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大局”的演变机理与中国共产党政治韧性

2021年第3期
理论建设
NO.3.2021
●新时代·新思想
“两个大局”的演变机理与
中国共产党政治韧性
范嘉祥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摘要：“两个大局”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国际发展大势的战略判断，是全党顺势而
为、谋划工作的战略依据。

正确分析“两个大局”的演变机理，要从时代大潮、历史长河和全球风云中去把握，即从“东升西降”的“变”和帝国主义的“常”共存、处于被动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中国共产党赋予了战略主动的“两个大局”的历史演进、中国与世界两个实践场域的相互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认识。

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韧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维护内核、保持政治定力以稳定方向、全面深化改革以调适外围。

关键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党韧性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767（2021）03-0045-08收稿日期：2021-02-26
作者简介：范嘉祥（1998—），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党治理，中共党史。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共产党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对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判断，具有深远的历史视野、现实视野、全球视野和前瞻视野。

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可以看出，“两个大局”的重大论断不仅被多次重申，而且其重要性进一步加强，成为“十四五时期”全党谋划各项工作、确定阶段性中心任务和制定方针政策以抓住历史变革时机的战略依据。

因此，正确分析“两个大局”的演变机理，尤其是科学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其中的核心作用，对于认清我国发展的时与势、坚持党的领导和在变局中开新局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
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1］
，这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分
析“两个大局”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

而基于这三个维度的演进分析，也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应对“两个大局”演变的政治韧性。

一、时代大潮：孕育于时代的“变”与“常”当中（一）“东升西降”的时代趋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引发的时代变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以厚重的历史积淀反映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命运，指明了推动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进方位。

从大历史视野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几代中国人的宏伟夙愿。

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为整个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曾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处于世界前列，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于现代化的世界大潮中。

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落后，是落后于时代的落后，而中华
［DOI ］10.19810/j.issn.1007-4767.2021.03.007
民族在当代的复兴，则是赶上时代和引领时代的复兴，是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复兴。

可以说，民族复兴的参照系，是中国古代的繁荣和近代的衰落［2］，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时期就置于近代这个低谷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高潮之间的过渡阶段。

进一步说，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间点上，这个过渡阶段早已不是朝向历史转折点的过渡，而是越过了它，并占据了“战略”之优势、把握了“战略”之机遇的过渡，是建立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积累的雄厚基础之上的、继续朝着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奋勇前进的过渡。

中国的发展进步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而是有着显著的世界意义。

在世界经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因照搬西方民主而陷入社会动荡与政治衰朽之后，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世界担当让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让世界上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社会主义的人看到了希望，中国成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大动能［3］。

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依旧屡次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地区动荡、保护主义、抗疫不利等一系列危机频发，这些危机以不同的爆发形式和激烈程度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本质分析的正确性，昭示了当今世界仍处于马克思指明的“两个必然”的历史时代。

当我们以国家整体实力和对维护国际秩序所作出的贡献作为参照，就会发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正在持续走强，日益“东升”，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处于相对下降态势。

对于中国来说，只要中国人民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做好自己的事，那么这种趋势就一定会随着“量”上的不断积累，变成“质”的飞跃。

（二）把握时代的“变”与“常”以保持战略清醒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东升西降”是当今时代的一个变化趋势，东西方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联系的世界格局变化，也有着鲜明的时代指向，即这个时代较之于过去的时代蕴含着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因此“东升西降”的结构巨变同时也指明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大变局”的意蕴所在。

这是我们战略预见的结果，对于时代大潮流和世界大趋势的战略预见是我们反对西方先行现代化国
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最大底气。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强调，“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4］。

然而，又必须深刻认识时代中的“常”，即认清时代大潮中依然存有保持相对稳定性的那一部分。

只有这样，才能在战术上审慎对待时代变化趋势，在时代潮流中保持足够的战略清醒，从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保持战略定力，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稳定发展，既不至于认为共产主义虚无缥缈，又不能认为脚下之路全是坦途［5］。

那么，时代变局中究竟什么是常量？“时代”一词，除了表征“东升西降”的“时代趋势”之外，还有其他的习惯用法，还有不同层面的客观揭示。

马克思、恩格斯以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为划分依据提出了“资产阶级时代”这一概念，列宁进一步把“资产阶级时代”划为三个较小的历史时代，提出当时的世界正处于“资产阶级时代”这一大时代当中的“帝国主义时代”。

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增强，并且愈发表现出强烈的扩张、侵略和垄断欲望，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虽然已进入到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但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并且依然处于世界中心。

那么，列宁的判断是否依旧适用于当今时代？邓小平指出：“我们的观点概括地说，列宁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的特征没有改变。

”［6］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是对马克思和列宁对时代性质判断的双重肯定，“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7］等现象，也都证明了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

因此，当今时代中的变量是“东升西降”的时代趋势，常量则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时代性质，“两个大局”就孕育在这一时代的“变”与“常”当中。

