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暴力下的反思与回应——兼谈“我们”的诞生·理念·活动

冷暴力下的反思与回应——兼谈“我们”的诞生理念活动
灵焚
【摘要】长久以来,散文诗由于体裁的模糊性与创作者群体中自身存在的问题,在中国现当代的新诗领域,一直没能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也许是宿命使然,我们在2009
年3月14日成立了“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这不仅是为了应对文坛的“冷
暴力”,更是为了通过自身的知耻后勇追寻散文诗的价值重估与另眼相待.“我们”
所守望的散文诗,不仅是一种流派追求,更是一种觉醒后的理想与担当.“我们”坚持散文诗也属于新诗的范畴,应该与分行诗同分现代汉诗之秋色.为此,我们以“大诗歌”作为创作理念,提倡“意义化写作”的创作实践,通过为多家杂志选编散文诗专页、
专号,创办分行新诗与散文诗的合集《大诗歌》等努力,我们的坚持已经受到了中国
诗坛的关注.我们还将继续前行,以我们的作品,换取散文诗与分行诗并驾齐驱的现代汉诗发展版图.
【期刊名称】《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4(034)004
【总页数】8页(P71-78)
【关键词】“冷暴力”;新诗;散文诗;分行诗;我们
【作者】灵焚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
“我们”是“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的简称，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
由散文诗人组成的非“协会组织”之创作者群落。

它的诞生，与当代中国文坛对于散文诗长期以来所存在的“冷暴力”现象，以及几十年来中国散文诗美学停滞不前的现状有关。

为了探索当代中国散文诗的突围路径，2009年3月14日“我们”在北京成立。

“我们”的诞生，首先源于对散文诗遭受“冷暴力”的自我反思，以及为了向这种“冷暴力”做出的行动回应。

“我们”明确提出“大诗歌”的创作理念，提倡“意义化写作”的创作实践，通过散文诗形式探索汉语言在新的时代审美意蕴的拓展。

同时，以“我们”凝聚全国能够致力于散文诗探索并寻求突破的实力作者，积极开展各种与创作有关的实质性活动，比如，为多家杂志编选散文诗专页、专号，在各种文学期刊开设散文诗专栏，编选出版分行新诗与散文诗合集的诗歌年选《大诗歌》，在此基础上曾在2011年策划编辑出版初期探索成果系列“我们文库”（共5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进一步在2014年编辑出版“我们散文诗丛”（第一、第二辑两套共16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

除此之外，还编选
出版了15位“我们”实力作者的力作《时间的年轮·我们散文诗选》（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年）等。

几年来，“我们”推介的散文诗作品受到了诗坛广泛的关注，一些原来只写分行新诗的作者也开始积极尝试创作散文诗，让人们看到散文诗创作的未来与希望。

也因此，促成了2013年《星星》诗刊下半月《星星·散文诗》专
刊的创刊发行，大大推动了新世纪中国散文诗的发展与创作的繁荣。

“我们”的诞生，是否能因此改变近百年来中国新诗界分行诗独尊的诗歌版图，让现代汉诗从此进入分行诗-散文诗双轮并进的历史阶段，这些问题还有待于此后数十年的发展才
会有结论。

然而，“我们”的出现，至少让原来轻视散文诗的分行诗作者认识到，散文诗并非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散文诗创作是诗人的才华与思想的试金石。

并且，在一些高等院校，出现了几篇以“我们”的散文诗为研究对象的硕士或者本科的毕
业论文，显然，“我们”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诗坛不可忽视的存在。

由谢冕担任总主编，200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中国新诗总系》中[1]，除了第9卷“理论卷”（吴思敬主编），第10卷“史料卷”（刘福春主编）外，前八卷都是新诗作品，从姜涛编选的第一卷（1917-1927）到张桃州编选的第八卷（1989-2000），从第一首胡适的《一念》，到最后一首凌越的《这世界……》，一百年现代汉诗集大成之《中国新诗总系》，我能找到的只有极其少量的、基本上可以被当作散文诗的作品，其中只有一首是大多数读者所熟悉的散文诗名篇，那就是台湾诗人商禽的《长颈鹿》（第四卷，425页），并且这部“总系”中所出现的那些少量的、应该属于散文诗的作品基本都是港台作者写的。

