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器乐作品移植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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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器乐作品移植论谈
何艺
【摘要】The transplant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nstrumental works is the product which stands for that Chinese and Western instrument performance has developed to a certain stage.Analyzed the
causes,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ways to transplantation,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transplant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nstrumental works not only enriches the playing techniques,ways of writing,but also promotes the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ideas.%中西器乐作品移植是中西器乐演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通过对中西作品移植产生的原因、历史背景,以及所具有的移植方式等加以分析,可以从中看出中西器乐作品的移植不仅能够丰富中西器乐作品演奏的技法、创作的方式,同时对中西音乐文化理念的交流也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期刊名称】《黑河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2(003)002
【总页数】4页(P89-92)
【关键词】中西乐器;演奏;移植
【作者】何艺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62
移植一词用意较广,原意指将植物从原地点移到另一地点种植,后引申为将自体或异体的正常细胞组织或器官从其所在的位置植入另一位置……。
此类解释多应用于生物学、医学等学科。
在音乐作品中,移植可以理解为在特定的音乐环境下,把某一音乐作品中好的、有价值的内容,通过一定的音乐技术创作手法移植到另一种演奏形式中。
对于音乐学科中的器乐作品移植,通常因为器乐种类的多样性,演奏技法的独特性,音域、音色等方面的差别,以及演奏家、作曲家对于移植作品二度创作中的思维的异同等诸多因素而产生多种结果。
在此过程中,又可根据使用原作内容量的多少而称其为改编或移植。
正因如此,器乐作品移植所产生的含义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拿来主义”,更重要的是,几种或多种不同音乐元素的相互结合、相互交融、相互略取,并采用合理综合的手段,使得被移植的器乐作品产生出全新的音乐效果,在给人以新的感受同时,又充分体现出原有作品中的思想内容与情感指向。
本文重点就中国民族器乐作品与西洋器乐作品中各类移植方式、方法,以及采用的移植手段,着重论述此过程中一些尚未知晓的技术和学术问题,以便今后对于如何更好地进行器乐作品移植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纵观音乐历史发展的进程,远古时期(公元9世纪以前),器乐一直服务于声乐或舞蹈等艺术表演形式,是属伴奏的位置。
随着人文社会、传统观念的不断发展与改变,东方与西方、国内与国外,不同民族都产生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乐器。
继而出现的器乐语言以其从未有过的天籁之音,远远超越了世上所有艺术形式的传播速度,更为直接地在各国、各民族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从而形成了独立的器乐作品演奏时代(公元9世纪以后)[1]339。
在此过程中,由于民族间交流、交融的需要,
在音乐领域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器乐作品创作手法,即器乐作品的相互移植。
经过几百年的不断探索、众多作曲家、演奏家所付出的辛勤汗水,使得这一创作形式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形成了当今音乐移植的完整体系。
在我国,器乐作品的移植主要运用在西洋器乐作品和民族器乐作品之中。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引进了很多外来文化元素。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一些艺
术家来到广州、上海、天津、北京、青岛、东北等地区教授中国人学习西洋音乐,与此同时,当时的政府也选派了一些青年学者赴欧洲等西方国家进行学习[1]340。
通过这种交流与引进使得我国民族音乐作品得到了广泛的发扬与光大,为我国音乐事业以及西洋音乐在我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如小提琴家、作曲家马思聪(1912—1987年)早年留学于法国,回国后在认真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上,移植和改编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民歌、民谣音乐作品《山歌》、《牧歌》、《西藏音诗》等,深受百姓的喜爱[2]163。