虽然“变”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常”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虽然“常”只是为量变提供基础环境、为质变提供必要准备，但“变”总是要在“常”中积蓄力量，总要受到“常”的一定约束。

因此，“东升西降”是“帝国主义时代”当中的一个时代潮流，作为子系统的时代潮流不能随意超越作为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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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8］。

从这个角度说，把握“两个大局”的演变机理，就必须高度重视其所处时代的两面性，需要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大潮中保持战略清醒。

由此，也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常”一面的重要论断：“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9］，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1］。

二、历史长河：演进于从“千年未有”到“百年未有”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被动应变局面——滞后的“应变”与局部的“应变”
所谓“大变局”，就是指历史大局的变化较之于常态的平缓状态，开始具有剧烈性、深刻性、全面性、质变性和颠覆性。

这不仅是历史和时代的震撼变化，更是对处于变局当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重大历史考验。

纵观中国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称得上“大变局”的有两个历史阶段，但是这两次“大变局”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蕴含，处于不同变局中的人们也以迥异的描述语境和历史眼光看待眼前的巨变。

中国第一次经历“大变局”并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应变”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晚清政权的上层官僚李鸿章于1872年在一份奏折中指出，百十年来欧洲诸国合围闯入中国边界腹地的现象是“前史之所未载”的。

这里李鸿章已经感受到了彼时时局的强烈颠覆性，紧接着，他说：“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馀年一大变局也。

”［10］正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强烈刺激下，晚清政权中的洋务派率先产生了应变思想，并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以“应变”“自强”。

自此，中国现代化运动启动了。

如果说今日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内历史背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那么彼时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内历史背景便是中国现代化的被动启动。

但是，今日再看彼时晚清政权对“大变局”的应变，能明显感受到强烈的迟缓感和滞后感。

今天众所周知的是，“地理大发现”之后即明朝中叶之后“西强东弱”的世界格局变化就已经开始酝酿了，即便近至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也是1840年的事情。

也即是说，“千
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两个时间点上已经客观发生了，但无论是哪一个时间点，都与洋务运动的开始有着一定的时间差。

这样的时间差在现代化以超高速率发展的世界历史变局当中，意味着国力差距的扩大。

可以说，当时的中国遗憾地错过了重要历史机遇期，清政府在识变和应变上都严重迟滞了。

然而，迟滞的应变也没能彻底改变中国的艰难状况。

洋务运动局限在从中国传统思想的结构中认识世界和中国的大变局，在排外的情绪中被迫求变［11］，也就难逃仅仅关注器物现代化的窠臼。

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又将现代化诉求转向政治和制度层面，尤其是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可谓“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却也不是全面的现代化，最后以失败告终。

新文化运动，虽然突破性地对中国几千年的旧文化求变求新，但同样只是现代化目标的单项凸进，没有将“识变、应变、求变”置于现代化的大系统当中。

总之，局部的应变使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显得格外徘徊和彷徨，那时身处变局中的中国人民既找不到引领力量以摆脱悲惨命运，更找不到光明出路以“变中求机”。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贯穿于从“千年未有”到“百年未有”的历史演进——因中国共产党赋予战略主动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历史便翻到崭新的一页。

从此，中国人民在历史沧桑巨变的斗争中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变为主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自觉肩负的历史使命。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选择用社会革命动员起人民、组织起社会，以此建立现代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并为民族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自此，中国人民为了实现民族复兴而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切壮丽图画，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内挥就，中华民族从近代的屈辱和迷茫中“站起来”了，民族复兴获得了自主性前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

党团结带领人民有计划、有组织地推动经济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更好对接，着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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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激发人民群众创造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民族复兴持续增添动能、积累经济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

摆脱贫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在有力应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和特大洪涝灾害、有效克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种不利因素扰动的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宏愿迈出关键一步。

纵观百余年的历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一直延续到今日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始终是中国人民心中魂牵梦萦的奋斗目标。

今日之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早已与经历上一个“大变局”时的情形截然不同，今日“大变局”的世界格局也已从昔日坚船利炮下的“西强东弱”转化到如今的“东升西降”。

这一重大的历史演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逐步推进的结果。

换言之，如果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质性进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是不会产生的，今日“大变局”饱含对历史规律和时代使命的高度自觉和主动求变。

进一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改天换地的关键变量。

三、全球风云：实践于中国与世界的交织互动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是一个开放性系统：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借用系统论的观点，如果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当作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系统，那么“两个大局”之间的关系就是系统和环境的关系。

而开放是系统演化发展的必备条件，开放性是健康系统的基本属性。

封闭系统往往只存在于抽象当中，任何现实的系统都不可能走向彻底封闭，尤其是现代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切断了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联系，也就阻隔了现代化发展的必备要素。

因此，中国要想持续发展，就必须着眼于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的有序循环，把有价值的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作为系统内外部联系交汇的核心要义。

