取经济独立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养
成慵懒、倦怠的性格。

繁漪的无力抗争，究其根源是认同封建社会意识界定的妇女地位与作用。

繁漪封建意识根深蒂固，她以封建等级观念阻挠周冲追求四凤，认为四凤没有受过教育，一个下等人不配周家子弟；对于周萍追求四凤的态度，由拒绝四凤在她与周萍之间的介入转
为乞求周萍同意自已和四凤同侍一夫。

封建制度下的一夫多妻制是对新女性的屈辱，而繁漪
却以这种观念去争取自己的爱情，这些均与新思想格格不入。

繁漪的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精
神特质是封建意识的人生观，封建思想意识对繁漪命运的钳制起决定作用。

子君的反叛与追求自主婚姻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和坚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悍然无畏地打破传统婚姻规范，毅然决然地与涓生公开同居。

从此子君以为自己找到了如意夫君，终身有托了，便终日沉浸在“凝固的安宁和幸福”中，只局限于个体与
家庭的小天地。

她本是知识女性，对于社会人生问题却全不关心了，“不再前行”。

她将自己
定位在持家相夫的位置上，满足于做柴米油盐的家务事，对涓生也只关心他的饮食起居，不
关心他想什么做什么。

婚后的生活反映出子君旧式女子“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烙印很深，她走
出旧家庭的意愿并不是要做个独立自主的新女性，而是为了找到并依附一个男人；她只不过
挣脱了“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传统婚姻，走进了“新男人”的“新太太”的圈子，她学会了洗
衣做饭，学会了养鸡玩狗，学会了明争暗斗。

子君知道涓生被局里解雇时说：“那算什么。

哼，我们干新的。

我们……。

”子君说不出我们将来干什么，眼前一片茫然，最终因为涓生说“我不
再爱你”，只得重回父兄的旧家庭而走向绝路。

子君没有独立的人格，寄生在别人的人格之中；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一生攀附在男人身上，成为男人的附庸。

子君自我塑造的人格缺陷，
反映出她根本没有摆脱女性长期被剥夺文化主体地位，显示物化状态的封建传统社会现状。

所以，子君在很大意义上还是有很深传统烙印的旧式女性，其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精神特质
依然是封建意识的人生观。

二
文化心理结构差异的结果将形成不同的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致思途径
和价值尺度。

繁漪和子君所处的时代，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开始不断地传入中国。

新文化运动
的兴起，冲击了传统的思想观念，激发人们对生存、发展的探求，女性争取人格独立的意识
也在知识女性中萌发。

繁漪和子君作为女性知识分子受新思潮的影响而形成不同的新观念，
虽然作出了追求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相似选择，却又存在着差异。

在这些新思潮中，存在主义思想对繁漪的影响最突出。

存在主义学说把人的生存、人的
自由、人的异化等问题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

它认为世界是荒谬的，指责以往的哲学失足之处，是认为人的本质先于人的存在，把人降到了物的地位，贬低了人。

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即人的本质是由主观意识决定的，把人的意志自由与外在世界的客观因果关系看成是完全不相关的东西，把主体对外在世界的相对独立性看成是绝对独立的和互相脱离的。

应
当指出，“存在先于本质”的理论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它强调了人在世界上的能动地位和
主动作用，人的本质由自己的行动所创造。

但是，这一理论从总体上说是错误的，因为他们
无限夸大了意志的作用，从根本上忽视了人的社会性。

把繁漪置于当时的语境，用存在主义
学说的一些观点解读，繁漪的思想行为所表达出的具体个人的性格、心态及虚无思想等，反
映了外来文化移植性的影响。

马斯洛人格理论认为，当人的需要不能获得满足，就会形成缺失体验。

一方面当人的需
要遭受到阻碍不能满足时，它必然会以无意识的状态存在于人的心灵深处，并时时寻找机会，以其它的方式重新出现。

另一方面，需要作为一种心理动力源，它并不因现实的缺失而消失，恰恰相反，缺失反而强化了需要，使它变得更为强烈。

周朴园的冷酷无疑造成了繁漪爱的缺失，周萍的热烈给繁漪与世隔绝的、窒息的生活带来了“新鲜”与“诱惑”，致使存在爱的缺失
的繁漪非理性上升到主导地位，无视伦理道德的精神拷问，把自己的真情、性命、名誉都交
到了周萍手上，使自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泥潭中，成为一个“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
的女人，步上一条为了爱欲而反抗，从妒忌走向毁灭的悲剧之路。

繁漪很清楚自己的追求是
社会道德所不容的，但她认为自己有选择的绝对权利，只有按自己的选择才得到爱，才拥有
幸福，活着才有价值。

繁漪说“我做的事，我自己负责任。

”她的责任感除对自己外还能对谁？繁漪在爱的追求过程中，其行为准则及责任感突出表现了个人的价值高于一切的极端自私的
一面，将爱情理解为一种占有。

繁漪还是一个“一看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会爱你
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她恨起你来也会像只恶狗狺狺地，不，多不声不
响地恨恨地吃了你的。

