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新型防务智库发展态势与政策建议

研究咨询机构争设计、解读、本文拟系统探讨新型防务智库的概念范畴、发展概况和突出特征，并针对当前强军所需，提出建
智库也有涉及，但并未给予明确的定义和区分。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李健所长把以国家安全、
摘要：[目的/意义]防务智库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实现国防和军队“四个现代化”、增强军事软实力的重要力量。

[方法/过程]界定了防务智库、军事智库相关概念范畴，分析了当前新型防务智库得到党和军队高层重视、力量迅速增长、研究工作全面推进、活动与成果丰富、咨政作用明显、国际话语权提升等基本情况，总结出国防和军队改革急需、军事战略特色突显、管理体制变革、“3+X+Y”格局重塑、品牌体系形成、理技结合、军地旋转门加速7个重要特征。

[结果/结论]围绕当前中国特色新型防务智库建设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建立健全防务智库规范性制度、制定顶层智库专项规划计划、强化体系化力量格局、培育防务思想市场、融合大数据智能技术、实施“走出去”战略6方面政策建议。

关键词：军事智库 决策咨询 战略管理 军民融合 发展态势 政策分析分类号：C932.4
DOI: 10.19318/ki.issn.2096-1634.2020.03.0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军民融合战略下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发展研究”
（项目批准号：18BTQ051）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卢胜军（ORCID: 0000-0001-7843-8254），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信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管理学博士，E-mail ：lushengjun@ ；杨燕南，国防大学科研部副教授；赵超阳，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信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地区安全、国防事务和军事形势及相关分析研究为主业的智库均归为军事智库和防务智库，并对两者稍做了区分：把优先考虑军方所确定的研究项目、直接为军队服务的智库统称为“军事智库”；把以战略和国家安全研究为主的、间接为军队提供咨询服务的智库统称为“防务智库”[2]。

军事科学院游光荣研究员认为：防务智库是一类主要研究国防和军队建设相关问题的专业性国家安全智库；它比军事智库范畴略宽，后者主要聚焦军事问题的决策咨询研究；军队智库则是军事智库的主体组成部分，但军事智库不限于军队编制内的智库[3]。

国防大学句鹏飞博士认为，中国特色新型军事智库是以“中国军事实践”为基础，以“中国军事问题”为导向，以形成“中国军事学派”为使命，以“强军目标牵引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大矛盾问题研究”为主线，以“综合集成”为方法的职业化军事政策咨询机构，是军队改革发展决策方案的建言者、政策效果的评估者、军事舆情的引导者[4]。

国外著名智库学者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等也涉及有国家与国际安全智库的研究，但并未对军事智库和防务智库有深入阐释[5-6]。

以上观点基本反映了当前主流认知。

1.2 防务智库概念阐释与界定
防务智库存在混淆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防、军事、防务、国家安全等概念本源和分类视角的模糊。

在2011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中，“国防”是指：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方面的活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安全保障。

“军事”是指：一切与战争、国防、军队直接相关的事项，包括准备战争、实施战争、遏制战争，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等。

因此，国防的对象是“侵略”和“武装颠覆”，军事则专指军队的战争行动，总体上国防一般包括军事。

关于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法》明确：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因此，从概念范畴上讲，国家安全一般包括国防和军事。

而防务则是指有关国家安全防御的事务，在范畴上介于国家安全与国防之间。

此外，在国防范畴下还有国防科技的概念，它是直接用于国防领域的自然科学及应用技术的统称，概念特征相对明晰。

按照以上概念范畴与领域划分，国家安全智库、防务智库、国防智库、军事智库、国防科技智库等应该形成紧密相关、相互交叠且呈不同层级的智库体系。

但理论分析与实际现状存在一定差异。

结合我国权力机构现行体制及智库运行现状，防务及相关领域智库在我国军事决策体制中有着“特殊生态”，大体分布是：国家安全智库主要由国家安全相关机构设立，呈相对独立的运行体系；国防智库则多由国家和军队相关机构设立，多为体制内智库；军事智库则聚焦军事和“打赢”，且直接为军队服务，专指性更强，主体是军队设立的智库，即军队智库，如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等；防务智库的组织属性、治理结构、业务领域则更为多样化，通常可理解为国防智库、军事智库和军队智库的统称。

