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弃悲哀：北宋仁宗朝送别诗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渔家傲》公案再解读

第37卷第2期中国韵文学刊Vol.37.No.2 2023年6月Journal of Chinese Verse Studies Jun.2023
扬弃悲哀:北宋仁宗朝送别诗的社会文化
语境与《渔家傲》公案再解读
王雨非∗
(泰州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摘　要　《渔家傲·秋思》是范仲淹在元昊寇边时表达忧思的一首词。

欧阳修称范仲淹是“穷塞主”,并作同题词送别王素,成为一个文学公案。

历代批评家多褒范词而贬欧词为谀奉之作。

分析二人的交游可知,欧阳修称范仲淹为穷塞主,是希望其不做戚戚之文。

另外,欧阳修称颂王素“战胜归来”,在于其一贯的主战态度。

而欧阳修之词之所以为“谀词”,源于在词作中赞美王素。

其实当时士人在送人赴任之际作诗称颂临别者是普遍的行为。

这种行为波及词学领域,产生言志面向的送别词。

欧阳修送别王素之词便产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是以诗为词的表现。

分析此时欧阳修、张先等人的送人赴任词,可以看出以诗为词与“豪放词”的关联性。

而宋仁宗时期作为“以诗为词”的衔接性一环,虽然此时的作品在艺术上不够完善,但是为后来的东坡范式,提供了重要参照。

关键词　《渔家傲》;谀奉;程式化;送别;以诗为词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91(2023)02-0033-10
《渔家傲·秋思》是范仲淹在元昊寇边时写的一首词。

它原本与送别诗并不相关。

但是欧阳修称范仲淹是“穷塞主”,并作同题词以送别王素。

这成为一个文学公案。

这则公案被历代批评家和文学家点评。

点评者众说纷纭,多称欧阳修之词为谀奉王素之作。

其实点评者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解读这个公案,需要从仁宗时代的送别诗着手。

送别本是伤感的,而宋仁宗时代,因士大夫渴望共治,参政意识强烈,送别诗也以想象对方在远方建功立业为主,并在文人官僚化的进程中逐渐走向程式化。

宋夏战争之时,儒将离开家园走向战场,送别之际,情绪慷慨。

这种激昂的情绪也呈现在送别诗中,所以在诗作中常常出现称颂临别者的现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欧阳修以诗为词,创作了他的《渔家傲》。

一方面是时代背景使然,另一方面是希望范仲淹建功立业。

然而历代的评论家多指责欧阳修谀奉王素。

不少现代学者也从范仲淹的生平经历着手替其辩护,认为范仲淹在陕西镇边之时,可谓“真元帅”,而欧阳修称其为“穷塞主”,是对范仲淹的不公。

①这里需要为欧阳修一辩。

引言:《渔家傲》引发的历史性争论
范仲淹有《渔家傲》一词: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
33
∗①[收稿日期]2023-04-10
[基金项目]泰州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宋元时期的政治与音乐文学研究”(TZXY2022QDJJ00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通史”(17ZDA241);2023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颂圣与除奸:北宋庆历时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面向”(2023SJYB2275)
[作者简介]王雨非(1987—　),女,河南安阳人,讲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文献学。

关注这个文学文案的学者很多,大多从范仲淹的生平经历,为范仲淹辩护。

如王金伟《再读范仲淹〈渔家傲〉》,《语文建设》2015年第19期;王兆鹏、肖峰《范仲淹边塞词的现场勘查与词意新释》,《文艺研究》2017年第2期。

将军白发征夫泪。

[1](P648)
对此,欧阳修颇有微词,《东轩笔录》卷十一有记载:
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风景异”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

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倒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

”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

”[2](P126)
明人沈际飞为范仲淹鸣不平,他在《草堂诗余四集》中说:“‘燕然未勒’句,悲愤郁勃,穷塞主安得有之?”[3](P5344)但是庆历三年(1043),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却不遗余力地向宋仁宗推荐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范仲淹回归朝廷之后,与欧阳修、滕子京作诗唱和,留下了《剑联句》《鹤联句》。

可见“穷塞主”的评价,并没有影响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友谊。

究其原委,要从二人的关系说起。

一　不作戚戚之文:欧阳修批评话语中“穷塞主”的本意
如果对二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可以看出,尽管欧阳修比范仲淹年少十八岁,但他一直是激励范仲淹的角色。

