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笔绝代良史高才_浅谈_史记_的文学性与实录性的关系

文笔绝代良史高才
———浅谈《史记》的文学性与实录性的关系
张怡雅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9）
摘
要：作为中国传统正史“二十四史”中最富有文学色彩的一部史书，《史记》同样具有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其文学
性与实录性非但不互相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互相体现的。

它的实录性使其更具有文学色彩，它的文学性则更有助于表现历史真实。

这主要是因为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能够深入揭示事件本质；同时具有深含艺术表现力的文笔，塑造的人物形象真正传达出了人物的精神品质。

关键词：《史记》；文学性；实录性；历史观；人物塑造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28（2010）05-00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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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06-22
作者简介：张怡雅（1985-），女，河南南阳市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的研究。

《史记》因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贯注了强烈的感情色彩而被公认为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如刘勰赞其有“博雅弘辨之才”[1]；同时也被誉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兼具实录精神。

对《史记》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给予了极高评价。

二者如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本文试从《史记》在人物塑造上的特色，浅析《史记》的实录性是如何增加其文学色彩加以体现。

司马迁既有史学家的冷静，又有诗人热烈浪漫的感情，以其绝代文笔、卓越史识，写出了《史记》这样一部熔文学性与史学性于一炉的文史巨著，这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史学的重大贡献。

一
中国古代有“以史为鉴”的传统，作史的目的是为统治者治国提供借鉴，即“以古为镜，可以明治乱”。

一部史书的思想价值和记录历史的真实程度，与史作者的识见、史才、人生理想及道德品质有很大关系，“一个史家要做到‘实录’并不容易，必须是其本身具备公正无私、大义凛然的高尚人格”[3]。

司马迁的实事求是、是非分明的“良史之材”，早就受到刘向、扬雄、班固等人的称颂。

钱钟书先生也说是“马迁奋笔，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4]。

司马迁在著史中表现出来的善恶是非观、正义感、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和对历史人事的进步思考，通过文笔生动逼真的描述而流传后世，这使
《史记》既具有再现历史的客观真实性，也因其生动有致、疏宕曲折的文笔，兼具了浓厚的文学色彩。

在遭遇李陵之祸后，司马迁通过对历史人物人生际遇的考察，对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道表示极度怀疑。

他在《伯夷列传》中有一段著名的议论：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

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

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

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

这段文字充满了对人生命运无常的深沉思考，充满了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和理性思辨的光辉。

钱钟书先生说：“此篇记夷、齐行事甚少，感慨议论居其泰半，反论赞之宾，为传记之主。

司马迁牢愁孤偾，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而不能者”[5]。

这段文字的感情充沛激荡，如江河一泻千里。

文笔疏宕有致，句式参差错落、摇曳多姿，其文学性之强在传记文字中是极其罕见的。

在《史记》中，文学色彩强烈的《项羽本纪》，司马迁既赞颂了项羽英勇果敢的英雄气概，对他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却又谴责了他“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至死不改悔的谬见。

司马迁虽然非常偏爱项羽的英雄豪气，但也不是一味地称
2010年10月
第9卷第5期（总第47期）
安阳工学院学报
Journal of 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ct.2010
Vol.9No.5（Gen.No.47）
第五期
颂其功，而是从真实的历史情势分析，指出了项羽的缺点和不足，没有为他的失败寻找借口。

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弟子，年轻时曾随董仲舒学习“公羊学”。

但在《史记》中，他也没有去为董氏立传，只是把其写入《儒林列传》中，专记了“辽东高庙灾”一事，董氏被其弟子“以为下愚”而险些送死。

这对这位所谓的一代精神领袖而言，又是多大的讽刺。

司马迁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亦儒亦道、非儒非道”的思想价值体系。

他敢于对当朝，尤其是武帝时代的政治持批判态度，也是他有别于正统史家的卓越史才的表现之一。

他在《酷吏列传》中称：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
酷吏在武帝时代最为盛行，仰承皇帝鼻息，暴虐骄恣，草菅人命，是当时政治的一大弊端。

司马迁无畏地抨击了酷吏政治的黑暗。

在《平淮书》中，他又详尽地揭露了汉武帝“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造成的社会弊端。

由于武帝无限度地耗费民力，粗暴干预经济，全面抑制了商品经济，最终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武帝末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局面。

司马迁借汲黯之口，批评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表达了实事求是的批判态度。

他运用优美、简洁、清晰、流畅的文笔，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描写当时的社会历史，并通过自己的思考深入历史事件本质，使之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

《史记》首创以人物为中心记叙历史的方法，并被后世的正史所继承。

《史记》中塑造的人物，因为极具典型性且形象鲜明生动，故其人物传记部分，被认为是其中最富文学色彩的部分。

司马迁使用了各种艺术手法，尤其是典型化的方法，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鲜明、生动、立体，即使经过了两千多年之后，仍是栩栩如生，风采跃然于纸上。

司马迁笔下人物都是活生生的，都是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这也是《史记》具有极强实录性的原因之一。

张大可先生说：“司马迁之所以用人物为中心来写历史，其目的就是要用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来警醒世人，寓褒贬，别嫌疑，明是非的，如果缺乏典型化和艺术性是达不到目的的。

”[6]可见典型化最能够突出人物的主要特征，使之栩栩如生地将善恶品性跃然纸上，千载之下如在目前，使后人警醒并以之为鉴。

司马迁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更使《史记》强烈的文学性，起到了增强其实录性的作用。

