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同性之爱的叙事与性别
合集下载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二、女性同性之爱的自我表述 ２０、３０ 年代书写同性之爱的女作家，大多在其成长过程
①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现象报》刊登的《自梳女之怪举动：不容腻友寻新，特纠集同人欧故知》，１９３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粤风》杂志发表的《顺德妇 女生活》都记录了广东一些缫丝厂女工中间发生的同性之恋。参考李宁利《自梳女的‘婚嫁’象征》，《民族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态和政治文化价值，勘察男女两性作家在同一题材上所呈现的结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形成的历史与现实文化成因。
关键词：女性同性之爱；性别身份；自我；他者
中图分类号：Ｉ０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 ０００－ ２９８７（２００６）０１ － ０１ ０８－ ０５
同性之爱是人类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１］１０３。 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对于这与众不同的性倾向，人们 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在西方，“由于科学特别是职业神经病学 的发展，在 １８ 世纪末和 １９ 世纪初，同性恋行为被病理化，那 些有此类活动的人被当作越轨者、堕落者、倒错者，换言之，他 们变成了‘同性恋者’。到 １９ 世纪，这种观点更是不断膨胀， 直到所有非生殖的性方式均被视为病态。”［１］１３４ 因此，在西方 现代文明中曾经存在着对同性之爱充满恐惧、惊慌、敌意的 时期，同性之爱成为一种禁忌。在中国，由于中国传统对繁衍 生殖文化的重视，从官方到民间，人们对同性之爱的行为持 宽容的态度，更有“余桃”、“断袖”、龙阳君、安陵君等历史 故事和历史人物，作为名篇佳话被世代传咏。但是，不论是严 厉的西方文化，还是平和的中国文化，对同性之爱的惩戒和 赞美，其所指的对象都是男性，而女性间的同性之爱的行为 和历史被忽视、被抹杀。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 ０５－ ２０ 作者简介：刘传霞（１ ９６５－ ），女，山东牟平人，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 １０８ ·
晋阳学刊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文学研究·
的背后，也有着生活形态和意识形态作为支援。 女性同性之爱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出现“是由于大多数
女同性恋者远离男人，独立生活，因此她们之间没有了角色 期待。”［５］２２７ 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随着工业文明进程在中 国的启动，部分底层劳动妇女进入了女性密集的缫丝厂、棉 纺厂等集体劳动领域，女性完全被隔离、分散的状态被打破。 在这些女工占 ９０％ 的工厂里，女性的活动范围极其狭小，她 们很少有机会与异性接触。在这几乎摈除了男性的空间里， 女性间的同性之爱经常发生，她们结金兰、拜相知，以此抚慰 感情的匮乏，减缓疲乏的身体的劳累。同性之爱成为部分女 工重要的人生支柱，所以经常有同性恋人因为背叛和嫉妒发 生情杀的暴力事件被报纸披露①。除了这一女性群体之外，同 性之爱还经常发生在另一群体中，即女校中的知识女性身 上。２０ 世纪初，随着西方现代男女平等观念的引入，一批出身 中上层家庭的青年女子，进入了女性共同学习、共同生活的 女子学校。在这个半封闭半开放的公共空间里，两性交往不 仅匮乏，而且仍然被传统严格控制，而初步获得了独立人格 与精神自由的青春女性间却可以自由交往，并且共同的生活 状态、相似的情感经历、独立觉醒的人的意识，使她们更容易 在同性身上获得理解和认同，于是，在这个相对远离男性的 时空里，女性长期被压抑的同性之爱的欲望和潜能被激活 了，而且有条件得以实现。
· １０９ ·
刘传霞：
中国的支持与抚慰，比如庐隐之 于石评梅、丁玲之于王剑虹。在女性生存环境依然险恶的男 权世界，女性们互相扶持、互相鼓励，自我确认、自我认同。石 评梅曾在散文《玉薇》中坦承自己对一个年轻的女学生的爱 恋：“除了我自己，绝没有人相信我这毁情绝义的人，会为了 她使我像星星火焰，燃烧了原野似的不可扑灭。”［６］７６ 在女作 家的文本里，女性同性之爱的书写，是对女性长期以来潜藏 的、被压抑、被否定的一种生命欲望的正视与审视，是女性自 我救赎的另一种尝试，是刚刚获得自我表达权利的女性自我 定义、自我阐释的征候。