综合考虑，本文以防务智库为主题，统筹相关智库的分析研究。

在实际工作中，我国还存在国防科技智库与国防科技工业智库两个稍有差别的类型。

国防科技智库是指以国防科技战略问题和重大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国防和军队科技管理部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研究咨询机构。

而国防科技工业智库通常指军工集团下属的从事国防科技工业领域战略研究、决策咨询、评估评价及相关工作的研究咨询机构。

比较来看，两者同属于国防智库的范畴，在业务领域方面重合度较高，但前者范畴较为宽泛，主要聚焦在科技创新与发展方面；后者专指性较强，主要聚焦在国防科技工业相关领域内的科技与工业研究咨询方面。

本专题文章对防务智库、国防科技智库、国防科技工业智库还有专门深入的论述。

2 当前新型防务智库建设发展概况
我们党、政府和军队历来重视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从建党建军到建国，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及相关科研院所为代表的防务“思想库”“智库”快速发展，为党和军队在军队改革、国防和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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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制定等重大决策提供了坚强智力支持，为“两弹一星”“巨型机”等国防尖端技术研发等各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7]。

新时代，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迎来了新的“春天”，新型防务智库发展也开启了新的阶段。

本部分主要从高层重视、力量建设、研究工作、智力成果、咨政作用和国际影响6方面概述防务智库建设发展概况。

2.1 党和军队高层的重视前所未有
近年来，党中央、中央军委对防务智库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怀和重视。

据公开资料统计，2012年以来，决策层有关国防和军事领域智库建设及决策咨询工作的讲话指示，或者签发的政策性文件，至少有10次，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如早在2012年，习近平主席就指出：“军委自身的工作方式也有一个创新问题，要完善议事决策和工作机制，保证军委工作反应灵敏、高效运转。

[8]”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我国第一份智库建设顶层规范性文件《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9]，对军队智库建设也给予明确阐述。

2016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视察国防大学时指出，要充分发挥高端智库作用，围绕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需求，凝聚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等重大问题，开展政策研究，提出对策建议[10]。

2017年3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运用先进理念、方法、手段，发挥专家智库体系作用，提高战略筹划水平”[11]。

党的十九大明确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此外，军委有关部门组织了智库调研和专题研究，提出构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的智库力量体系，为军委决策奠定基础。

2.2 新型防务智库力量喷薄而发
自《意见》印发以来，国防和军事领域相关部门着手建设新型智库，许多传统研究咨询机构也开始向新型智库转型升级。

国防大学于2015年成立我军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智库“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研究中心”，还组建国家安全工程实验室、国防经济中心等新型智库。

2015年6月，国家国防科工局成立了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战略委员会，致力于为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发展和科技创新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12]。

特别是在2016年，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协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中船工业综合技术经济院大柳树防务研究所、中国航天12院钱学森智库等可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服务的新型智库，迅速组建或重塑运行，已成为防务智库的重要力量。

2017年，国防科技大学智库成立[13]。

此外，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远望智库、南方防务智库、仰山智库等新型智库异军突起。

2.3 研究工作迅速展开并逐渐体系化
历史上，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等防务智库都较为关注战争史、战法、编制体制、军事理论、国家安全等领域。

当前，防务智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形成了覆盖国防和军队建设主干领域的研究体系，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国防与军事战略、国防科技与工业、国家对抗与战争设计、武器装备建设、国防经济、军民深度融合、国际关系与安全局势、前沿技术研究等安全领域。

总体上，防务智库处在喷发期，研究领域覆盖全面，关注主题涉猎广泛，优势特色明显突出，渐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景象。