他“依据历史事实，进行选择、剪裁、提炼和强调，忠实地塑造了各种人物的典型形象，从而更深刻地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本质”，[7]使《史记》达到了文学性和实录性的完美结合，成为一部文史俱佳的伟大著作。

二
《史记》中塑造的许多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栩栩如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他笔下的人物，既是富有文学色彩的典型形象，更是展示出自己的个性风貌，符合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固有精神品质的实录性的人。

如在《孔子世家》中，司马迁没有把孔子写成是高高在上、神圣凛然的“至圣先师”，而是真实地塑造了一个有政治理想、但却到处碰壁并且最终失败的高尚的人，传达出了孔子的精神，即对理想持有坚定执着、顽强不屈的信念，“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正是这种坚强的意志和精神感动了无数人，使孔子成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人格典范，而不是他那一套在当时甚为不合时宜的以“仁”和“礼”来治理动乱社会的药方。

司马迁写了孔子一生在政治上的潦倒落魄，被郑人讥刺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又写了他退而发愤著书，整理或撰述了《诗》、《书》、《礼》、《易》、《乐》和《春秋》，表现了孔子无论处境如何困难，绝不与世俗苟合，仍然坚持自己理想的可贵精神。

同样，司马迁笔下的屈原形象，也是他倾注了强烈的感情而塑造的典型形象，传达出了屈原坚贞不屈、正道直行的伟岸高洁的人格和精神。

《屈原贾生列传》并不是严格的记叙人物生平事迹的纪传体史传，而在叙述中夹带着大段评论，在描写中包含着浓厚的抒情，这是因为司马迁在人生遭际与精神品格上和屈原有着强烈的共鸣。

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故杨慎说：“太史公作《屈原传》，其文便似《离骚》。

其论作《骚》一节，婉雅凄怆，真得《骚》之旨趣也”。

明确指出了《屈原传》具有的强烈的文学抒情色彩，处处可以体会到司马迁激烈地浮动着、沸腾着的情感，他用不朽的文笔，真正传达出了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剧命运和坚持理想操守、九死不悔的精神品质，也使屈原的形象和创作获得了不朽的魅力和永恒的价值。

张怡雅文笔绝代良史高才51
安阳工学院学报2010年
《史记》中塑造的人物，大多都是有血有肉、性格丰满、具有正常喜怒哀乐的真实的“人”，从而真正还原了历史人物本来的面貌风采。

《高祖本纪》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代表。

司马迁笔下的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就是一个有血有肉、既有缺点又有优点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被神化后高高在上的“神”。

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写了刘邦神异出身和各种奇异事件，又写了他在反秦斗争中顺应历史潮流，完成灭秦、打败项羽，最终建立统一的汉王朝的历史功绩，着重表现了刘邦善于随时而动，宽宏大量，“仁而爱人”，而且能够满足广大民众的要求和愿望，减免徭役，顺应人心，最终成功统一天下的种种符合圣主明君品行的优秀品质。

但在其他多人的传记中，他却写了刘邦性格的另外一面：在《项羽本纪》中写到楚汉相争时，项羽捉到了刘邦的父亲，并以烹他父亲要挟时，刘邦竟泰然自若地说：“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其无视父子亲情，自私无情令人心惊。

在《樊郦滕灌列传》中写到刘邦战败后为了逃命，多次把亲生儿女推下车的无情行为。

在《萧相国世家》中揭露了他对功臣的刻薄和猜忌，更在《淮阴侯列传》中以“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愤慨之语，控诉了他屠杀功臣的诡诈手段和险恶用心。

刘邦善于玩弄阴谋权术的手段，也是在多处别人的传记中，被司马迁真实生动地刻画了出来，体现了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司马迁笔下的刘邦，是令人信服的实录历史，他扫除了“君权神授”迷雾，指出刘邦成就帝业的人为因素，揭示出历史事件和运动发展之因，在当时也是了不起的识见。

司马迁有意识地选择社会上各种类型的典型人物进行形象塑造，全面反映社会生活，也使《史记》达到了文学性和实录性的高度统一。

他在《张丞相列传》中说，景帝和武帝时的许多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

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所以不给他们立传。

相反，司马迁序货殖，述游侠，传刺客，把日者龟策俳优等下层人物写入传记，歌颂陈涉首先发难反秦的义举。

他笔下的布衣闾巷之徒，多具有豪侠重义的精神品质，如游侠急人之难，济人之困，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轻生死，为了别人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刺客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不畏强暴，甘愿为知己而死。

他们快意恩仇、特立独行的人生经历和追求在当时那种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的黑暗社会中，无疑也是极其闪亮的一道风景。

参考文献：
[1]司马迁.裴骃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张大可.史记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6]曹晋.屈原与司马迁的人格悲剧[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刘兴林.司马迁儒道互补说[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1).
On the Relationship of Literary Devices and fact-based Recorcl in Shiji
ZHANG Yi-ya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Wuhan430079,China)
Abstract:As the richest literary flavor's history book among Chinese traditional biographies“Twenty-Four Dynastic Histories”,“Shih chi”holds similarly the spirit of straight and factual record.Its literariness and fac-tual record do not mutually contradict,but complements one another and manifests mutually.Its factual record enables it to have the literary flavor,and its literariness helps to display the reality of history.Which is mainly because Sima Qian had the progressive 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values to promulgate the event essence thor-oughly;and due to Sima Qian’s deep artistic expressive force style,the character images he molded transmits character's energetic quality completely.
Key words:“Shih Chi”;Literariness;Factual record;Conception of history;Characterization
（责任编辑：王念选）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