这种关系从明道时期就开始了。

明道二年(1033)四月,范仲淹任右司谏。

欧阳修不满范仲淹身在谏臣之位,却不积极进言,写下《上范司谏书》一文。

他在文中以韩愈作为谏臣七年才有“始庭论陆贽,及沮裴延龄作相”[4](P974),类比范仲淹,对范仲淹勉励并切责之。

范仲淹马上有了两个政治动
作,第一个是他向宋仁宗进言章献刘太后去世之后,皇帝应该亲政,不当令杨太妃辅政。

这获得了宋仁宗的认同。

稍后他又进言郭后不当废,却触怒了仁宗,随即而被贬。

范仲淹把这次被贬看成了皇王和友人对他的恩赐,心态乐观。

所以他在给晏殊的书信中这样说:“其为郡之乐,有如此者。

于君亲之恩,知己之赐,宜何报焉?”[1](P602)原本范仲淹在被贬之际保持乐观的心境已经实属不易,但是欧阳修仍作《与范希文书》劝勉范仲淹。

他在文中却化用韩愈《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中“有忧天下之心”写道:“则虽有东南之乐,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4](P983)欧阳修此时激励范仲淹,为庆历之际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思想形成提供铺垫。

景祐朋党事件中,范仲淹上《百官图》被贬。

欧
阳修写下著名的《与高司谏书》指责高若讷。

这封书
信因言辞激越被高若讷递给仁宗,随即欧阳修亦被
贬。

前文提到了欧阳修对被贬时的范仲淹进行激励,
而欧阳修自己被贬时,亦毫无愧色。

他到夷陵之后,
致书尹洙,在信中反复嘱咐尹洙不要像韩愈一样因被
贬而作戚戚之文。

①此时,欧阳修也创作出令其引以为傲的《戏答元珍》,其中“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
晚不须嗟”[4](P173)之句,是希望赶超韩愈,不做戚戚之文的表现。

从欧阳修不希望尹洙作戚戚之文,到“嘲讽”范仲淹作穷愁之语,其中的思想内核是相通的。

并且以明道二年(1033)至庆历五年(1045)为时间轴,可以看出从《上范司谏书》到《与范希文书》再到《与高司谏书》,是欧阳修对于范仲淹从不甚了解到人格认同的过程。

而欧阳修责备范仲淹所作《渔家傲》是“穷塞主之词”,正是发生在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1045)之间,是一以贯之的。

二　颂而不进谀:“真元帅”背后的心境
面对这两首词,评论家往往偏爱范仲淹之作,如
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评价范仲淹之词:“此深得
采薇出车、杨柳雨雪之意。

若欧词止于谀耳,何所感
耶。

”[5](P7)贺裳认为范仲淹之作深得《诗经》的旨意,而欧阳修仅仅在于奉承他人。

从文学接受层面来说,欧阳修的《渔家傲》名
气,远不如范仲淹的《渔家傲》。

为此,明代卓人月
在《古今词统》中,还专门列出“欧不如范”一篇,曰:“诗以穷工,惟词亦然,‘玉阶献寿’之语,不及‘穷塞主’多矣。

”[3](P4372)
清朝冯金伯评价范词“词旨苍凉”,欧词“诗非
穷不工,乃于词亦云”。

[6](P1831)范仲淹之所以碾压欧阳修的同题之作,照应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可以用“殆穷者而后工也”[4](P498)来解释。

欧阳修诗论提出的时间,大致在梅尧臣去世之后,也就是嘉祐五年(1060)左右。

而关于范仲淹写《渔家傲》的时间,今人有三种
意见。

②王兆鹏、肖鹏对此进行辨析,他们认为范仲
43①
②
欧阳修在与尹洙的书信中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
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做戚戚之文。

”参见[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999页。

夏承焘认为是康定元年(1040)在延州所作,萧涤非、刘乃昌认为是庆历二年(1042)或三年(1043)在庆州所作,焦拖义认为是庆历四年(1044)在麟州所作。

参见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萧涤非、刘乃昌主编《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29页;焦拖义《范仲淹的〈渔家傲〉作于麟州红楼》,载《榆林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淹的这首《渔家傲》创作于庆历二年(1042)秋。