2.4 学术活动和智力成果丰富多彩
当前，防务智库愈加开放创新融合，从战略和政策研究后台走向前台，举办各种学术技术交流活动，通过多种渠道传播智力成果。

由军事科学院举办的“军事大数据论坛”“强军论坛”“军民融合发展论坛”等年度活动已成为品牌，远望智库、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等社会防务智库也逐渐形成知名的学术技术交流体系和智库成果体系。

此外，《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国际战略形势与中国国家安全》蓝皮书系列，以及《中国国家安全年度报告》《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国防科技发展年度报告》《世界武器装备与军事技术年度发展报告》等智力成果影响深远，被视为我国防务智库的力作。

同时，这些智库正在形成特有的成果上报渠道和传播体系，涵盖要报简报专报、专题咨询报告、出版物、会议论坛和融媒体等主要形式，传播媒介日益出新，传播效果今非昔比。

2.5 对战略决策的咨政作用显著
历史上，以军事科学院为代表的军事智库，从我军第一代战斗条令制定，到“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设计，从“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以争取到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的战略判断，到海湾战争等新型战争形态演变的研究把握，对国家和军队最高战略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时代，着眼履行强国强军使命，防务智库致力于为国防和军队战略决策提供全方位、强有力、全链条的支撑。

目前，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3家核心智库走在了前列，它们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在人才储备、研究体系、科研基础、建言渠道、政策影响等诸多方面最具实力。

总体上，军事科学院等军事智库，以及军工集团智库、高校智库等研究咨询机构共同组成的“国家队”，为国防和军队顶层决策发挥骨干作用。

远望智库、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等社会防务智库也更多地参与国防和军队建设，作用发挥愈加明显。

2.6 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与日俱增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战略举措的推动下，我国防务智库为提升国际地位、维护国家主权、建立中国特色军事国际话语体系、增强军事软实力等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国际军事合作交流、提升军事软实力方面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

在军事领域对抗与接触中，防务智库具备官方难以取代的“二轨”或“一轨半”功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

许多防务智库长期与美国国防大学、美国兰德公司、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等国外著名智库保持交流对话机制。

由我国军方主办的北京香山论坛，多以国际局势和亚太安全为主题，是我国“一轨半”顶级防务交流平台，2019年10月举办的第九届论坛的层级规模均突破以往，为发出中国声音、宣传中国安全理念、增强国际军事话语权发挥了重要作用，达到了增进安全互信、沟通政策立场、引领安全对话、促进交流合作的目的[14]。

随北京香山论坛举办的首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目的也是搭建防务智库和学者对话平台，促进学术交流、增信释疑[15]。

此外，民间智库也不遗余力，如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知远防务论坛”多次邀请美国军方人士和智库专家，与国内防务专家进行座谈交流，传播了中国声音，促进了二轨防务交流。

3 新型防务智库建设发展的重要特征
与世界一流智库及地方新型智库建设发展相比，我国防务智库建设发展极具特色和亮点，本部分从改革需要、战略特色、管理变革、格局重塑、品牌体系、技术路径、军地旋转门7方面阐述。

3.1 兴起于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迫切需要
新型防务智库大发展、大跨越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需要，是国防和军队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国家间军事对抗的智慧引擎再升级、再换代。

近些年，我国国际安全环境愈加复杂，国家和军事战略决策的难度和风险都在加大，在国防和军事思想力、决策力以及战略管理能力方面亟待加强，军队存在诸多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自身也需要完善议事决策和工作机制。

“科技强军的同时，必须加快思想强军”。

特别是在当前军队全面深化改革和政策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更需要防务智库的深度参与，这是军事“外脑”迎来新发展、新跨越的重要历史契机。

3.2 服务军事战略顶层的特色显著
服务国防和军队战略决策与政策制定是我国新型防务智库的历史使命，防务智库特别是军事智库的战略作用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

历史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党中央就曾在总参谋部设立“战略委员会”“国际形势研究小组”“战略规划委员会”等机构，对军事智库发挥战略支撑作用进行探索尝试[16]。