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美学方式， “同性恋不是我们发现自己所拥有的一种心理状态，而是一 种存在方式，通过这一实践重新定义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做 什么事，是为了使自己和我们的世界更加快乐”，应当自问 “通过同性恋，什么样的关系可以被建立、被发明、被扩展、被 调整”［１］１３６。同性之爱瓦解与质疑的绝不仅仅是封建文化专 制，而且包括人类文明世界的一些有关社会秩序与理性的现 成规则，是对异性恋霸权的对抗，而女性的同性之爱还潜藏 着对“男性生殖器霸权”的挑战。这一切与五四时期所张扬 的个性解放的时代话语在汇合之中存在着严重的错位，与 ３０ 年代以后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时代主题更是相 悖，因此，随着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时代话语的退场与消沉， 同性之爱退出了现代文学的叙述视域，不仅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销声匿迹，而且许多作家自己也有意 忽略自己此类作品，淡化其中的同性之爱的意义。２０、３０ 年代 涌动一时的女性同性之爱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 中是一种在场的缺席，再次成为暗哑之音，隐匿于地表之下， 一直要等到半个多世纪以后，随着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 播才能突破禁忌，以激进的姿态重新出现在文学叙述之中， 中断的链条得以续接。
然而，此时的社会中还没有供女性运用的思想资源，她 们确立自我性别身份的叙事必须在男性中心话语中运行。在 依然顽固地排斥女性的话语秩序中，属于女性自我的各种隐 秘欲望和追求，难以得到完整而真实的呈现，只能借助主流 意识形态话语曲折、隐讳地传达。从表层看，女作家的女性同 性之爱的文本里，知识女性和觉醒的男性一样是时代苦闷者 和人生漂泊者，她们的苦闷与绝望也来之于社会的黑暗，来 自生活空间的狭仄，在异性爱匮乏的状态下，女性以同性之 爱来抵御孤独，填补人生的空虚与迷茫。其实，在这些时代共 名的创痛与苦闷之后，对女性而言，更大的、无以言说的苦痛 与悲哀是各种新旧女性社会规范与女性真实自我欲求之间 的冲突与分裂，女性同性之爱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深层心理动 机，并不仅仅是精神的孤独与苦闷，而是对异性婚姻的恐惧 与怀疑，对女性在男权社会里玩偶地位的反抗，对欺压剥削 女性的男权世界的愤怒，是自身青春欲望的涌动。
一、女性之爱在中国现代文坛浮现的生活形态和意识形 态
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中指出：“承认小 说叙事模式是一种 ‘有意味的形式’，一种 ‘形式化的内 容’，那么，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 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和意识形态）在文学领 域的曲折表现。”［４］２￣３２０、３０ 年代女性同性之爱作品集中涌现
刘传霞：
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同性之爱的叙事与性别
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同性之爱的叙事与性别
刘传霞 （济南大学 文学院，济南 ２５００２２）
摘 要：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在中国诞生了一批表现女性同性之爱的作品，但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和遗忘。对这
一批作品进行集中的阅读和比较分析，其主旨就是重建当年的文化脉络，探讨中国现代女性同性之爱文学的独特形
在由男性掌管的历史与文学叙述中很难寻觅女性同性 之爱的记录和描述，女性同性之爱在人类文明史上成为真正 的“空白之页”。这种情况的产生有多重原因：其一，自从人 类社会进入父权制以来，女性一直散居在男性之间，女性的 政治、经济地位紧紧地依附在男性身上，女性缺乏实现同性 之爱的时间与空间；其二，强大的“男性生殖器霸权”的意识 形态对女性的虚假想象，“妇女之间的强烈爱情要么被视为 不正常，要么视为不可取，也许是因为妇女被视为是无性别 的”［２］３１￣３２；其三，由于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弱者地位，女性的同 性之爱尚不具有动摇、挑战社会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力量，所 以，人们将女性的同性之爱行为视作“侍女、寄宿生、女演员 的肮脏的小过错”［３］９８，视作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问题。只有在女