如第五卷（程光炜主编）中管管的《满脸梨花词》①，商禽的《狗》，第六卷(洪子城主编)西西的《在马伦堡》和叶维廉的部分作品（在形式上按分行，而内容则属于散文诗）的几首，以及商禽的《长颈鹿》（与第四卷重复出现）、《透明的脚印》《门或者天空》《鸽子》，张默的《囚我的眼睛》、管管的《长街》《三朵红色的罂粟花》《过客》《荒芜之脸》《在Y.M.镇上一个春天的早晨》《缸》，陈千武的《咀嚼》《野鹿》等，除了这些来自于台湾与香港作者的部分散文诗作品被选入之外，大陆的散文诗完全被排除在新诗门外，看了这些，不禁令人感到心中充满了无限的荒凉。

确实，中国散文诗在鲁迅的《野草》之后，虽然后来还有何其芳、陆蠡和丽尼等创作的那些接近抒情小散文的散文诗作品集之外，解放前几乎找不到一本像样的散文诗集。

而解放之后，迎合当时的政治美学而诞生的被称为“郭风体”、“柯蓝体”的散文诗，基本上没有走进文论家们的审美视野，所以在这部新诗“总系”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章大陆作者的散文诗作品。

虽然80年代有过什么“黎明散文诗丛书”、“曙前散文诗丛书”等出版发行②，据邹岳汉于2009年研究资料表明，“新时期以来出版的个人散文诗作品集达700部以上”③。

可是哪一本受到理论
界的关注？没有，继续没有！即使这样，在中国写散文诗的作者却一代接一代源源不断诞生，几十年来，他们基本划定了“散文诗”这块自我小天地，相互之间认同加冕，使一些人得到了作为诗人、作家的身份以及得到了可怜的虚荣心的满足，并为自己的这种自我封闭历史冠以一个可以自我安慰的说法：“寂寞而又美丽”④。

笔者不得不感叹这种自嘲式的表现，而这又是一种多么富有定力的、化腐朽为神奇的根雕心态？
《中国新诗总系》中没有大陆的散文诗选入，我们首先要承认这不是主编们没有眼光，而是大陆的散文诗确实找不到几章值得让编者编选的作品。

虽然自80年代之后，中国散文诗也出现了一些相对好一些的作品，比如，耿林莽、李耕、许淇的一些作品。

可是，从整体来看，那些作品还不足以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因为其他的大量浅白、轻巧的散文诗让读者早已对散文诗失去了阅读的兴趣，“亚文学”、“花边文学”基本上成了散文诗的标签。

散文诗在中国大陆，一直没有改变“一只老虎被当着猫养”的尴尬现状。

这种肤浅的谬误，无论创作界还是理论界，同样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然而，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信，作为现代汉诗的百年历史总结的《中国新诗总系》，中国大陆近百年的散文诗创作，也产生了大量的作品，不会说连一章可以入选的散文诗都没有。

可是，诗坛的阳光就是照射不到这块“被荒凉”的土地。

这可能与主编们关于散文诗的文体认识不确定性有关，也就是说，绝大数的文学理论家对于散文诗作为诗歌文学的认识是不明确的。

如果不认为散文诗属于诗歌文学，不承认是“新诗”的一部分，那么，作为百年新诗总结的《中国新诗总系》，当然不会把散文诗编入这部中国百年现代汉诗的标志性成果里。

虽然我们欣慰地看到王光明在《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中[2]，专门为散文诗撰写了一章（第四章：散文诗的历程）专论，把散文诗作为现代汉诗的一个组成部分认识与把握，然而，这在当代文学理论界应该属于一种比较个别的现象，许多文学理论家仍然不承认散文
诗作为诗歌文学的合理性。