[7]欧阳修写同题词,在王素第一次出知渭州之时,也就是
庆历四年(1044)八月之前。

此间,对于欧阳修来说
正是事业的上升期,他难以体会诗文“穷而后工”。

但是,对于范仲淹来说则不然。

景祐废后事件之后,范仲淹一直辗转于地方之
上,先后至饶州、润州、越州。

康定元年(1040),范
仲淹临危受命,以儒将身份赴边。

虽然他在《延州
谢上表》中表示“誓平此贼”[1](P342),但他多次上奏,分析攻守利弊,主张以守为主。

庆历元年(1041)正
月,元昊求和。

范仲淹写信劝其去号休兵,避免战
争。

此外,好水川一战,任福战死。

韩琦引咎去位。

这又是主战的一次失误。

范仲淹的主和情绪自然更
加强烈。

然而,此时正值宋军于好水川战败之际,西
夏的气焰嚣张。

李元昊在回信中言语傲慢。

范仲淹
将回信在来使面前焚之,并将副本申奏朝廷,结果范
仲淹再次被贬。

从范仲淹前半生的经历看,他不断
在贬谪的过程中,可谓“穷人”。

接连被贬,在范仲
淹心中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庆历二年(1042)
秋,战事告急。

朝廷将范仲淹再次调往延州。

范仲
淹写下《上吕相公书》。

这是给吕夷简的书信。

写作时间与《渔家傲》
同时,信中称:“人在山川之险,粮尽路穷,进退有
患,此宜慎重之秋也。

”[1](P220)这里将“不敌自困”的敌我双方形势分析得十分详尽。

多年后,范仲淹回忆了当时宋夏战争的情景,写下《送河东提刑张太博》一诗。

从诗中“是秋怀敏败,虏势侵泾原。

天地正愁惨,关辅将迸奔”[1](P52)之句,可见定川寨战役中,葛怀敏的战败给范仲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范仲淹还在《阅古堂诗》中有“赤子喂犬彘,塞翁泪涔涔”[1](P54)之句。

从这句诗可知范仲淹当年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秋天。

而范仲淹的《渔家傲》便是一个“穷人”在“穷边”的“穷秋”之际,创作的“穷而后工”的篇章。

“穷而后工”是欧阳修的文学理论,而范仲淹的文学理论集中表现在《与时政书》《唐异诗序》之中。

这两篇文章作于天圣年间(1023—1032),范仲淹看重诗歌中的“因事而发”的功能,反对以富贵浮华为主的西昆体,批评宋初诗歌的创作缺乏真情实感,脱离现实。

所以纵观范仲淹的文学作品大多饱含真情,并且他始终把这种理论贯穿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

《渔家傲·秋思》便是其中之一。

所以梁启超在评价范仲淹的《渔家傲》时,肯定了范仲淹词中“重情”的属性,认为“范文正公有一首最好”[8](P3098)。

我们把庆历四年(1044)作为节点。

首先,欧阳修只经历过一次被贬,心态上还以建功立业为主。

欧阳修被任命为谏官时,其好友蔡襄写《喜欧阳永叔余安道王仲仪除谏官》一诗以贺之,其中有“昔时流落丹心在”[9](P123)之句,由此可以看出欧阳修的精神状态。

其次,欧阳修在《渔家傲》一词中鼓舞士气,源于其主战的心态。

这种心态在战争伊始便表现出来了。

宝元元年(1038),安化蛮抢掠宜州、融州。

消息一出,在乾德县担任县令的欧阳修便写下《南獠》一诗,流露出对朝廷出兵收效甚微的无奈。

同年十月,宋夏战争爆发。

此年冬,欧阳修归襄城,僧人知白弹奏《平戎操》以娱之。

“平戎”原意在于与戎人媾和。

鉴于战争如火如荼,欧阳修听出了“平戎”的变调。

他愤愤不平地写下《听平戎操》,感慨自身的才智不足,认为自己“遭时有事独无用”[4](P746)。

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在滑州任上送别任处士,在诗中亦提及战争:“一虏动边陲,用兵三十万。

