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西藏方志中的“备边”与“实边”

清末西藏方志中的“备边”与“实边”
马天祥
摘要：清末西藏方志就藏地边防问题有“备边”与“实边”之论，“备边”重在整顿边防、编练新军，而“实边”更与“备边”辩证统一，以边军屯垦为依托，兼顾耕战，修筑道路，以期尽免转运之费，使藏防得固，国土得保。

关键词：清末；西藏方志；备边；实边
中图分类号：Ｇ２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ＣＮ６１－１４８７－（２０２０）０４－０１３１－０３
清朝末年，伴随着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西藏侵略的日益加深，尤其是英国悍然发动了两次侵藏战争之后，广大爱国人士纷纷将视线集注于祖国的西南边陲，一时之间西藏方志的编纂为之一变，一改此前按部就班概述西藏山川、城邑、道里、津梁、风俗、物产等传统体例，或依托方志体例分析西藏山川形胜而后尽述守边之策，或径直抛开方志范式剖析边境时局态势而后直陈兴藏之法。

以《西藏图考》《西藏小识》及各种“刍议”、“筹议”类著述为代表的该类文献应运而生，也许从传统的编纂体例上来说，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方志，但从现实的编纂目的上来说这些文献都肩负起了“抵抗侵略”、“振兴西藏”的双重历史使命，可以说“寓时务于地志，系热忱于边疆”①正是清末西藏方志最为鲜明的特点。

清末西藏方志囿于自身体例和时代背景的双重局限，往往在藏地边政问题上，或作宏阔之论，或作具体筹划，无法做到专题方面鸿篇巨制的文献长编抑或面面俱到的周全之论，因此在探究其文献价值时，首先要将清末西藏方志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才能公允地探讨其中的价值而不至流于求全责备。

清末西藏方志皆尽心于藏地边政，且尤用力于最为迫切的“备边”与“实边”，其中亦不乏金石之策，时至今日尚能透过那些深刻的文字感受到一百多年前爱国志士思想的深邃与情愫的赤诚。

一、清末西藏方志中的“备边”之法
较之清初和清中期西藏方志，由于面临前所未有的边疆危机，清末西藏方志在编纂体例上无法墨守成规，而是径直将“时务策”与地方志进行有机结合，以期能够最大限度地有补于时政。

清末西藏方志首倡“备边”，实因清王朝本已脆弱的边防至清末之时已经有名无实。

翻检清代文献史料，清初之时藏地布防侧重北境，主要应对来自国内准噶尔部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西藏方志整理研究”（17CMZ013）阶段性成果
[6](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M].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
[7]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29·乾隆
直隶秦州新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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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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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32·民国
天水县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13]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民国秦
州直隶州新志续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14][18](明)汪颍.食物本草[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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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版社,2007.
[19]周梦蝶标点.胡协寅校阅.香祖笔记[M].大达图书供应
社,1934.
作者简介：焦晗粤（1995—），女，汉族，甘肃省天水市人，单位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研究方向为中国农业史。

通讯作者：樊志民（1957—），男，汉族，陕西省延安市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研
究方向为中国农业史。

（责任编辑：董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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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袭扰，对藏南一带皆未著笔墨。

清中期以来，尤其是廓尔喀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五十六年（1791）两次入侵我国西藏后，藏地南境的边防问题才得到清廷的重视。

乾隆末年成书的《卫藏通志》详载边关要地共计五条，且五条皆为防备廓尔喀入侵之用，即对廓尔喀来犯孔道作严密防守，逐步建立起了一条由宗喀到帕克哩，以聂拉木为重心，连接济咙、绒辖、喀尔达、萨喀、昆布、定结等重镇的带状防线。

②然而该防线以聂拉木为重心，意在防御来自廓尔喀的威胁，而清末英军的两次入侵均以锡金（哲孟雄）为跳板，进而将矛头直指藏南门户亚东——江孜一线，故布防重心已然存在重大偏差。

此外，日本陆军大佐山县初男在其编著并于明治四十年（1907）刊行的《西藏通览》中，不无傲慢地指出藏地兵制“无一可取”：西藏四周皆环以山岳，道路崎岖，地势险峻，易守而难攻，故地虽广阔而兵备則颇单薄，加以番民皆深信喇嘛教，笃守宗戒，流於柔弱，不敢思乱，其兵制之无一可取者，势也，亦理也。

[1]66
与此同时，山县初男更综合多方史料，窥知清末藏中兵力薄弱的现状，《西藏通览》第十章“兵制”条载：其兵數多少，各人各书记说不一，虽无由确知，然试举近日所闻者則汉兵六百六十五人，番兵三千百六十二人，共计三千八百二十七人。