比如，我们即使可以说《野草》之后的散文诗都不令人满意，那么，《野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名著早已是文坛共识，可是，在《中国新诗总系》的第一卷，选编的是1917-1929年的作品，鲁迅的作品被选入的只是《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他》《我的失恋》七首，都是分行新诗，而《野草》中的作品没有一篇入选。

又如，王光明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第七卷（1979-1989年），由于他对于分行新诗与散文诗，明
确地把各自作为独立的现代汉诗体裁对待，所以，在他编选的这一卷里，选入的昌耀和西川的作品都只选分行新诗的作品，而这两位诗人后期的多数作品都基本上往散文诗方向倾斜，那些作品一首也不选。

与王光明不同的是，第八卷的主编张桃洲，他所选编的自1989—2000年的作品中，昌耀的就选入了《91年残稿》《百年焦虑》《时间客店》《俯首苍茫》这四首基本上属于散文诗的作品，而西川的作品也选了属于散文诗的《致敬》一组。

当然，这是因为无论昌耀或者西川都没有把他们的作品贴上“散文诗”的标签，所以，他就被作为“新诗”入选了。

这些现象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代中国的许多文学理论家基本上不认同“散文诗”的存在。

对那些明确以散文诗命名的作品，基本上不在他们的阅读范围之内。

对此，我想把这种态度、现象，借用一个最近几年比较时髦的概念“冷暴力”来命名。

是的，这就是文学理论界对于散文诗长期以来无意识中存在的“冷暴力”现象。

⑤
不过，面对这些“冷暴力”，我们更多的是反省自己，而不是把责任推到散文诗之外编者身上。

纵观散文诗的“十七年”与“三十年”，中国散文诗坛都写了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充斥于文坛的大多数的散文诗作品，早已让当代文学理论家们“倒胃口”了。

人的心理就是这样，一旦对某种东西有过一次倒胃口的经验，再见到那种食品就会本能地拒绝。

所采取的态度基本上是捏着鼻子或者赶快把视线移向别处。

更何况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引领中国散文诗的什么学会之类的一些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一方面利用散文诗获得“著名”文人身份，另一方面利用散文诗的平台筹资
敛财。

某散文诗前辈曾经一针见血指出：他们把散文诗弄得只剩下“俗气”、“官气”、“财气”。

因为“学会”可以生钱，甚至某“领军人物”把学会的公章作为自己的“财产”让自己的家人继承（问题是那家人根本不写也不懂散文诗为何物）。

当然，我们也可以承认他们这样也是对于散文诗的一种热爱，可是热爱需要懂得热爱方式，如果方式不得当，不但对于散文诗的发展不利，反而伤害了散文诗的形象，阻碍了散文诗的健康发展。

虽然也有几位充满使命感的前辈竭尽努力。

比如，耿林莽前辈除了自己用作品和人品维护着散文诗的品格和高度，还努力指导、鼓励着散文诗作者的散文诗创作。

邹岳汉前辈白手起家创办了《散文诗》杂志（1985年开始），二十多年来朝圣般面对散文诗，努力促进散文诗创作，培养了一大批散文诗作者。

还有王幅明前辈利用业余时间收集大量文献，编选了《中国散文诗九十年》（上下卷）巨著（共收入272位作者，1300多篇作品）[3]。

近年，又在竭力编
选“散文诗星空”等丛书出版发行。

然而，这些努力，仍然无法改变散文诗遭受着“冷暴力”的现实。

近一百年的中国散文诗，理论界只有孙玉石、王光明主编过《六十年散文诗选》，王光明选编《20世纪中国经典散文诗》，谢冕写过几篇关
于散文诗的短文，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有影响、有实力的学者愿意腾出哪怕一点精力关注散文诗的历史与发展。