天威岂不严,贼首犹未献。

”[4](P17)庆历元年(1041),欧阳修回到京城。

晏殊请其参与西园会饮。

当时宋夏战事未息,欧阳修在宴会上,慷慨作诗,写下了著名的《晏太尉西园贺雪歌》。

这又是一则因欧阳修心系战争而产生的文学公案。

稍后,欧阳修返回京城担任集贤校理。

他在写给苏舜钦的诗歌中,感慨自己因年迈而不能走上战争前线:“所嗟事业晚,岂惜颜色衰。

”[4](P752)欧阳修任滑州通判时,他在给徐无党的诗中又提及自己的自愧之感:“嗟予愧疲俗,奚术肥尔瘠?”[4](P753)庆历三年(1043),基于一贯的主战心理,欧阳修担任谏官之后,上疏言西夏问题时,多持主战论调,并对主张议和的士大夫进行言语上的攻击。

而此时朝廷对边将的任命牵动着欧阳修的心。

基于当时朝廷的用人制度———“大率以文词进”[9](P432),宋夏战争中,宋人多以儒将镇边。

但是被尊崇的“儒将”,却没有表现出将相丰姿。

先是杨偕弹劾夏竦对东兵、土兵廪给之多少并不了解[10](P9575),既而谏官、御史交章论曰“(夏竦)尝出巡边,置侍婢中军帐下,几致军变”[10](P9575),随后,其他儒将的能力也遭到质疑。

边塞上渐渐有传言范雍“大范老子可欺”[11](P143下)。

相比而言,韩琦、范仲淹的表现较为突出:“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11](P143下)据苏舜钦回忆,当时“羌贼不庭,西方用武,策画颠倒,兵师败没,众谓非阁下(范仲淹)之才不能了此
53
事”。

[12](P528)可见当时朝廷之上,众人对范仲淹寄予厚望。

但是范仲淹也无法左右战争的局势。

入政府以来,范仲淹的政声大不如前,朝廷之上渐渐有人在私下谈论“(范仲淹)因循姑息,不肯建明大事”,稍后“言者稍众,不复避人矣”。

[12](P528)
这种情况下,略懂兵法的欧阳修①,只能将克敌制胜的理想寄托在其他人身上。

但是当时朝廷选拔的将领,在欧阳修看来并不如意。

这在欧阳修上书《论赵振不可将兵札子》以及《论李昭亮不可将兵札子》可以窥探一二。

尤其是他在《论李昭亮不可将兵札子》说:“臣窃见朝廷作事常患因循,应急则草草且行,才过便不复留意。

”[4](P1550)直指朝廷任用将领有草草任命之举。

庆历四年(1044),李端懿出使冀州。

欧阳修热情地写下《送李太傅知冀州》一诗,称赞李汉超“为将勇无俦”,称誉李允则“善觇多计筹”。

[4](P755)诗作借用盛赞宋初将领李汉超、李允则,其目的在于激励李端懿。

这首诗与欧阳修同年送别王素的送别词在同一节点。

王素,字仲仪,与欧阳修同岁。

其父王旦是前朝重臣。

天圣五年(1027),王素通过考试进入学士院,赐进士出身。

庆历时期与欧阳修同在谏院。

在谏官任上,王素有不俗的表现。

仁宗亲近女色,在王素的谏言下,仁宗将王德用进之二女遣出。

[10](P10403)
王素一生三次镇守渭州。

第一次在庆历四年(1044)。

欧阳修集中不见此次送别王素的诗。

而王琪邀请梅尧臣一同送别王素,二人在践行席上赋诗送之,句甚雄杰:
未破河西寇,朝廷尚有忧。

淮南命儒帅,塞上足封侯。

莫擐黄金甲,须存百胜谋。

昔尝经黠虏,今去正防秋。

[13](P245)
这首诗中的首句点出了当时社会的现状。

西贼未破,朝廷担忧。

梅尧臣嘱咐他一方面要为百姓着想,另一方面要小心狡猾的敌人。

而诗中“塞上足封侯”则是梅尧臣期待王素建功立业,塞上封侯。

三　前程似锦院仁宗时期送别诗的程式化
欧阳修与梅尧臣送别王素不在一时一地,却在诗、词中不约而同地提及功名。

出现这样的现象,首先,与宋人重功名有关。

宋仁宗朝被公认为是士大
夫思想比较自由开放的历史时期,也被称为宋代士
大夫政治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

[14](P16)士人重名是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

范仲淹就曾说“少小爱功
名”[1](P24),刘敞称“济世图功名”[15](P5750),王素也格外看重功名。

皇祐三年(1051),王素再知渭州。

欧
阳修作《送渭州王龙图》一诗,其中有“汉军十万控
山河,玉帐优游暇日多。

夷狄从来怀信义,庙堂今不
用干戈”[4](P204)之句,从这句诗可知当时的朝廷已经不主张战争,将领在边塞可以休闲度日。

正因如此,王素给文彦博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散佚,只有残句:“偶因安帖都无事,空使淹留不见功。