”繁漪的敢爱敢恨已目空一切，形成极端的性格。

她把自己游离于生存的社会环境之外，做什么从不考虑他人感受，这正是存在主义学说论述的缩影。

繁漪的封建思想意识严重又受存在主义某些观点的影响，符合她是一位受过传统教育的
旧式女人的身份。

存在主义关注个体的人，认为人应有在绝望中寻找和选择出路的自由；但
它又认为个人的价值高于一切，忽视了人的社会性，使人成为自私的人，孤独的人；客观事
物和社会总是在与人作对，“他人就是地狱”，时时威胁着“自我”，因而人的本质是充满畏惧、寂寞、痛苦……。

封建意识的束缚使繁漪无奈、屈辱地生存在一口枯井里，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又唤起繁漪的觉醒，两种思想意识对人的合力作用产生的悖向性交织凸现在繁漪身上，孕
育出繁漪性格的“雷雨”特质；在情感结构中她的爱与恨两种对立性态度异相极化又互为转化，即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致使爱也疯狂恨也疯狂。

繁漪在绝望中重燃追求的火焰，追
求中又充满无奈、野性及痛苦，从而导致人格变异。

当周萍要抛弃她时，便感受到世界的荒
谬和人世的悲哀与绝望，她那颗因长期在乱伦的心理阴影压抑下躁动的心由恐惧变得暴怒，
导致了精神分裂式的内心冲突。

人性中放纵了的非理性因素和破坏性力量，使她做出了一系
列疯狂的举动，毁灭了自己，毁灭了整个家庭。

子君为了新家庭，果断地穷其所有地“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

”然而子君付出心血换来的结果是“我不
再爱你”，这种痛切骨髓的短命“爱情”最终使子君黯然离去。

子君对自主婚姻的拼命维护，却
不堪来自“无爱的人间”一击，到底还是成为男人的消费品。

从个人的因素审视，子君的依附
人格起着重要作用。

依附人格指一个人依附他人而存在，或是对经济的依附，或是对权力的依附。

子君的全
部骄傲和全部悲哀，在于她有一种自救意识，但是这种自救意识本身，是对“男权”社会的依
附。

子君和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内心深处推崇西方怀旧、伤感色彩和脉脉温情的个性自主、爱情自主，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当涓生“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表达了“我爱你”，这似乎就是
西方女性崇拜的骑士风度。

子君为之激动不已，这动人的一幕以后即成为她终日聊以自慰的
景致。

她什么都记得，涓生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般，能够滔滔背诵；涓生的举动，就如有
一张影片挂在眼前，栩栩如生。

当她感觉到涓生渐渐冷淡的情感时，竟可怜地强求涓生反复
重复最初的爱的誓言。

失去了涓生的注视，子君被空漠感、寂寥感击得粉碎，变得十分惶恐，不能自持。

涓生被局里解雇时，他马上想到“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

”当涓生要她“无须顾虑，勇往直前”时，她就像被母亲抛弃的孩子一样感
到恐怖，感到无依无靠了。

没有经济能力的子君是不可能有私人性的生存自由的。

从上分析可见，子君婚姻动机已埋下了婚姻悲剧的种子。

因为她的独立人格是建构在虚
无造成的寻找男人的依附心理上，她将全部的爱、生命与追求如水蛭般吸附在她爱着的男人。

子君依附心理的文化基础是父权文化，而父权文化对女性思维、行为方式、伦理观念和话语
的全面规范与禁戒，使女性在不知不觉中逐步剥落了作为人的完整性，失去了自我。

“需要被认为是一种刺激，人的活动动机就是在这种刺激下产生的。

”[2]（P158）“动机不但具有内在的促动作用，而且在促动之后，对个体行为活动另具有导向作用与维持作用。

”[3]（P158）由此可见，外部因素是动机产生的诱因，动机形成是人心理活动的结果，即动机是
由人自身所决定，而人决定要做什么及怎样去做是取决于人的人生观，即人的文化心理深层
结构的精神特质，由此可见，繁漪和子君悲剧的主导因素来自她们的文化心理，悲剧的内在
深层成因是由其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精神特质（人生观）决定的，而性格与欲望不是繁漪和
子君悲剧的决定因素。

三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社会意识对女性是一种束缚及剥夺，使她们承受着阶级
和性别的双重压迫，不仅成为一个强烈依附男性社会的弱势群体，而且成为男性的附属物，
是作为纯实利性的有机生命体——干活的器械，供人开心的“玩物”和生育工具。

面对大千世
界“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4]（P158）她将怎样生存？“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5]（P158）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对于一个没有经济能力的女性，走出“家”等待她的只有这两
条生不如死的道路可选择。

封建社会的环境造就了女性的悲哀与无奈。

环境对人的的制约是客观存在的，在一定的情况下起着决定作用，但是环境并不是绝对
不变的。

繁漪和子君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已发生了变化，新的思想冲击封建社会制度，并开
始动摇封建社会制度的根基。

新的社会环境为女性的解放创造了可行的条件，一大批女性获
得个性解放、个性自由，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从接受西方个性解
放思想的影响追求独立自主，到历经磨难承受血的洗礼，在革命的大熔炉里脱胎换骨，最终
实现了一个新女性自救的梦想。