面对上述现状，我们作为散文诗作者，究竟应该怎么做才是我们应有的反思与回应？这应该是许多有追求、有思考的散文诗作者都面临的问题。

其实，“我们”散文诗群的成立，就是对于上述现状反思的结果与回应的方式。

经过“我们”几年来的努力，“我们”写出了一批具有探索性意义的作品。

为了改变上述长期以来遭受“冷暴力”的散文诗现状，“我们”除了创作之外，还在各种文学期刊，特别是诗歌刊物开辟专栏，推介“我们”的散文诗作品。

“我们”清醒认识到，中国散文诗总不能一直活在《野草》的辉煌阴影之中，不能总靠《野草》为自己壮胆。

为此，“我们”从2011年开始，编选出版了第一批较为成熟的作品集，让“我们”的创作成
果以更大的力度走进读者，也给冷漠的诗歌理论界提供一批可供阅读和研究的文本。

“我们”的编选原则是宁少勿滥，取名“我们文库”，因为“文库”的特点是每一本单独书号，构成同样系列书籍的总称。

这一批作品“除了《无词歌》（弥唱）和《橙花村38号》（欧逸舟）两本分行诗集之外，其他的都是散文诗。

有《有理想的人》（周庆荣）、《女神》（灵焚）、《非处方用药》（爱斐儿）、《假如庄子重返人间》（语伞）、《过故人庄》（黄恩鹏）、《鼓声遥远》（耿林莽）共6本。

“我们”相信，只要有好的作品集不断与读者见面，将会有更多的、有实力的诗人加入散文诗创作队伍，从而推动中国散文诗创作的全新时代来临。

在“我们文库”出版后的三年，2014年“我们”又一次推出了“我们散文诗丛”，此次采用的是丛书形式，共两辑16本（每辑8本），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我们”之所以持续坚持以作品集的形式推介实力作者的作品，是因为“我们”知道，除了用作品“说话”，任何无谓的关于散文诗应该得到怎样的待遇，应该作为独立诗歌体裁被认可的空洞呼吁都是徒劳的，而任何形式的“义愤填膺”也都只是一种内在自卑的表现，只会自取其辱。

当然，“我们文库”与“我们散文诗丛”的编辑、出版、发行，也是“我们”面对文坛“冷暴力”所采用的一种最有力的回应方式。

更确切地说，这是中国散文诗近百年历史的寂寞发展过程中，到了今天“我们”面对“冷暴力”之当下境遇的清醒自觉的一种表现，以及“散文诗”在当代第一次把“自我”作为诗歌文学存在的再确认，并以此作为实践“我们”散文诗的美学突围与远征的行动表态。

这既是“我们”选择握手的诚恳学习态度，又是“我们”对于散文诗的朝圣脚印。

上文反复谈到“我们”，那么，究竟“我们”是怎么诞生的？“我们”属于一个怎样的组织，除了以上的“文库”与“丛书”的编选出版，“我们”还作了一些什么？以下，我想分成两个部分介绍这些与“我们”有关的历史资料。

如前所述，“我们”的全称是“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我们”是群体命名，
“北土城”是成立地点的指认，“散文诗”是群体性质。

这个群体成立于2009年3月14日，在网上公布时间是同年的4月17日（北京老风博客），现在参与“我们”的作者在全国达到200多人。

“我们”的缘起与周庆荣、灵焚、亚楠、
宓月、阿毛五个人有关，而后来具体的活动以及群体日常事务的运营，主要是周庆荣、灵焚、亚楠、爱斐儿、黄恩鹏等利用业余时间各尽其力。

还有唐朝晖、章闻哲、姚园、李松璋等也做一些有意义的推介。

在我看来，“我们”的诞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之所以说是“偶然的”，那是因为我与周庆荣认识是很偶然的，而遇到像周庆荣这样对于散文诗怀抱理想，并且充满责任感的人，在今天这样庸俗的社会更是偶然。