作曲家冼星海(1905—1945年),于1929年也前往法国学习作曲。
回到祖国后,根据当时政治环境,创作出多首抗战器乐作品和歌曲,其中以《黄河大合唱》最为著名,后被钢琴演奏家殷承宗改编移植为钢琴协奏曲,广为流传。
民族器乐演奏家、音乐教育家刘天华(1895—1932年),于1922年在中国师从俄籍教师,学习小提琴与西洋作曲理论。
接触西洋铜管乐器后,自学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
他的思想理论是“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方的融合与合作之中开辟一条新路来。
”正因如此,刘天华在民族器乐创作与演奏上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在西洋乐器进入中国的同时,具有东方色彩的音乐艺术同样步入了欧洲。
东方音乐那种具有复杂的情感内容,深邃哲理的音乐构架与美感恰与欧洲很多作曲家们的创作思维相吻合,很多东方音乐元素被他们采纳并移植,不仅丰富本民族的音乐创作,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如,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拉威尔的作品《室内乐作品》中,都出现了具有中国民族器乐创作技法的五声音阶或以四五度叠置的和弦为基础的创作手法。
西洋乐器与我国传统的民族乐器在演奏形式上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比如,西洋弓弦乐器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贝司,而民族弓弦乐器中有二胡、高胡、板胡
等;西洋吹奏乐器有长笛、双簧管、小号,而民族吹奏乐曲有唢呐、笙、竹笛、箫等。
音乐是人们思想、情感表达的一种特殊方式,他是民族传统与生活习惯的高层次体现。
在移植外来音乐作品过程中,首先是要深刻掌握本民族音乐的主题,其次要认真学习外来音乐作品的内涵,只有在二者达到了一定研究水平的基础上,才能使移植的作品呈现出应有的高度,缺一不可。
1.完整移植
完整移植即把被移植的作品通过一定的改编手法近乎完整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演奏乐器中。
如20世纪60年代,作曲家们把中国传统二胡名曲《二泉映月》(华彦均作曲)进行整理与改编,移植到西洋乐器上演奏:《小提琴独奏曲二泉映月》(何占豪)、《钢琴独奏曲二泉映月》(储望华)、《弦乐合奏曲二泉映月》(吴祖强)。
把娄淑华
的古筝名曲《渔舟唱晚》移植到小提琴上或是长笛上演奏。
1966—1970年,我
国著名钢琴演奏家殷承宗主持改编移植和创作了一系列钢琴音乐作品:如根据琵琶
曲改编移植的钢琴协奏曲《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根据大合唱《黄河》改编移植的钢琴协奏曲《黄河》。
2.创作移植
以被移植作品的基本素材为元素,经过二度创作而形成的新的适合于另一种乐器演奏的音乐作品,称之为创作移植。
我国第一代小提琴作曲家与演奏家马思聪,为了传播小提琴这一西洋乐器,使其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西洋乐器,以中国民族音调为创作的元素,借用西方作曲技法创作了大量的小提琴作品。
如小提琴独奏曲《思乡曲》(创作于1937年),主题是以内蒙古民歌《城墙上跑马》的旋律为基调,采用恰当的作曲手法而写成。
同年,马思聪创作了另一部小提琴曲《第一回旋曲》,创作手法是以西洋作曲技法中的回旋曲式为基础,主题移植了粗放的内蒙古民歌《情别》[3]104。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一部极具中西器乐作品移植特征的佳作。
1959年,作曲家何占豪、陈钢,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在上海音乐学院成立“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以移植中国戏曲音乐,越剧的曲调,以及具有中国民族色彩的演奏手法,成功创作这首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并流传于国内外。
此后,这首作品经过多种器乐改编移植,成为钢琴、长笛、二胡等作品演奏,广为流传。
由于完整移植和创作移植两种手法的运用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西洋乐器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并在了解和掌握西洋文化方面产生了极好的效果,时至今日,这两种移植方法仍然作为一种音乐创作的基本方式,被广大音乐家广泛使用。
由于西洋乐器演奏中国民族乐曲的创作发展,使得各种西洋乐器演奏逐步在中国普及开来并形成了繁荣的景象。
通过出国学习,引入专家讲学等方式,中国人演奏西洋乐器的水平突飞猛进。
不仅在国际大赛中频频获奖,而且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洋乐器演奏学派。
在充分认识和掌握西洋器乐作品深度与广度的同时,又激发了民族器乐演奏家与作曲家们对于进一步提高民族器乐作品演奏技艺与音乐创作手法的信心与愿望,产生出大量的移植作品:一是通过改编移植西洋器乐作品用于民族器乐的演奏与训练。
如移植小提琴曲《查尔达什舞曲》、《流浪者之歌》用于二胡的演奏;移植不同类
型的西洋器乐练习曲用于民族器乐练习训练,如二胡、琵琶;移植《开赛》、《克