当然，开放只是系统发展的其中一个前提，并不是系统发展的唯一条件。

如果不对外来要素的兼容性加以审慎甄别，那么通过循环得来的新要素可能在系统内发生橘枳之变而变得无效，甚至表现出破坏性，反而使系统走向崩溃。

对此，中国共产党有着清醒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并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外交成就。

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外交事务，主动融入世界环境，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开辟了外交新舞台，这些努力从根本上开辟了中国和世界互动联系的新场域。

但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上的封锁合围并没有随之停止，反而因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而愈发加重。

这导致新中国在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建设和发展的外部环境比较恶劣，难以充分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开放循环当中。

20世纪70年代，这种不利局面逐渐得到改善。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紧接着，改革开放使中国踏上全球化的时代征程，邓小平以世界视野和战略眼光观察当下、放眼未来，深刻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2］78，同时也不忘告诫人们“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12］3。

自此，中国与世界各国、国际机构的合作不断拓宽、不断加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在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挥出中国元素作用，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
2013年就提出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要思想，指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实践场域，强调“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13］，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系统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原理。

“两个大局”论断是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法的延续和发展，两者所蕴含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一致的。

中国在“十四五时期”所要构建的新发展格局，并不是自我封闭的系统，而是要在坚持开放合作双循环的前提之上，稳固国内大循环这个坚实基础，以此打造我国新的国际比较优势。

也就是说，国内的发展布局不是要闭门造车，而是要把自己摆在国际大环境之中加以考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国内国际两类规则。

”［14］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我们
“两个大局”的演变机理与中国共产党政治韧性
都要把认清世界发展大势当作一个常做常新并且极为重要的课题，让中国的发展更好融入世界、引领世界。

（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受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推动：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但中国是一个人口占世界约五分之一的超大规模国家，如今的世界也是一个如汪洋大海般的世界市场和互联互通的“地球村”。

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远远超越地理区域和中华民族的范围，必将对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

也正因如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必将超越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发展成就，不仅改变着中国，也深深影响着世界。

首先，中国的复兴之路给世界上那些既想快速发展又想保持自身独立、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

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的“大多数”，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大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民族独立运动诞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政治上却不得不处于依附状态，处于国际体系的边缘，长期遭受西方国家的剥削压迫和不平等对待。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破了“世界趋同论”“历史终结论”论调，为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探索提供了可能和信心。

更重要的是，这条新路中包含着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方式，这些方式既不包含排他的意识形态和国别差异，也不存在任何强加于人的框架，是普遍适用于后发国家发展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现代化的方法论，比如渐进改革、对外开放、群众路线、民主集中等，是值得借鉴、可以借鉴的经验。

其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将引导国际社会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国际秩序主要指国际上行为主体之间的相处规则。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国际秩序正加速进入动荡变革期。

在目前尚不稳定的国际环境当中，中国的全球治理思想和行动正以持久的稳定性和巨大包容性，逐渐被更多国家和人民所听到、所认可，国际秩序中的“中国因素”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中国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力所能及的更大贡献。

正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目标一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要引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着世界人民所热切期盼的方向转变。

而这一切都要建立在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基础之上，需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赋予动力和势能。

四、政治韧性：中国共产党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战略品质
（一）“政治韧性”的内涵
“政治韧性”是一种性质描述，描述的是中国共产党因应“两个大局”演变的过程中体现出的政治品质。

中国共产党对“两个大局”所作的战略因应既是主动依据演变机理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战略行为，又是具有“韧性”的。

遵循演变机理是发挥政治韧性的前提，政治韧性通过因应演变的主动作为表现出来。

“韧性”（resilience）一词，最初用于工程力学，后来被社会科学家们应用于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拓展到心理韧性、社会韧性、城市韧性、生态韧性、制度韧性等。

近些年来，国内外也有一些学者将韧性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联系起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有学者认为韧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特质［15-16］。

那么，面对“两个大局”，政党究竟有怎样的应对表现才称得上具有“政治韧性”？笔者认为，一是使系统在遭受不确定性因素干扰后能保持原初状态。

这个不确定性因素既可能是缓慢且隐秘的潜行压力，也可能是突变的急性灾难事件，既可能是可预见的，也可能是不可预见的。

二是使系统不仅能恢复到原点，还能变得更强大、更繁荣、更具有生命力［17］，唯有如此才能超越纯粹物理学的“弹性”含义，更符合社会系统的一般成长规律。

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变局中开新局的“政治韧性”有三种内在构成：一是维护内核，即确保战略因应的动作发出者——中国共产党不受变局干扰或者自身不发生危机，这是政治韧性的根本保障；二是稳定方向，即在风云变幻中把稳方向、摸清规律、找准位置，这是政治韧性的首要前提；三是外围调适，即因循变局规律，对“两个大局”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应激性、前瞻性修复与调适，这是政治韧性的基本表现。

三者缺一不可，互相支撑，是中国共产党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战略品
“两个大局”的演变机理与中国共产党政治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