可是这个“偶然”竟然就这样发生了。

2008年3月份，邹岳汉前辈来北京，下榻在牡丹园的“花园饭店”，约我们几位一聚，刚好周庆荣也是赴约者之一，这样，我就与周庆荣宿命般相遇了。

我当时带了90年出版的《情人》（海峡文艺）[4]一书送给他，而他也给了我一本《周庆荣散文诗选》（江苏教育）。

周庆荣这本赠书的开篇就是一组
32章的《我们》，我读了以后很震撼，不是由于其中的诗歌语言、写作技巧，坦
率地说，这组作品的语言和技巧比较一般。

然而，作品所选择的叙事角度，作者在现实与历史中的自我定位（尽管写作当时也许只是无意识使然），特别是其中所呈现的自己一代人的价值观、人生观、面对历史与现实境遇的情怀与态度让我读完后欲罢不能。

对我来说，这样的作品是写不出来的。

所以，回家后用了很短的一天半时间写了一篇导读性的评论：“他，为我们这一代人宣言”⑥。

到这时，我对于周庆荣的了解还是空白的，只是感动于他写出了一组震撼我的作品。

后来我们通过交往才知道，他在90年也出版了一本散文诗集《爱是一棵月亮树》[5]，署名却是杜撰了一个美国女诗人玛丽·格丽娜的名字，而自己只是以译者的身分出现。

大家都
知道，那个时候在中国出版诗集很难，散文诗集就更难了。

但是，外国诗人的诗歌却比较容易出版，发行量也会很好的。

不出所料，署名“玛丽·格丽娜”的这本散
文诗集据说前后再版七次，后来知道，当时的很多诗歌作者都购买过这本“外国女诗人”的作品集，还被一些诗歌选集作为“外国女诗人”的作品选了不少篇章。

而我的《情人》就没有那么幸运，虽然王光明教授为《情人》写了一篇鼓舞人心的序言，从而让一些散文诗作者到处寻找这本书，但仍然只是一次印刷2000册就绝版了。

之所以要提到这两本书，那是因为在当时这两本散文诗集的出版，成为当代散文诗发展史的一个划分时期的标志⑦，而这个标志性的作品集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并且是在同一年出版的。

之后不久周庆荣到北大学习，毕业后下海经商，我也东渡日本留学，去搞学术了。

我们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期把主要精力从散文诗创作中转移到别的追求之上。

然而在经过了十多年之后，我从日本回国来到北京任教，周庆荣也在北京扎根，所从事的商业也进入安定发展阶段，冥冥中我们两人在靠近（我们两人工作地点距离很近），那么，经过邹岳汉前辈来京的这一媒介，命运中的两人相遇已经不可逃脱。

从这个过程来看，看似偶然中的事情，其中似乎存在着内在必然的因素，这是命运？还是宿命？正是因为这种偶然与必然的纠结，我更愿意把“我们”的诞生作为一种“事件”，可以找出其前因后果的发生过程。

讲述我与周庆荣的相遇，因为如果这种偶然的相遇不发生，可能就不会有“我们”这个散文诗群的诞生。

因为我们都一致痛感散文诗的发展现状不令人满意，而靠某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现实的，需要组织一个群体才行。

记得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海梦前辈夫妇也在场。

海梦是《散文诗世界》总编，一般出门都会带上这个杂志的主编宓月，就这样，我与周庆荣和宓月三人后来就保持经常的联系，特别是几个月后，宓月的爱人阿毛（毛国聪）来北京与我们相聚之后，我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组织一个散文诗人的写作群体来推动当代散文诗的创作与健康发展的问题。

2008年8月，新疆诗人亚楠来北京开会，亚楠是我2007年认识的诗友，我就请他一聚，周庆荣对亚楠这个诗人当然也是神交已久，欣然赴约，除此之外，在京写
散文诗的前辈诗人刘虔，以及远在北京东郊宋庄的诗人沉沙等也赶来助兴，大家再一次谈起组织散文诗群体的问题。

后来还有几次在京诗人们的聚会，参加者多了洪烛、大卫、北塔、楚天舒、唐力、周占林等诗人的面孔，就这样到了2009年3月，刚好当时亚楠再次来京，参加鲁迅文学院的学习，为迎接亚楠的来京，3月14日
下午，我们三位就决定在周庆荣的办公地点，坐落在北土城附近的德恒会馆里见面。