”②文彦博以《次韵答平凉龙图王谏议素》答之。

与此同时,韩琦也有一首《次韵答渭帅王龙图》。

两首诗用韵一致。

可以看出,王素在悠游之余,给两位好友写了同一首诗表达难以建功的苦恼。

不久,王素知许州。

据其侄韩维回忆道:“尝提十万师,为国扞羌寇。

严兵坐大府,诸将无与右。

……胜势前已决,威声日西走。

功名未及建,得此山城守。

”[15](P5113)可见,当年王素拥兵十万,为国扞羌,然而出守许昌之后陷入“功名未及建”处境。

以此推想,第一次知渭州,王素对建功立业应该是充满渴望的。

其次,正因宋人重功名,宋人的送别诗与前代相
比,扬弃悲哀,关注功名,发生了极大的“变形”。

推
究前代送别诗,清朝王士禛将《诗经·邶风·燕燕》
称为“送别诗之祖”[16](P62),一方面是因其时间久远;另一方面在于它的言情面相,即“可泣鬼神”是也。

魏晋时期,官吏职变,均有宴送。

“送故”成为风俗。

[17]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交通不便利,离别之后难以相聚,在送别诗中总是呈现出低沉的情绪。

唐代的送别观念增强了,并且追求隆重。

天子率百官送行,甚至写诗竞赛,编为诗集。

这样,无形中就冲淡了送别的愁绪。

此外,唐代边塞送别诗,一改古送别诗“有别必怨”[18](P40)。

但是唐代诗人并非兼顾学者、官僚为一身,他们送别多以亲朋、故旧为主,所创作的送别诗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主情”上。

而宋人与前代大不相同。

宋代社会是典型的士
大夫社会。

以科举入仕为分界点,送别依次为送人
赴举;送人赴阙;送人致仕;因宋夏战争的特殊性,宋
63①
②
欧阳修略懂兵法,他对《孙子》颇为偏爱,自己在私下研究战争用人也经常以《孙子》为论据。

关于欧阳修对《孙子》的研究,参见吴名
岗《欧阳修对〈孙子兵法〉的学习与运用》,《孙子研究》2021年第4期。

参见《文彦博集校注》卷四《次韵答平凉龙图王谏议素》下“来诗”部分,[宋]文彦博著,申利校注《文彦博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50~251页。

仁宗时期的送别诗又以战争为分界点,可以分为送
人使北、送人征西。

这些送别诗关注功名,与前代送
别诗相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形。

第一,大鹏展翅,前程似锦。

北宋时期,帝王重视科举。

大批士人可以通过
科举走向仕途。

在宋人看来,赴举是一件寻常事。

士人需要为不同的人送别,写赴举诗。

在诗中称颂
临别者的现象在宋初就时有发生,以张咏的《送张
及三人赴举》为例:
才雄扬子云,古称蜀川秀。

千载遗英声,三贤继其后。

文章积学成,孝友亦天授。

远郡得充庭,期将免固陋。

[19](P16)
这首诗先以称颂临别者故乡贤人为开端,继而
赞颂三人的文章卓越,品行高洁,最后认为得贤人入
朝廷,会使朝廷免去固陋。

这无疑是把三人日后在
朝廷的效用放大了。

此外,士人往往以“大鹏”来赞
誉赴举之人,如李觏《送夏旦赴举》“好共大鹏双奋
击,此行有路到南溟”[20](P441)。

并且诗人在考前就预期临行者将要高中,如宋祁《送朱进士赴举》:“几
日东归荣昼锦,度关遥识弃纟需生。

”[21](P2458)又如苏辙《送王适徐州赴举》:“明年榜上看名姓,杨柳春风正似今。

”[21](P911)士人在诗中壮行为常态,当无法做出豪壮之诗时,还会表示愧意,如王令《送钱公辅赴举》:“我久疏慵无壮思,聊倾病耳待江边。

”[15](P8164)对比唐宋送人赴举诗,其中表达的情感比较相似,都在强调喜别。

而因宋人科举取士人数较唐代大为提升,在送人落第归乡诗上,宋人情绪更为乐观,如欧阳修《送黎生下第还蜀》“一败不足恤,后功掩前羞”[4](P21),又如刘攽《送郑五下第西归》“壮心须慷慨,勿学泪沾衣”[22](P245)。