②《新文化》第 ６ 期（１９２７ 年 ９ 月）刊登谢瑟翻译的霭理斯的《女学生的同性恋》；潘光旦的《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收于 １９３４ 年其翻译 的霭理斯著的《性心理学》）；１９２４ 年在《妇女杂志》１０ 卷 １１ 号潘光旦发表了《冯小青考》，分析冯女的自恋倾向。参考彭小妍《‘性博士’ 张竞生与五四的色欲小说》，见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第 １６４ 页，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工厂女工和女校女生是 ２０ 世纪初发生同性之爱的两大 群体，但是，这两大群体只有女校女生走进了现代作家的文 学视野，作为严肃的人生话题被表现和叙述，而工厂女工的 同性之爱则存留在各种娱乐小报之中，成为满足人们的猎奇 心态和消遣需求的谈资。这种不平衡显然与写作者自身的个 人经历与经验有关，因为大多数的女作家都是女校生活的亲 历者，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男作家也呈现了同样的舍此取 彼的取向。生活形态为文学提供了写作素材，但是，文学叙述 绝不仅仅是对生活的模仿与再现，更是对生活与话语的重塑 与建构，直接受制于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２０、３０ 年代中国社会出现了多次关于同性之爱的讨论②，还出现了 像张竞生、潘光旦这样的著名性学研究专家，也产生了像郁 达夫、张资平、新感觉派等集中书写色欲的小说家。在这个时 期，中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性解放时期。此期的性解放潮流 是五四个性解放潮流中一个暗流，或者是都市商业文化、市 民文化的支流。精英知识分子看重的是它对传统的叛逆、对 禁忌的反抗，以此来表达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抗争，海派作 家更看重它对市场大众的迎合，但是，同性之爱有悖于大众 性取向和性趣味，所以，在男作家的创作中，女性的同性之爱 都出现在精英知识分子笔下。２０、３０ 年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
之所以能够容忍这种潜流的存在并有选择、有分寸地加以肯 定，并非有意要将性解放纳入社会关系的规范之中加以讨论 和正视，而是借此异型来安放精英知识分子漂泊无寄的灵 魂，宣泄无路可走的时代苦闷，所以，郁达夫等创造社的才子 们总是将性的苦闷与生的苦闷紧紧捆绑在一起，赋予性苦闷 以家国的哀痛，并且由此获得了主流文化的接纳与认同。由 于工厂女工之间的同性之爱往往是被动无奈的选择，繁重的 劳动使她们的同性之爱行为也常以粗粝的形态出现，更多落 实在身体欲望表达上面，在她们身上难以附加各种时代的思 想和要义，而且在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学的叙述逻辑中， 女工— ——底层劳动妇女— ——被侮辱被损害者，她们只是被启 蒙者、被拯救者，她们中间发生同性之爱这种反传统的性爱 举动，也不具备反秩序的作用。相对于女工，女校女生的同性 之爱多是自主选择，而且在五四精英知识分子的认知中，女 校女生— ——知识女性— ——新文化运动的同盟者，她们被认定 为具有分享男性精英知识分子的时代苦闷和精神追求的权 利，她们的同性之爱具有挑战封建文化、颠覆父权专制的现 实功用。在这种意识形态的驱动与召唤之下，工厂女工的同 性之爱必然被遮蔽、被漠视，而女校女生的同性之爱经过剪 裁、整合之后被部分地凸现和张扬。
性挣脱了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一定的经济独立 权、自我身体支配权，拥有自我表达能力和表达权的时候，女 性同性之爱的历史和意义才会浮出地表。在中国，最初也是 最集中的女性同性之爱的文学书写出现在 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 年 代，不仅刚刚获得自我言说权力的女作家，而且具有现代平 等意识的男作家都将被传统意识封闭禁锢已久的人性之笔 伸向了“一间过去无人去过的巨大卧室”（沃尔夫语），写下 了一批表现女性同性之爱的作品，它们是：庐隐的《丽石的日 记》、《漂泊的女儿》，石评梅的《玉薇》，凌叔华的《说有这 么一回事》，丁玲的《暑假中》、《岁暮》，杨振声的《她为什 么发疯了》，叶圣陶的《被遗忘的》，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 女子》，许钦文的《两条裙子》，另外还有丁玲的《莎菲女士 日记》、茅盾的《子夜》等作品涉及女性间的同性之爱意向和 行为。然而，这一批文学作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要么完全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消失了，要么其作品中的同性之 爱所呈现的文化和文学内涵被漠视或有意遗忘了。今天对这 一批作品进行集中的阅读和比较分析，其主旨就是重建当年 的文化脉络，探讨女性同性之爱文学的独特形态和文化价 值，检测男女两性作家在同一题材上的结构差异以及这种差 异形成的深层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心理成因。
