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吴县县令的袁宏道

当了吴县县令的袁宏道《姑苏晚报》2021年11月29日 B07版
陈益
江南自来是富庶安逸的，苏州尤其如此。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在考取进士三年后，二十八岁的袁宏道有机会担任吴县（今苏州）县令。

苏州的繁华秀美，令这位风流倜傥的湖北籍文学家感到很是震惊。

那么，这位后来成为公安派文学主将的文人，究竟是怎样当官的，他真的如愿以偿了吗？
“五快活也”
刚刚踏上吴县的土地，袁宏道（字中郎）自然是信心满满。

他在给林下先生（他的舅舅龚惟长，官至兵部员外郎）的信中，为天堂般的生活所感慨，油然引发联想，随即提出了人生的五大理想目标。

他说：“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

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安，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

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觥罍若飞，烛气熏天，巾簪委地，皓魄入帷，花影流衣，二快活也。

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

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就中择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

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知己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

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

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为怪，五快活也。

”（见《袁宏道集笺校》卷五）
这五大理想目标，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堪称是世间的“真乐”。

哪怕能达到其中之一，也可以“生可无愧，死可不朽”了。

袁宏道认为，“古来圣贤，如嗣宗、安石、乐天、子瞻、顾阿瑛辈，皆信得此一着及，所以他一生得力。

不然，与东邻某子甲蒿目而死者何异哉！”他所提及的嗣宗即阮籍，安石即谢安，乐天即白居易，子瞻即苏轼。

顾阿瑛，是元末富豪、诗人，轻财结客，在阳澄湖畔构筑玉山佳处，有二十四座楼堂馆所，以创办玉山雅集闻名天下。

众所周知，旧时代衙门前的街道，往往是饭馆云集之处。

在衙门从事公职的人、被官司缠身未知输赢的人、从郊外进城来不及回家用餐的人，都可能走进饭馆。

在吃饭喝酒的同时开展某些社交活动，酒菜是手段，打好官司才是目的。

谁都明白打官司并非小事，深谙此道、擅长钻营的胥吏，在正规的法律程序之外，常常掌握一定的操作空间。

他们的诉讼业务从不在公堂之上办理，而往往在饭馆的杯觥交错中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袁宏道的“升米公事”就分外引人瞩目。

袁中道在《珂雪斋集》中，对二哥袁宏道担任吴县县令时的廉洁
作风，有过这样的描述：“公机神朗彻，遇一切物态，如镜取影，即巧幻莫如吴门，而终不得遁，故遁词恒片语而折，咄嗟狱具，吴人谓之'升米公事’。

自非重情，无所罚赎，杖之示惩而已。

以故署门酒家萧条，皆移去……居常不发私书，尘复函数寸，期年而政已成。

公为令清次骨，才敏捷甚，一县大治。

”
一升米，大约一斤六两。

“升米公事”，形象地显示了极其低廉的行政成本。

这，其实是袁宏道“机神朗彻”地审理案件的结果。

与之相对应的，是官署前的街道酒家萧条纷纷移到了别处。

“清次骨，才敏捷”的袁宏道，就这样让吴县得以大治。

“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
然而，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往往会超乎人们的想象。

尽管袁宏道很想当一个好官，在任上勤于政事，判案果断，关心民瘼，颇受老百姓拥戴，却招致了某些人的不满和阴损。

尤其令他难以忍受的，是吏事繁杂，让他不得不感慨：“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

”
在骨子里袁宏道是一个文学家，充满了艺术灵性，然而终究缺乏官场历练，对县令任上将会发生的一切估计不足，现实与理想的碰撞与反差，更使不谙潜规则的他一时难以接受。

身为县令，必须亲自收赋税、断刑狱，“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

”吴县（今苏州）乃繁华之地，也是赋税之地。

上官来，墨客往，终日迎迓承奉，小心翼翼，唯恐在细微处得罪了某个要员。

他自知并不愚蠢，也很想适应复杂环境，却怎么也不服官场水土。

满腹的苦水只得向友人诉说，以排遣忧愁。

袁宏道给时任萧山知县的好友沈凤翔写信道：“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给沈存肃的书信说：“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老。