在国防建设方面，从钱学森、朱光亚等老一辈战略科学家推动“两弹一星”研制，到王大珩等院士倡议形成“863计划”，以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理论的提出等，一批“国家智囊”、战略智库及其杰出代表，为国防和军队建设顶层战略贡献了智慧和思想。

当前，与传统机构相比，新型防务智库的创立和转型更注重借鉴国际一流智库和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经验，更注重军民融合式的开放式战略研究特色优势，努力走“顶天立地、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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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的创新之路。

3.3 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革
随着军队改革全面深入推进，新型防务智库管理体制正在酝酿改革重塑模式。

2016年1月，中央军委调整组建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军委科技委”），主要目的是加强国防科技战略管理，推动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协调推进科技领域军民融合发展。

作为中央军委15个职能部门之一，军委科技委既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参谋、科技参谋，又是国防科技建设发展的执行使者、发展助手[16]。

国防部官网表明，军委科技委不仅是国防科技建设发展的参与者、执行者、推动者和战略管理者，同时也是国防决策咨询工作的统筹协调机关。

这在国防和军队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防务智库建设工作也由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此外，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军委军事科研指导委员会、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等战略统筹和协调机构的成立，为防务智库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动力。

3.4 “3+X+Y”体系格局已具雏形
因专业和安全属性，防务智库在我国智库总量中占比不大，但已逐渐形成了独特的“3+X+Y”体系格局。

“3”指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这是防务智库体系的核心力量和排头兵，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尤其是作为国家高端军事智库，军事科学院与国防大学建设驶入“快车道”，是我国防务智库体系的“基石”“大梁”。

“X”指政府、军队、军工集团所属的直接服务于国防和军事决策并具有决策咨询职能的研究咨询机构、专家咨询组织、专业学会协会、论证研究机构、参谋辅助机构、军事院校等智库类机构，以及以国防和军队建设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部分高校和社会防务智库，这是防务智库体系的中坚力量。

“Y”指不以国防和军队建设研究为主要对象，却能为国防相关领域决策提供研究咨询服务的智库，可以对以上两类机构提供必要有益补充，它们是防务智库体系的重要力量。

目前来看，防务智库体系呈现多元来源、以体制内智库为主、军地智库共存等主要特征。

随着新型智库不断涌现和重塑，“3+X+Y”格局将呈现更加科学合理、形式多样的力量体系图景。

3.5 品牌体系逐渐成形并颇具影响
在近几年的积极努力下，防务智库已产出了诸多国内外知名的代表性人才团队、咨询研究产品和交流活动，并逐渐形成颇具影响的品牌体系。

一是培养了一批以高端智库专家学者为主的知名军事专家团队。

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等多位专家走进中南海，讲解军事问题，把知识思想体现在高层决策的字里行间，这是智库影响高层决策的“绿色通道”。

许多专家登上央视及有关媒体，讲解国家安全战略和我军有效履行历史使命的“军队故事”，形成了一批国际知名的军事专家学者团队。

二是建成了以研究咨询报告、年度报告、学术文章与著作等为主的拳头产品体系。

防务智库不仅向上“递折子”，而且致力于向专业领域和社会大众发布研究产品。

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信息研究中心《国防科技年度发展报告》《装备译丛》已成为国防科技领域智力成果的代表。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美国军力评估报告》和《日本军力评估报告》引起国内外媒体和民众的广泛关注。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着力打造知远防务评论、知远防务报告以及相关数据库产品，受众颇广。

三是打造了以高端论坛、防务交流、学术技术会议等为主的品牌活动。

北京香山论坛享誉海内外，是防务智库国际交流活动的标杆。

大柳树防务研究所的“大柳树防务论坛”、航天12院“钱学森论坛”、远望智库“远望论坛”已成为知名交流品牌。

总体上，国防和军队智库共同建成了较为完备的品牌体系，具备一定传播力和影响力。

3.6 走理技结合的综合集成之路
运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技术方法支撑决策，是国防科研工作和战略研究的优良传统。