成功进入仕途之后,士大夫的交际往来难免有
迎送活动。

宋初士人赴任送别,主要来自士大夫的
自发行为。

这种自发行为倾向于单人化,其中的感
情因素就更加浓厚,通常将离别与“泪”的意象相
连,如张咏:“民吏相看有泪痕。

”[15](P549)再如潘阆:“离亭相别泪阑干。

”[15](P626)稍后,单人送别转向众人送别。

众人的感情难以统一,如陈尧叟赴广西,宋白、宋湜等人为其饯行,有同题《送陈尧叟赴广西漕》诗,宋湜诗中有“怜君将命拜新恩,送别都门亦断魂”[15](P596)之句,颇为悲伤。

宋白诗则不同,诗中“北阙皇恩从此布,南方沴气必然销”[15](P289)之句,则甚为雄壮。

再如陈瞻知永州,朱昂、孙冕、刘骘、李防等众人同时同题作诗,诗中呈现出不同的感情,在刘骘的诗句中就出现了“锦衣归”及“宣皇泽”的言论。

语言中涉及了大国的威仪和气派。

宋仁宗时期,公使钱已经在饯别中运用开来,令送行成为一种官方行为。

①曾巩撰文记述了每当有官吏外出任职,辙“约日皆会,饮酒赋诗”[23](P214)。

随着公共送别的流行,士大夫集子中往往呈现“高频率”的送别,而送人赴任诗占了较大比重。

②见表1:
表1　宋人送别诗中送人赴任诗统计
这些诗,诗题中多有“宰”“尉”“漕”“典”“知”“主”“出镇”等字眼。

在送别对象上,有送行者的同年,如范镇《送罗胜卿同年提举玉局观》;亦有送行者的前辈,如宋祁《送余姚尉顾洵美先辈》。

在内容上,送人赴任诗还常常先夸耀临别者。

如胡宿《送祝熙载赴金华主簿》:“数路收才汉得人,物涂聊试半通纶。

”[15](P2084)
士人常常运用想象,刻画出一幅幅通过友人治理,所管辖之地民安国泰的图景,如宋祁《送王鼎同年尉荥阳》:“浮凉御风至,澄翠溢荥来。

”[15](P2374)有些送别由帝王发起,诏书中提及惠泽生民,这在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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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尹洙曾于《分析公使钱状》中提及朝廷在送行之时使用公使钱。

此统计以《全宋诗》之中的送别诗为主。

诗中也有体现,如梅尧臣《送施司封福建提刑》:“轻
车莫道远,诏意重生民。

”[13](P986)官员惠民自然有功绩,功绩书写也时常出现在送别诗中,如欧阳修《送
朱职方表臣提举运盐》:“连年宿与泗,有政皆可
纪。

”[4](P113)送别者还往往想象友人在任上的功绩,可以载入史册,如宋庠《送谢屯田徙治富顺监》:“西
征自叱忠臣驭,千古王尊直笔褒。

”[15](P2241)而被送之人,对友人所写之作,格外重视。

郑獬有《朝贤送
陈职方诗序》一文:
康定元年,尚书外郎陈君以殿中丞出贰福州,于时朝中群公故人,咸作诗以美之。

陈君家于兴化,而福为邻州,又亲侍太夫人以行,故其诗皆乐道孝养而张以为荣事。

陈君既之官,且侈群公之有是言也,刻之石,凡七十二篇,今枢密直学士蔡公为之序。

[24](P248)
从这篇序文可以看出朝中故人歌颂被送者,被歌颂
者对这些歌颂之词也颇为重视,甚至刻石记录之。

相反,有些士人,因送行人所作之诗不合己意,还会
要求重作。

如梅尧臣的《重送杨明叔》,梅尧臣在前
诗中刻画临别者将去之地的美景,其目的在于“将
以道彼美而乐乎往也”[13](P698)。

而临行者对此不满,按照临行人的“愿以规”的要求,梅尧臣重作一
诗以送行。

此外,士人在送别时,还在离别宴席上分韵赋
诗,如嘉祐元年(1056),裴煜知吴江,欧阳修令众人
以“黯然销魂、惟离别已”分韵赋诗相送。

汴京“人
情场”上的迎来送往,已经成为平常之事,所以众人
和诗只有“离别”不见“黯然”。

此外,同为送别张师
中,苏颂作《即席分得秋字送张吉老学士移使京
西》,韩维有《席上探得游字饯两浙提刑张吉老》,司
马光有《送张学士两浙提点刑狱》,众人在诗作中对
张师中给予热情的歌颂,但是诗作流于文字游戏,情
感意味淡化。