①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现象报》刊登的《自梳女之怪举动：不容腻友寻新，特纠集同人欧故知》，１９３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粤风》杂志发表的《顺德妇 女生活》都记录了广东一些缫丝厂女工中间发生的同性之恋。参考李宁利《自梳女的‘婚嫁’象征》，《民族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态和政治文化价值，勘察男女两性作家在同一题材上所呈现的结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形成的历史与现实文化成因。
关键词：女性同性之爱；性别身份；自我；他者
中图分类号：Ｉ０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 ０００－ ２９８７（２００６）０１ － ０１ ０８－ ０５
同性之爱是人类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１］１０３。 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对于这与众不同的性倾向，人们 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在西方，“由于科学特别是职业神经病学 的发展，在 １８ 世纪末和 １９ 世纪初，同性恋行为被病理化，那 些有此类活动的人被当作越轨者、堕落者、倒错者，换言之，他 们变成了‘同性恋者’。到 １９ 世纪，这种观点更是不断膨胀， 直到所有非生殖的性方式均被视为病态。”［１］１３４ 因此，在西方 现代文明中曾经存在着对同性之爱充满恐惧、惊慌、敌意的 时期，同性之爱成为一种禁忌。在中国，由于中国传统对繁衍 生殖文化的重视，从官方到民间，人们对同性之爱的行为持 宽容的态度，更有“余桃”、“断袖”、龙阳君、安陵君等历史 故事和历史人物，作为名篇佳话被世代传咏。但是，不论是严 厉的西方文化，还是平和的中国文化，对同性之爱的惩戒和 赞美，其所指的对象都是男性，而女性间的同性之爱的行为 和历史被忽视、被抹杀。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 ０５－ ２０ 作者简介：刘传霞（１ ９６５－ ），女，山东牟平人，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 １０８ ·
晋阳学刊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文学研究·
的背后，也有着生活形态和意识形态作为支援。 女性同性之爱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出现“是由于大多数
女同性恋者远离男人，独立生活，因此她们之间没有了角色 期待。”［５］２２７ 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随着工业文明进程在中 国的启动，部分底层劳动妇女进入了女性密集的缫丝厂、棉 纺厂等集体劳动领域，女性完全被隔离、分散的状态被打破。 在这些女工占 ９０％ 的工厂里，女性的活动范围极其狭小，她 们很少有机会与异性接触。在这几乎摈除了男性的空间里， 女性间的同性之爱经常发生，她们结金兰、拜相知，以此抚慰 感情的匮乏，减缓疲乏的身体的劳累。同性之爱成为部分女 工重要的人生支柱，所以经常有同性恋人因为背叛和嫉妒发 生情杀的暴力事件被报纸披露①。除了这一女性群体之外，同 性之爱还经常发生在另一群体中，即女校中的知识女性身 上。２０ 世纪初，随着西方现代男女平等观念的引入，一批出身 中上层家庭的青年女子，进入了女性共同学习、共同生活的 女子学校。在这个半封闭半开放的公共空间里，两性交往不 仅匮乏，而且仍然被传统严格控制，而初步获得了独立人格 与精神自由的青春女性间却可以自由交往，并且共同的生活 状态、相似的情感经历、独立觉醒的人的意识，使她们更容易 在同性身上获得理解和认同，于是，在这个相对远离男性的 时空里，女性长期被压抑的同性之爱的欲望和潜能被激活 了，而且有条件得以实现。
· １０９ ·
刘传霞：
中国的支持与抚慰，比如庐隐之 于石评梅、丁玲之于王剑虹。在女性生存环境依然险恶的男 权世界，女性们互相扶持、互相鼓励，自我确认、自我认同。石 评梅曾在散文《玉薇》中坦承自己对一个年轻的女学生的爱 恋：“除了我自己，绝没有人相信我这毁情绝义的人，会为了 她使我像星星火焰，燃烧了原野似的不可扑灭。”［６］７６ 在女作 家的文本里，女性同性之爱的书写，是对女性长期以来潜藏 的、被压抑、被否定的一种生命欲望的正视与审视，是女性自 我救赎的另一种尝试，是刚刚获得自我表达权利的女性自我 定义、自我阐释的征候。