[1]66
藏南边境数千里之地，唯此三千兵丁，故清末藏地南境告急之时，藏地边防可谓形同虚设。

清末西藏方志中首倡“备边”之论中最难能更可贵者，恰恰在于先知先觉，能在“履霜而坚冰至”的时代，于英军第一次入侵西藏之前，准确地判断出英军侵藏的进攻方向。

《西藏小识》卷一《论藏防之与国防》篇末直言：
英人窥我西藏，由廓尔喀不如由哲孟雄之便益。

自廓尔喀来，而我宗喀、济咙、聂拉木三城早收掎角之势，严于防卫尚得限戎马之足。

惟由哲孟雄来，则雅鲁藏布河即无高山穷谷足以阻限，而全藏命脉纯系乎雅鲁藏布。

[2]卷一，5材料深刻地洞察到清中叶以来专注于廓尔喀方向的防御体系已明显不合时宜，而与哲孟雄毗邻的藏南门户亚东则即无天险可凭又无劲旅镇守，文字背后透出了作者的忧虑和无奈③。

在英军第一次入侵西藏之前，能有如此洞见，着实令人钦佩。

其次，“备边”之论更多是在我国西藏已经遭受侵略的前提下，深刻认识到我国西藏的重要战略地位，进而展开重整边防的专题论述。

萧剑秋《筹边纪略》中之《援救西藏意见书》即直言：“其形势之要害，可握我国生死命脉之机。

”[3]7
徐鼐霖更为细致地强调：“人得西藏则必进窥巴蜀，顺流而下荆门，而吾中国知南部亡。

”[4]65相对具体的“备边”方案主要载录于“刍议”、“筹议”类文献中，《筹藏刍议》《筹边纪略》《筹边刍言》《筹瞻疏稿》等文献中皆有专章论述。

综合多种材料，可以简单归纳为“戍守筑边”和“编练新军”两点。

清中叶以来，藏地边防主要应对来自廓尔喀方向的威胁，而清末英军的两次入侵，都用沉痛的事实说明藏地边防的重点亟待调整。

更为确切地说，要将防御重心由既往的聂拉木转移到当下的江孜。

事实证明，江孜的战略地位堪称全藏枢机：
江孜值前藏西六百余里，后藏东南约三百余里，地当孔道，故驻一营，而印藏通道定日、济咙、聂拉木、绒辖、噶尔达、萨喀、昆布等隘皆由其调队更番逻戍，则靖西关边地之防可以稍固。

[5]75
材料中的“靖西关”即光绪十九年(1893)所置亚东地区边关，实为江孜重要门户。

不难看出，江孜关涉全藏安危的重要战略地位已然得到充分认识。

此外，为保护亚东——江孜一线的安全，藏南沿边重要孔道皆做全面防守，以确保亚东——江孜防线的侧翼安全。

简而言之，在明确防御重点的前提下，“详审要隘而多设卡防也！”[6]册二，56
与此同时，关于“编练新军”的讨论也在渐次展开。

清末士人皆充分认识到在积贫积弱的大背景下，欲整顿藏政，“着手之始莫如筹设武备矣，武备既筹则百政可因之而举！”[7]其次，更深入地看到了清末藏中兵制与操法的落后与粗劣：
军政宜改练也！按西藏额兵不过千数百人，军械窳败，操法尤极粗疏，……，侧英俄之间，腹背受敌，非兵力足以自卫，必不免于危亡，……，故练兵一事尤不可缓！[2]卷二，25
该观点皆为清末西藏方志之“共识”，《筹藏刍议》之《条议赵大臣边务办法说帖》亦指出：“经营伊始，须分缓急，次第举办，自应从练兵、屯垦入手。

”[5]47并且在筹划练兵方面，更有有识之士能突破时代局限，颇具远见地以积极态度探索民族团结共御外敌之策，蔡汇东在《筹藏刍言》之“军政之计划”条就曾提严正指出：视藏兵犹一家，练兵所以御外侮而非所以防藏民，则计划西藏之军政不得不练新军以立御外侮之基，……，今拟编练一镇，所有都率、教练、饷项、军械、衣服、马匹等一本于奏定章程。

[8]10
这种摒弃民族偏见，能够站在全体中华民族的高度去考虑藏地练兵与边防问题，在清末之时能有此创见，可谓高瞻远瞩，当然这也更从侧面有力地证明了新中国以来党和国家推行的民族政策是历史的必然。

材料中又言及欲在藏地编练新军一镇，须知清末“陆军部奏定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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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镇数三十有六，西藏未列于内。