还有致仕送别诗。

宋人的致仕制度在仁宗朝得
以完成。

致仕者衣锦荣归之际,送行者,常常作送别
诗歌颂之。

它的程式表现在赞扬功绩→感慨艳羡→
欢愉畅饮→高歌相送,如蔡襄《送张太傅还乡》“置
器功成佚退身,故园南望整车茵”[9](P177),胡宿《送致政吴宾客》“挂冕高辞九列荣,年如园绮尚康宁”[15](P2094),欧阳修《送致政朱郎中》“今日荣归人所羡,两儿腰绶拥高轩”[4](P803)。

值得一提的是胡则致仕时,参与这次送别诗人数量庞大,如王銮、周古、张承、赵瑞、温良玉等,他们的创作形成送人致仕的组诗,这组诗无一不是在赞颂胡则。

此外,士人有时情思不足,代人送别应运而生,王令有《代人送常州致仕张待制》。

其中的张待制,即张昷。

张昷与其叔张铸同时致仕,送别者有百余人,为一时之盛。

第二,由景物描写转向爱国杀敌。

澶渊之盟之后,宋辽议和。

宋廷实行边鄙无事的政策,对于儒将建功立业并不提倡。

如有人有
“建功”之心,则会被士大夫抨击为“贪功”[25](P1400)。

所以在此时士人描写边塞,想象边塞苦寒,是送人赴边诗的重要内容,如“塞垣古木含秋色”“河朔雪深思爱日”“顺风雕鹗远凌秋”等等。

[26](P2)此时描写边塞景色,突出对被送者的怜悯,成为送人“镇边”诗的主流。

但是并非每人都游历过边境,关于北方的寒冷的描写,多源自士人的想象。

欧阳修早期送别诗中的北方描写,也与实际经验毫不相干。

之所以这样说,是根据欧阳修的生活轨迹。

欧阳修三岁时丧父,随母由绵州(今四川绵阳)到随州(今湖北随州)投奔欧阳修叔父,之后一直生活在汴京和洛阳。

直到庆历五年(1045),年近四十的欧阳修出镇河北,才真正一睹北方边境的真实面目。

在此之前,欧阳修送人使边诗中的北方印象,主要来自他心中对于北方边鄙异地的想象,如景祐二年(1035)张修时赴任威胜军,欧阳修作送别诗:“北地不知春,惟看榆叶新。

”[4](P162)威胜军与辽、西夏接壤,在欧阳修的笔下是不毛之地。

在他的印象中,那里不仅不知春颜色,甚至烽烟滚滚。

此外,欧阳修还有送别史褒武功任之诗:“久作游边客,常悲入塞笳。

”[4](P162)武功,属陕西西路京兆府;欧阳修在送别史褒之时,对于这位同年的遭遇深表同情。

元昊寇边之前,宋人眼中主要的外部矛盾在契丹。

元昊寇边以来,仁宗朝士人因感到大国受辱,将矛头由契丹转为西夏,如苏舜钦称“本为朝廷羞,宁计身命活”[12](P88),刘敞亦言“国耻吾亦羞,如何扫封疆”[15](P5678)。

这时候士人为了鼓舞士气,笔下的苦寒印象退却,如宋祁在《余将北征先送同解》一诗中说:“三冬大雪梁台路,不敢逢君唱苦寒。

”[15](P2556)可见战争对送别诗从“唱苦寒”走向豪迈,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基于战争的影响,士大夫还往往激励临行者,据刘攽《中山诗话》:
景祐末,元昊叛,夏郑公出镇长安,梅送诗曰:“亚夫金鼓从天落,韩信旌旗背水陈。

”时独刻公诗于石。

[27](P284)
汉武帝为了表彰功臣,画有功之臣之像于麒麟阁内,成就了一段佳话。

在刘攽记载的这则轶事中,梅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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