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美学方式， “同性恋不是我们发现自己所拥有的一种心理状态，而是一 种存在方式，通过这一实践重新定义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做 什么事，是为了使自己和我们的世界更加快乐”，应当自问 “通过同性恋，什么样的关系可以被建立、被发明、被扩展、被 调整”［１］１３６。同性之爱瓦解与质疑的绝不仅仅是封建文化专 制，而且包括人类文明世界的一些有关社会秩序与理性的现 成规则，是对异性恋霸权的对抗，而女性的同性之爱还潜藏 着对“男性生殖器霸权”的挑战。这一切与五四时期所张扬 的个性解放的时代话语在汇合之中存在着严重的错位，与 ３０ 年代以后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时代主题更是相 悖，因此，随着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时代话语的退场与消沉， 同性之爱退出了现代文学的叙述视域，不仅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销声匿迹，而且许多作家自己也有意 忽略自己此类作品，淡化其中的同性之爱的意义。２０、３０ 年代 涌动一时的女性同性之爱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 中是一种在场的缺席，再次成为暗哑之音，隐匿于地表之下， 一直要等到半个多世纪以后，随着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 播才能突破禁忌，以激进的姿态重新出现在文学叙述之中， 中断的链条得以续接。
然而，此时的社会中还没有供女性运用的思想资源，她 们确立自我性别身份的叙事必须在男性中心话语中运行。在 依然顽固地排斥女性的话语秩序中，属于女性自我的各种隐 秘欲望和追求，难以得到完整而真实的呈现，只能借助主流 意识形态话语曲折、隐讳地传达。从表层看，女作家的女性同 性之爱的文本里，知识女性和觉醒的男性一样是时代苦闷者 和人生漂泊者，她们的苦闷与绝望也来之于社会的黑暗，来 自生活空间的狭仄，在异性爱匮乏的状态下，女性以同性之 爱来抵御孤独，填补人生的空虚与迷茫。其实，在这些时代共 名的创痛与苦闷之后，对女性而言，更大的、无以言说的苦痛 与悲哀是各种新旧女性社会规范与女性真实自我欲求之间 的冲突与分裂，女性同性之爱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深层心理动 机，并不仅仅是精神的孤独与苦闷，而是对异性婚姻的恐惧 与怀疑，对女性在男权社会里玩偶地位的反抗，对欺压剥削 女性的男权世界的愤怒，是自身青春欲望的涌动。
一、女性之爱在中国现代文坛浮现的生活形态和意识形 态
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中指出：“承认小 说叙事模式是一种 ‘有意味的形式’，一种 ‘形式化的内 容’，那么，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 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和意识形态）在文学领 域的曲折表现。”［４］２￣３２０、３０ 年代女性同性之爱作品集中涌现
刘传霞：
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同性之爱的叙事与性别
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同性之爱的叙事与性别
刘传霞 （济南大学 文学院，济南 ２５００２２）
摘 要：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在中国诞生了一批表现女性同性之爱的作品，但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和遗忘。对这
一批作品进行集中的阅读和比较分析，其主旨就是重建当年的文化脉络，探讨中国现代女性同性之爱文学的独特形
在由男性掌管的历史与文学叙述中很难寻觅女性同性 之爱的记录和描述，女性同性之爱在人类文明史上成为真正 的“空白之页”。这种情况的产生有多重原因：其一，自从人 类社会进入父权制以来，女性一直散居在男性之间，女性的 政治、经济地位紧紧地依附在男性身上，女性缺乏实现同性 之爱的时间与空间；其二，强大的“男性生殖器霸权”的意识 形态对女性的虚假想象，“妇女之间的强烈爱情要么被视为 不正常，要么视为不可取，也许是因为妇女被视为是无性别 的”［２］３１￣３２；其三，由于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弱者地位，女性的同 性之爱尚不具有动摇、挑战社会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力量，所 以，人们将女性的同性之爱行为视作“侍女、寄宿生、女演员 的肮脏的小过错”［３］９８，视作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问题。只有在女