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

”给丘长孺的书信说：“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

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

一日之间，乍阴乍阳人间恶趣，
令一身尝尽矣。

”
在给同道写信诉苦时，袁宏道丝毫也不给自己留面子，是全然撕开了伤疤给人看。

他无疑想说明，要在吴县这样的地方做官，干出一点名堂来，必须有一番真本事。

在给李本建的书信中，他形象地比喻说，好似小孩子吵着想吃蜡糖人，不停地啼哭，待到一下口，却唯恐唾不干净。

当官的滋味，也差不多是这样。

才第二年，吴县县令袁宏道就向上司表示，自己再也不想干了。

辞职的理由不言而喻。

顺便说一句，在袁宏道以后的清康熙二年（1663），有一个名叫孙启元的，刚刚上任吴县知县，不到一个月便上吊自尽。

究其原因，一是他体弱多病，难以承受繁重的政务；二是不擅处理与地方社会势力的关系。

理想与现实产生的反差，令他压力山大，不堪重负。

“宁乞食而不悔”
离开吴县后，无官一身轻的袁宏道，遍游东南名胜。

接连三个多月徜徉于无锡、杭州、绍兴、桐庐、歙县的佳山秀水间，与友人陶望龄、潘景升等诗酒酬答，奇文共赏。

他因而自诩“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

但，万历二十六年（1598），赋诗谈文，宣传“性灵说”很久的袁宏道再次当官，起为顺天府（今属北京）教授。

次年迁国子监助教。

第三年补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

两年后，因兄长袁宗道去世，请假回归。

在故乡湖北公安县城南柳浪湖畔，与少年旧友吟诗作文，寄趣山水。

在这期间，他给友人写了不少信札。

我们不妨挑选其中的四封作一解读（见《精选当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明许以忠选编）。

其一，写给龚惟学，即袁氏三兄弟的舅舅。

信上说：“客居柳浪馆，晓起看水光绿畴，顿忘栉沐。

晨供后率稚川诸闲人，杖而入村落。

日晡棹小舟，以一桡划水，多载不过三人。

晚则读书。

尽一二刻灯下，聚诸衲掷十法界谱敛负金放生。

暇即拈韵赋题，率尔唱和，不拘声律。

闲中行径如此，聊述之去牍，以当一夕佳话也。

”他描绘的是自己在柳浪湖畔的散淡生活。

已经绝意仕途，寄情于山水，却依然在柳浪馆
读书、赋诗。

这对于以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文学来说，自是好事。

其二，写给曾任国子监祭酒的文学家陶望龄。

他离开吴县以后，就是由陶望龄陪伴，在绍兴游览了越中山水。

在陶望龄家，袁中郎读到徐文长的《阙编》诗，惊讶地跳起来，大声叫好，连睡着的童仆都被吵醒了。

“会胡太六，知社中兄弟近益精进。

弟谓，诸兄纯是人参甘草，药中之至醇者。

若弟，直是巴豆大黄，腹中闷饱时也有些子功效也。

”信札很短小，不过寥寥数行，却巧妙地以补药比喻别人，以泻药比喻自己，满是诙谐，且形象地透露了内心的无限意趣。

其三，写给王百谷，即文学家、书法家王穉登：“每逢吴僧来，则首询百谷。

闻动履倍常，则大喜。

谓风雅大衰，尚赖此老成人撑持也。

明春入台荡，取道两洞庭百城烟水中，首叩大知识。

想翁不作德云面孔，费不肖七日草鞋钱也。

”王穉登是袁中郎任吴县县令时的朋友，袁回到故乡公安后，常常打听王百谷的消息，打算明年春天出游时叩访这位“大知识”。

为了彼此的情谊，将耗费“七日草鞋钱”，实在是很幽默。

其四，写给苏潜夫。

他说：“弟这一条懒筋真难拔，大人颇以为言。

自思入仕十五年，丝毫无益于白发，而又重其怒。

真不成人也。

夫弟岂以静退为高者哉。

一亭一沼，讨些子便宜，是弟及（极）不成才处。

若谓弟自以为高，则弟子眼如双黑豆而已。

”潜夫即苏维霖，文学家、佛教居士，与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结为挚友，经常一起交流文学和佛学心得。

在信札中，袁中郎不无自嘲地讲述自己脱离官场的心态，读来令人莞尔。

抱着“宁乞食而不悔”的心志，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才返京任职，官至吏部考功员外郎。

重新踏进官场后，他的注意力仍然放在戏曲、小说的研究上。

自然也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

事实上，这四封信札既直抒胸臆，又不失情趣意味，也完全可以作为随笔来读。

还为他不愿混迹官场、宁肯浪迹山河，提供了可贵的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