”[8]10故清末西藏方志对于编练新军规模有一镇、两镇之论；在编设军种方面有增练炮兵、工程兵之议；在具体器械甚至操法上更有建言藏地新军应适应山地作战需要，熟练使用望远镜测距，掌握迫击炮“越击”之法；乃至交通要道需依托山势构筑工事、添设炮台之法以为保护，均有详细陈述。

综览清末西藏方志中的“备边”之法，一时之间见仁见智，蔚为大观。

二、清末西藏方志中的“实边”之策
然而，我国西藏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极为特殊，军中所需几乎全部仰赖内地转运，这是当时必须面临的严峻问题，以致民国初年邵钦权在其编著的《卫藏揽要》篇末，更是事无巨细地就军队入藏需要考虑的：
乌拉之雇用、通事之雇用、帐房之运带、粮秣之运带、军需之包裹、药品之备带、食物之备带、棉衣之备制、纸笔墨之备带、器具之备带、木椀竹箸之备带、鞍鞯笼缰之购置、军粮之采买、军粮之运转、关外之军装、雪地之烤火、渡河济水等十七个方面都做了详细交代。

④
由此足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军队驻扎藏地的艰难。

因此，清末留心边事之人，同样看到了整顿藏地边防问题，其表在“备边”，其里在“实边”，而欲更张一切、扭转乾坤则更在“兴边”。

藏地边防驻军最为特殊的问题在于“积兵太多则距饷有难筹之势，备兵过少则捍御有薄脆之虞！”[3]34即便练兵一协，“恐靡五协之饷尚未足养一协之兵，此等情形何能持久？”[5]48质而论之，恶劣的交通状况与落后的乌拉制度严重制约着清末藏地的边防问题。

因此，清末西藏方志中的“实边”乃是“备边”的重要根基与有力支撑。

“实边”之策重在屯垦与筑路两个方面。

清末西藏方志中充分肯定了古代屯垦守边的重要经验，远习赵充国屯驻湟中之法，近仿左宗棠兵屯结合之例，并且于屯垦之中亦不拘泥于成法，兼顾藏地实际。

清末西藏方志中的屯垦之策同样是见仁见智的策论形式，故难以做到全面系统的整合，综合相关文献，可将其中的屯垦之策做如下归纳：依据屯垦人员性质可分为军屯和民屯；依据屯垦产业类型可分为农垦和采矿；依据屯垦区域规划可分为沿路屯垦和边镇屯垦。

即今日观之，其中尚有可取之法。

《西征三字诀》专就军屯之法进行详细阐述：
屯有二义：一为勒兵而守，如前汉赵充国分屯要害之类，饷仍按照发给；一为以兵兼耕，如《周礼·冬官》“屯部”寓兵于农之类，饷可酌量较少。

今宜两法并行，先仍按并给饷，且由公家筹费购置农器，俟垦有所得，即以少半给奖，余则提作公费，至于当垦之地，查得裏塘一带为藏咽吭而又山势开洋数十里，溪水平流，浊秽淤积，以致酿成厉瘴，今如先行开通水道以去其浊淤，然后从而开垦可得良田万顷，平时都索兵丁凿井耕田，饫享农人之乐；有事则厉兵秣马，立张捍御制雄，是粮可坐得。

即免运输之劳而计属久长，尤为扼守之要也，故曰平藏之策终在于屯。

[3]27-28可以看出，西藏军屯的要义实为后者，因为只有“以兵兼耕”方可从根本上缓解内地粮饷转运的压力。

并且，考虑何为“当垦之地”时，提出沿川藏要道裏塘一带“开通水道”改“厉瘴之地”为沃野良田。

另结合初步调查，川藏沿途可垦之地颇为可观：
除大山之外，沿途地势平衍约居十之七八，且有土壤肥沃，惜皆荒弃，姑以长一百余、阔数十里计算，约有一万余方里，于此开垦可得良田五六万顷。

[3]31
此种沿途屯垦之法，不仅没有占用藏地原有良田，还靠近道路便于转运。

与此同时，沿途屯垦更为日后川藏要道的长治久安及来民兴业奠定了稳固基础。

而那些气候适宜的山口要隘，则“应视山口首次冲要，酌设屯兵百人或二百人，就近授田以资口食而节用费。

”[5]24《筹边十六策》更在结合藏地矿藏丰富的实情，认为屯垦当因地制宜，不必拘泥成例：
唯有多选精锐训练之师分屯要害，其附近垦场者则使之易耨深耕，躬亲稼穑之事；其逼近矿藏者则使之凿山开洞，力任工作之劳。

[3]34
这样做固然是出于因地制宜的考虑，实际上也是出于为后藏海拔较高不宜农耕之地另寻出路的周全打算。

另外，对于沿途军屯取得一定成效之后，作为延伸与扩展的民屯便可以渐次推行：
川藏之交宜姑分三大段：以大金川、小金沙江、大金沙江流域为第一段；……以澜沧江流域为第二段；……以怒江流域西抵边壩包括藏属三十六土司为第三段；……先从第一段入手，分设垦官，务在地辟民聚，粮秣有资，输运不劳，乃可言戎政。