周庆荣同时还邀请了刘虔、洪烛、大卫、北塔、楚天舒、沉沙、周占林等，刚好那天有一位日本客人小林光来北京拜访我，我就带上小林先生一起到德恒会馆赴会，大家热议几个月来的同一个话题：成立散文诗群，关于如何组织与开展活动问题基本达成一致。

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就散文诗群的名称展开了讨论，最初大家想以成立的地点命名为“北土城散文诗群”，洪烛首倡采用“我们”来命名，我赞同这个提议，因为这个散文诗群的缘起与我最初读到周庆荣的散文诗“我们”有关，然而，周庆荣为了避免这样会引起误解而觉得不妥，最后还是洪烛说服了周庆荣，认为“我们”不是实指周庆荣的散文诗，“我们”是一个群体名称，就像当年的“他们”诗群一样。

“我们”是一个很恰当的名字，大家一致认同，认为“我们”作为群体的命名具有包容性。

为了突出散文诗人的群体存在，再以成立的地点作为说明性内容，从而决定群体的全称为“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

就这样，这个散
文诗群“我们”的名称与周庆荣的《我们》既有关又无关，有关是因为来自于他的作品的启发，无关是因为“我们”的意义，取自于它是一个各自承认每一个体“我”之独立性之后的集合认同的概念。

就这样,2009年3月14日，在北京，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以散文诗命名的诗群“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正式决定以这一天作为成立的日期。

大家决定
由我起草代表群体的写作理念与美学追求的面世话语，至于这些内容是否以“宣言”命名，大家尚无结论，找不到合适的替代性概念，当晚讨论没有结果，只能等草稿出来后，让大家讨论定稿后公布。

3月21日晚上，我前往张家界与前一天提前去的周庆荣等汇合，一起参加由《散
文诗世界》主办的中外散文诗笔会。

会议期间，我们住在“鸽子花国际大酒店”，我们向与会的宓月、阿毛、姚园、丹菲、李松璋、赵宏兴等几位散文诗人介绍了3月14日的聚会情况，以及成立“我们”的群体理念与设想，得到大家热烈响应，
3月23日我提前离会回到北京，25日晚上起草了《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蓝
皮书》（发刊词草稿）⑧。

周庆荣在张家界会议后、顺路跟宓月、阿毛一起去了成都、毛家湾、峨嵋山等，3月30日晚上回到北京。

姚园也经由北京回美国。

为此，31日傍晚，在北京的一群散文诗作者再聚北土城，讨论由我起草的关于“我们”
诞生的面世话语。

大家在我起草的《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蓝皮书》（参照此
文后面的“附录二”）的基础上讨论定稿。

参加讨论者有周庆荣、亚楠、刘虔、北塔、姚园、沉沙、楚天舒、唐力、杨志学，我，一共10个人。

这里面最遥远的当然是来自太平洋彼岸美国的天涯文艺出版社总编姚园，其次是来自新疆伊犁河畔的《伊犁晚报》总编亚楠。

还有洪烛、周占林、大卫等由于出差离京临时赶不回来，而黄恩鹏也由于参加别的会议不能脱身也不能出席这次讨论会。

在这次聚会期间，我们还跟山东青岛的耿林莽前辈、湖南益阳的邹岳汉前辈、远在四川的阿毛、宓月，安徽的赵宏兴、太原的丹菲、深圳的李松樟、以及辽宁沈阳《诗潮》的李秀珊、刘川、锦州的李见心等通过电话听取并交换了具体意见。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聚会，参加定稿讨论的11个与会者（后来《诗刊》的周所同前辈也来了）逐句讨论由我起草的初稿，各自表达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以及理由。

已经许多年了，我还没有见过一场如此热烈的关于诗歌的思想碰撞。

大家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绝不固执坚持自己的意见，只是坚持一个共同的追求，那就是采纳各种想法中最佳的意见，努力把这篇属于大家的集体面世的话语说得更准确一些，更明确一些，更能体现自己的思想、艺术观念一些。

可以说，这是一场对于中国散文诗发展拥有共同追求者的精神盛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