林道静中学毕业后，家庭破产，父亲离家逃走，后母把她当
作摇钱树逼嫁，林道静愤然逃出家庭到北戴河投亲谋职，寻求“自己养活自已” 的道路，取得
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但投亲无门险些被骗，绝望中投海自杀，被北平大学生余永泽相救。

在与余永泽同居中她渐渐发现了余永泽的自私和泠漠。

余永泽只希望她做小鸟依人的“笼中雀”，服侍丈夫的家庭主妇，这与林道静追求独立的人格尊严的理想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她的独立自由的美梦开始破灭。

林道静终于明白了追求上分歧、不是一条道路上的“伴侣”是
无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着情感来维系，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相扰，是自欺欺人，她终于和
余永泽分手了。

林道静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投入了时代的洪流，开始了人生的探索
和追求。

她经历铁窗的严峻考验，农村的艰苦锻炼，加入共产党领导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
面对敌人的刀枪毫无惧色……成长为一名钢强的革命战士，才找到真正的出路。

林道静的形象闪耀着新女性的两个显著的时代特点。

一是追求的彻底性：跳出家庭小圈子，融入社会，追求个性解放、个性自由；二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积极入世的态度，
具有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林道静形成了新的文化心理结构，
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精神特质体现为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精神，这种精神成为她的生命历
程中最深厚、最伟大的动力源。

繁漪和子君都没有跳出家庭小圈子，融入社会，更不象林道
静那样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时代前进的洪流中，接受岁月的历练，生
活的洗礼，对人生意义崇高的感悟。

因而，她们对新文化的接受仅停留在观念的积淀层——
文化心理中层结构层面，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精神特质没有变化。

所以，她们无力冲破封建
意识的的禁锢和樊篱，最终受制于环境，成为环境的奴隶，追求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不彻
底导致悲剧的结局成为必然。

社会心理学认为，不同时代的思想观念相互更替，在文化心理
上则表现为人类心灵发展的依次承续的历史，具体到一个人，生长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或处在不同时期，或具有不同生命历程的人，自然会具有不同特征的文化心理，形成其
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

外来文化的吸收不是一个简单相加过程，因为“文化并不是由几个人或一代人所创造，而是一个世世代代累积的过程。

这种累积不是一切文化遗产的简单相加过程，而是不断升华与扬弃的、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创造的过程。

” [6]（P455）传统文化提倡
天下主义，人要以国家为重，自觉承担济人拯世的责任，它成为中华文化精神的象征；西方
文化精神的特征是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个人而存在。

当一个
民族文化已经产生和定型之后，其成员的心灵也就不再是一块白板，社会文化模式已经内化
为成员们的心理结构。

所以，吸收外来文化应是以本土文化为本，客观地审视外来文化，吸
收其有益于自己的成分，才能促进自身文化更快更健康地发展。

“对于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历程的种种表现来说，暨存在着主体自主性的一面，又存在环境制约性的一面，是由这两个方面的因素起作用而决定的。

”[7]（P100）林道静奋斗的人生
历程说明了在环境制约与人的自主性关系中，环境对人制约的可变性与人的自主性发挥的可
变性，决定了我们应该更注重人的自主作用的发挥。

外来文化思潮赋予繁漪和子君现代自主型人格，封建观念赋予繁漪和子君依附人格，两
种人格的对立存在给繁漪和子君造成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她们陷入双重的精神困境之中。

繁漪和子君向往自由和幸福，她们不甘心站在此岸翘望彼岸的自由和幸福，也不情愿淌进那
苦难的征程，向着彼岸进击。

这种希望与努力的悖向矛盾，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观照，矛盾
产生的个人因素源于她们的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封建意识人生观所产生的人生活动力指向，
与由她们思想观念产生的希望指向相悖，外化表象为先进与守旧、勇敢与软弱、渴望与无奈
的矛盾。

繁漪和子君的悲剧根源固然源于封建意识及封建社会制度，但她们文化心理深层结
构的精神特质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繁漪和子君悲剧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启示我们：应该如
何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吸收有利于本土文化的外来先进文化思想，做到兼收并蓄，将两者
和谐地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1]扬启光.文化哲学导论.[M].广东：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2]高玉祥.个性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3]张春兴.现代心理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5]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6]宋林飞.现代社会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7]蔡永宁.解读命运——关于人生命运的哲学思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On Tragedy Happened to Fanyi and Zijun and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Lai Zhiming
（Depart. of Chinese，Zhanjiang Education College，Zhanjiang，Guangdong，524037）
Abstract: The antinomy between foreign cultural thought and feudal notion forces Fanyi and Zijun slump into dual plight in spirit. Their spiritual idiosyncrasy in the structure of culture and psychology decides the intrinsic factor of the tragedy. And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tragedy inspires us how to inherit quintessenc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ow to absorb the advanced foreign ideology being propitious to the local culture and make them contain each other and consolidate harmoniously.
Keywords: structure of culture and psychology, tragedy, traditional culture, philosophy of life, spiritual idiosyncrasy.
1作者简介：赖志明，女，1963年11月生，广东信宜市人，中文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
文学教学及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