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成本控制――兼议公司治理结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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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成本控制――兼议公司治理结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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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对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产生的“委托人”(股东)与“代理人”(经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做出了经济学的分析,奠定了“代理人说”的理论基础。
代理人的决策不仅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强烈的影响,而且决定着企业的长期命运。
这些决策的质量不仅取决于经理人员的能力,而且还取决于经理人员为增加股东财富制订决策的动机。
股东通过董事会聘用经理人员对公司的具体业务进行管理。
然而,经理人员与股东的利益却不完全一致。
亚当。
斯密就曾在《国富论》中指出,受雇管理企业的经理在工作时不会象业主那样尽心尽力。
经理人员可能在工作中付出较少的努力,进行更多的在职消费,或选择适合他们风险与时间偏好而不是股东所希望的投资、营运与财务政策。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公司治理问题越来越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视。
本文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出发,对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代理问题的种类、用于削减代理成本的若干控制机制进行论述并对完善我国公司的治理结构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够对我国目前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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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情况下,外部董事可能不比内部董事更有效。
Mace(1986),Lorsch和Maclver(1989)指出,美国公司的CEO经常决定着董事的提名过程,这样CEO就可以提名支持自己决策的外部董事。
公司之间相互兼任的董事关系也会减少外部董事的独立性。
如果CEO兼任公司董事,外部董事可能害怕报复而决定不去弹劾CEO.外部董事与内部董事谁能更好地代表股东利益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
Bhagat和Black
(1997)发现,来自美国证券市场的数据并不支持独立外部董事影响
未来公司绩效的观点。
然而其他的一些实证证据表明,外部董事能更
好地维护股东利益。
比如,RosenstEin和Wyatt(1990),Hermalin
和WEIsbach(1988)都指出,在美国公司中外部董事是基于股东利益
而被提名的。
Rosenstein和Wyatt指出,当公司任命外部董事时股价
表现出显著的上升反应,这表明市场预期股东将从外部董事的任命中
获益。
毕业论文
Hermalin和Weisbach发现,在公司绩效下降之后,相对于内部董事的任命而言,外部董事的任命数增长,这表明外部董事被认为更可能接
受提高公司绩效的挑战。
关于董事会决策的股价反映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市场对外部董事比例占优势董事会的决策反应更好,市场对内部
人控制董事会的决策表示怀疑。
比如,Byrd和Hickman(1992)发现
当决策更可能是由外部董事比例占优势的董事会作出时,在收购竞价
公告日前后的非正常竞价收益的数额是非常大的。
类似的结果也被经
理层收购(Leeetal.1992)和采纳毒丸计划(Brickleyetal.)的研究
所证实,他们都发现当外部董事对董事会有投票控制权时,这些情况
下的非正常收益非常大。
一些其他的研究还表明,外部董事的比例与
动机报酬计划的使用正相关,外部董事更可能采取决策替换具有较差
绩效的CEO.比如,Mehran发现具有更多外部董事的美国公司实行了更
多的以持股权为基础的报酬计划;Weisbach(1988)发现如果外部董
事具有投票控制权,具有较差经营绩效的CEO更可能被解雇;Borokhovichetal.(1996)的研究表明,外部董事比内部董事更可能
作出由来自公司外部的经理人员替换具有较差经营绩效CEO的决策,
他的研究表明当需要时外部董事更情愿支持公司政策的重要变化。
[1][3]
作文/zuowen/
4、经理市场。
Fama(1980)指出,经理市场通过一个对于经理人员过去绩效的“事后处理机制”能够有效地控制代理成本。
他认为如果目前绩效会影响经理人员的未来工作机会,经理人员就会有动机控制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的自利行为。
Fama和Jensen(1983)将这种观点应用于外部董事的劳动力市场,他们指出更多的外部董事关心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名誉,因此他们在监控经理人员的行为中是努力的。
Gilson(1990),Kaplan和Reishus(1990)报告了与Fama和Jensen 的理论相一致的证据。
Gilson发现外部董事作出的决策会影响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声誉,在从陷入财务危机公司辞职的董事中仅有少于三分之一的人在其他公司谋得了职位。
Kaplan和Reishus也发现,经理人员的绩效会影响他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外部董事的声誉,相对于没有削减股利的公司而言,他们发现处于削减股利公司的经理人员在以后有更少的可能成为其他公司的外部董事,该证据的一个解释是,任职于削减股利公司的经理人员被看作业绩较差因此被邀请加入其他公司董事会的可能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