②《新文化》第 ６ 期（１９２７ 年 ９ 月）刊登谢瑟翻译的霭理斯的《女学生的同性恋》；潘光旦的《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收于 １９３４ 年其翻译 的霭理斯著的《性心理学》）；１９２４ 年在《妇女杂志》１０ 卷 １１ 号潘光旦发表了《冯小青考》，分析冯女的自恋倾向。参考彭小妍《‘性博士’ 张竞生与五四的色欲小说》，见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第 １６４ 页，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工厂女工和女校女生是 ２０ 世纪初发生同性之爱的两大 群体，但是，这两大群体只有女校女生走进了现代作家的文 学视野，作为严肃的人生话题被表现和叙述，而工厂女工的 同性之爱则存留在各种娱乐小报之中，成为满足人们的猎奇 心态和消遣需求的谈资。这种不平衡显然与写作者自身的个 人经历与经验有关，因为大多数的女作家都是女校生活的亲 历者，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男作家也呈现了同样的舍此取 彼的取向。生活形态为文学提供了写作素材，但是，文学叙述 绝不仅仅是对生活的模仿与再现，更是对生活与话语的重塑 与建构，直接受制于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２０、３０ 年代中国社会出现了多次关于同性之爱的讨论②，还出现了 像张竞生、潘光旦这样的著名性学研究专家，也产生了像郁 达夫、张资平、新感觉派等集中书写色欲的小说家。在这个时 期，中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性解放时期。此期的性解放潮流 是五四个性解放潮流中一个暗流，或者是都市商业文化、市 民文化的支流。精英知识分子看重的是它对传统的叛逆、对 禁忌的反抗，以此来表达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抗争，海派作 家更看重它对市场大众的迎合，但是，同性之爱有悖于大众 性取向和性趣味，所以，在男作家的创作中，女性的同性之爱 都出现在精英知识分子笔下。２０、３０ 年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
之所以能够容忍这种潜流的存在并有选择、有分寸地加以肯 定，并非有意要将性解放纳入社会关系的规范之中加以讨论 和正视，而是借此异型来安放精英知识分子漂泊无寄的灵 魂，宣泄无路可走的时代苦闷，所以，郁达夫等创造社的才子 们总是将性的苦闷与生的苦闷紧紧捆绑在一起，赋予性苦闷 以家国的哀痛，并且由此获得了主流文化的接纳与认同。由 于工厂女工之间的同性之爱往往是被动无奈的选择，繁重的 劳动使她们的同性之爱行为也常以粗粝的形态出现，更多落 实在身体欲望表达上面，在她们身上难以附加各种时代的思 想和要义，而且在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学的叙述逻辑中， 女工— ——底层劳动妇女— ——被侮辱被损害者，她们只是被启 蒙者、被拯救者，她们中间发生同性之爱这种反传统的性爱 举动，也不具备反秩序的作用。相对于女工，女校女生的同性 之爱多是自主选择，而且在五四精英知识分子的认知中，女 校女生— ——知识女性— ——新文化运动的同盟者，她们被认定 为具有分享男性精英知识分子的时代苦闷和精神追求的权 利，她们的同性之爱具有挑战封建文化、颠覆父权专制的现 实功用。在这种意识形态的驱动与召唤之下，工厂女工的同 性之爱必然被遮蔽、被漠视，而女校女生的同性之爱经过剪 裁、整合之后被部分地凸现和张扬。
性挣脱了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一定的经济独立 权、自我身体支配权，拥有自我表达能力和表达权的时候，女 性同性之爱的历史和意义才会浮出地表。在中国，最初也是 最集中的女性同性之爱的文学书写出现在 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 年 代，不仅刚刚获得自我言说权力的女作家，而且具有现代平 等意识的男作家都将被传统意识封闭禁锢已久的人性之笔 伸向了“一间过去无人去过的巨大卧室”（沃尔夫语），写下 了一批表现女性同性之爱的作品，它们是：庐隐的《丽石的日 记》、《漂泊的女儿》，石评梅的《玉薇》，凌叔华的《说有这 么一回事》，丁玲的《暑假中》、《岁暮》，杨振声的《她为什 么发疯了》，叶圣陶的《被遗忘的》，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 女子》，许钦文的《两条裙子》，另外还有丁玲的《莎菲女士 日记》、茅盾的《子夜》等作品涉及女性间的同性之爱意向和 行为。然而，这一批文学作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要么完全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消失了，要么其作品中的同性之 爱所呈现的文化和文学内涵被漠视或有意遗忘了。今天对这 一批作品进行集中的阅读和比较分析，其主旨就是重建当年 的文化脉络，探讨女性同性之爱文学的独特形态和文化价 值，检测男女两性作家在同一题材上的结构差异以及这种差 异形成的深层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心理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