[5]22
如此方能以川藏之路为根本，稳步推进，使川西至藏南边地粮饷转运通畅，军队保障有力，进而“备边”规划方能得以有效施行。

三、结语
清末西藏方志多针对“时务”之论，关注重心各有侧重，论述体例皆以策论为主，一时看来难免有纷繁驳杂之感，然而综合各家之说，去其所短取其所长，亦不失其价值。

尤其在清末最为迫切的“备边”与“实边”问题上，能够有较为清晰明确的认识，能够看到“备边”紧要，同时不忘“实边”的重要，能够辨正统一的看待清末藏地边防的“标”与“本”，更能依托当时历史条件，提出较为切实可行的规划方案，实为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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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围困者眼中的义和团运动
——评《伯希和北京日记》
张 庆
摘要：《伯希和北京日记》一书以法国人的视角重现了清军和义和团围困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历史事件，为研究义和团运动提供了一手史料。

作为学者的伯希和不仅带有主观情感地还原了被围攻现场，还对当时使馆区内各国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记述，有助于研究者接近历史的真相。

关键词：伯希和；义和团运动；史料选择；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ＣＮ６１－１４８７－（２０２０）０４－０１３４－０５
萧菁所翻译的这本《伯希和北京日记》，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10月出版，是周振鹤主编的“晚清稀见中外关系史料丛书”中的一本。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庚子事变中清军及义和团围困东交民巷使馆区过程中，法国志愿者伯希和所留下的日记的整理。

1899—1901年，伯希和在越南、中国各地游历并搜集整理与其研究相关的资料，当义和团运动发生时，他刚好在北京活动，住在使馆区而经历了使馆被义和团围困的过程，在战争过程中留下了碎片化的日记，因为足够真实，所以法兰西学院的编者对日记手稿进行了辨认、整理和补充，使得这本日记的内容更加完整和真实。

伯希和是知名的法国汉学家、探险家，曾跟随法国汉学家沙畹等人进行中国学研究，涉及考古艺术、东西交通、语言文学、宗教历史文化及边疆史地等方面。

不过，其在敦煌的所作所为是相当不道德的，给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敦煌学、佛学等研究带
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伯希和北京日记》一书主要分“1899年出访记”、“见证”、“书信往来”和“1901年的出访”四个章节展开。

“见证”这一章节的内容摘录自达西所著的《法国公使馆保卫战》，讲述了伯希和于1900年7月17日前往大元帅府的事件，以他人的视角展现了本书主人公伯希和的勇气和冒险精神；“书信往来”则是伯希和1900年间所写的给其母亲及亨利、主任路易菲诺的三封书信，其中提到他对时事的评论看法等，包括法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往来、他在中国所经历的事情以及对中国政府还有义和团事件的看法等，言语之间不乏对当时的清政府及中国人民的贬低之意；“1901年的出访”是由义和团运动而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伯希和再一次的中国访学之旅，经由香港到天津、北京、上海然后再到香港、广州至越南河内的旅行过程，其中记述到根据当时消息所得
注释：
①关于清代西藏方志的分期及特点等问题，参见拙文《清代西
藏方志整理现状与走向》，《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8期。

②关于清代西藏各时期藏地防御重心问题，参见拙文《清代西
藏方志中藏地防御重心的迁移》，《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③关于《西藏小识》的成书及各篇写作时间，参见拙文《<西
藏小识>成书考》，《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④关于进藏行军所需的具体论述，参见邵钦权编著：《卫藏揽
要》，第六卷，民国六年抄本，1917，第189-194页。

参考文献：
[1](日)山县初男.西藏通览[M].成都:四川西藏研究会石印
本,1909.
[2](清)单毓年.西藏小识[M].光绪三十四年抄本,1908.[3]萧剑秋.筹边纪略[M].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
刊(第三十二辑)影印本,1969.
[4]徐鼐霖.筹边刍言[M].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
刊(第三十九辑)影印本,1969.
[5]姚锡光.筹藏刍议[M].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
刊(第三十九辑)影印本,1969.
[6](清)黄沛翘.西藏图考[M].光绪甲午刻本,1894.
[7](清)陈赞鹏.上驻藏大臣治藏条陈[J].广益丛报,1909
（205/206）.
[8](清)蔡汇东.筹藏刍言[M].宣统元年本,1909.
作者简介：马天祥（1986—），男，汉族，辽宁铁岭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
主要从事清代方志文献整理研究。

（责任编辑：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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