莱采尔》等小提琴经典教程的部分课程用于强化演奏技艺训练。
二是利用西洋音乐创作手法创作民族器乐作品。
如20世纪80年代,关廼忠创作的《第一二胡协奏曲》就是在大量采用中国民间戏曲风格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现代的作曲技法,二者相得合一,开创了全新的二胡演奏技法。
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交流愈加频繁。
音乐艺术已成为这种交流的最好媒介。
由此也为中西器乐作品的移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首先,中西乐器演奏形式之间的移植。
比如,
以往传统二胡独奏,是由扬琴担任伴奏或民乐队伴奏等,而今发展到二胡独奏与西洋乐器钢琴伴奏,二胡独奏与西洋交响乐队伴奏等艺术演奏形式。
小提琴独奏的伴奏通常都是由钢琴来承担的,而在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中也出现了古筝伴奏的演奏形式,小提琴与二胡合奏等演奏形式。
其次,中西器乐演奏家的移植。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频繁进行,更多的外国人喜爱上了中国音乐文化,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外国演出团队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音乐作品,中国演出团队也常用民族乐器演奏西洋音乐作品。
外国高水平的演奏家来我国访问演出时,也常演奏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
比如,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来
访中国,特意选择演奏马思聪创作的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小提琴曲《第一回旋曲》,深受人们的喜爱[2]87。
此外,通过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更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中国器乐演奏。
而中西音乐作品移植又成为推动这种媒介的最好手段之一。
首先,中西音乐作品移植对于中国民族器乐作品,以及西洋器乐作品中新事物的生成起到了一定的创新作用。
比如,通过中西器乐作品的移植,让西洋乐器具有了中国的声音,而这种音响不只是简单在西洋乐器小提琴、钢琴、室内乐组合中,在大型交响乐作品里也可以听到这种乐思。
其次,中西器乐作品移植丰富了中国民族器乐作品以及西洋器乐作品中作曲技法以及演奏形式。
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通过对西洋乐器移植作品的演奏,能够更好地提升本乐器的演奏技艺,同时也有效地传播西洋文化。
采用西洋作曲技法所作的中国民族器乐作品,以及西洋作曲家移植中国民族元素所创作的西洋器乐作品都为全球的音乐大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中西器乐作品移植不仅进一步加深了中西文化间相互渗透而产生的新的音乐理念,同时也为我国以及世界的音乐注入了全新的元素。
中西器乐作品移植在对音乐文化发展起着促进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一些事项。
如在中西器乐作品移植过程中,虽然在演奏形式上采用极为新颖的手法,但还应保
留器乐本身所具有的原始特色:2006年,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来哈尔滨演出的专场音乐会中,俄罗斯演员用中国乐器古筝演奏了一曲现代派作品,演奏过程几乎从始至终进行着许多击弦、拍打等现代派演奏手法。
这一手法的运用可以丰富乐曲表现内容,但较多采用从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古筝乐器所具有的古朴韵味。
再有,中西各种器乐间音域的不同,音色的差异等因素,也决定着在移植过程中要选择适合乐器本身演奏的内容,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器乐作品都是可以相互移植的,一定要把好这个度。
中国人从不认识西洋乐器到诠释西洋音乐,外国人也从未知中华乐器到熟练演奏。
在近百年的历练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案例。
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每件民族器乐及作品的演奏,都代表着所产生地的风情文化,而选用移植手法对于熟悉掌握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和获取新的音乐元素都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对于作曲家、演奏家而言,这种中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完全能够碰撞出全新的音乐思维,产生与众不同的奇特乐思,丰富和扩展音乐和情感的指向,为探索新的音乐领域提供鲜为人知的帮助。
【相关文献】
[1]张蓓荔,杨宝智.弦乐艺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马思聪全集:第七卷[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3]钱仁平.中国小提琴音乐[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