在20世纪80年代，战略科学家钱学森在总结“两弹一星”等重大国防科研工程的经验上，提出了基于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研究方法和“综合集成研讨厅”的概念，支撑战略决策[17]。

新时期，新型防务智库基于工程化、数据化、平台化、智能化的思维，结合国情军情，在坚持调查研究、情报信息研究、预测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传统科研方法的基础上，探索运用大数据分析、人
工智能技术、系统工程、军事运筹学、仿真模拟等理论、方法和技术，提出了“智慧情报工程”“实验模拟论证”等科研方法。

当前，随着大数据智能技术发展，防务智库研究军内外与国内外、历史与现实、军事与科技、理论与技术、研究与应用紧密结合的特征更为显著。

3.7 军地旋转门机制加速运转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开启了军地人才旋转门，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等是典型代表。

当前，在军地互动融合更加频繁的形势下，中国特色军地人才旋转门机制运转更加高效，更加形式多样、灵活多变，主要表现在3方面：一是军队退役干部创建或受聘于社会防务智库，如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远望智库等的创建者或研究人员多为军队退役干部；二是军工集团科研机构吸引军队优秀人才的力度越来越大，因专业对口或业务联系紧密，退役军人的参与意愿也很强烈；三是军队科研机构愈加开放，多以招聘地方毕业生入伍或聘用专家、顾问、工作人员等形式，吸引地方人才参与军事科研。

4 加强新型防务智库建设发展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防务智库还处在探索改革阶段，与国防和军队建设需求还有较大差距，存在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力量和领域分布不够科学、体制机制不够灵活、治理结构不完善、治理能力不强、支撑决策作用不够等问题，迫切需要顶层谋划、科学统筹和战略推动。

结合国防和军队战略决策急需，针对新型防务智库建设发展的主要问题，提出以下6方面政策建议。

4.1 建立健全规范性制度，持续深化改革
随着军改的深入全面推进，新型防务智库未来几年的发展主题仍将是探索、创新和改革，不断做大做强。

当前，我国已建立多层次的国家科技创新特区以及相关配套的政策法规，在软科学研究方面出台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法(试行)》《国家高端智库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方案》等顶层文件，实质上设立了智库的政策法规“特区”。

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军队“四个现代化”建设和智库建设提供了政策遵循。

因此，在军队政策制度改革关键期，依据《意见》，借鉴国家部委、省市及相关领域智库80多部政策制度的经验做法，调整完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有利于防务智库发展的条款内容，研究制定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军事智库建设的意见”等防务智库规范性文件及配套政策制度，设立防务智库“创新特区”，把智库纳入决策链条之中，引导智库建设发展，推进经费管理、人才建设等深层改革。

4.2 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智库专项规划计划
军委设立军事科学研究指导委员会和科技委，对军事科学与技术研究工作进行顶层设计之意，不言而喻。

当前，防务智库的建设发展，急需管理部门加强统管智库建设发展的力度，建立智库研究、计划、推广、监督、评价机构体系，理顺优化上下联通的组织管理结构，建立科学合理、高效扁平的智库管理体制，重点开展防务智库发展战略研究，设立智库专项计划渠道和发展规划，并制定年度发展计划，从体制机制上为智库建设发展奠定基础。

可以预见，未来新型防务智库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生态环境将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统筹将逐步加强，终将形成既有序竞争又密切协作的智库体系和良好态势。

4.3 强化体系化力量格局，集中力量办大事
历史证明，国防和军事战略决策需要集体智慧和力量，这是民主集中制及国防和军队系统属性决定的，更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体现。

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特别强调要“发挥专家智库体系作用，提高战略筹划水平”。

因此，借鉴地方智库协同化、联盟化做法，建立防务智库力量体系是新时代要求。

在当前形势下，继承创新行政线、技术线和咨询指导线三条线的做法，进一步创新重塑、充实强化“3+X+Y”格局，重点推进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以及部分军工集团防务类、科技工业类智库，成为高端防务智库的拔尖力量、中坚力量，广泛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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