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购买力评价进行国际比较的优缺点

利用购买力平价进行国际比较的优缺点
一、新数据
在半个世纪前，ICP就开始了价格收集工作，以便于对以本币计量的经济数据进行国际比较，避免汇率波动可能造成的扭曲。

这项工作的核心是计算人为汇率即购买力平价，如果这种汇率确实有效，就会使各国普遍的平均价格相等。

使用购买力平价而不是市场汇率，可以使GDP的实际价值以及相关收入和生产数据在更稳健的基础上进行比较。

购买力平价是国际经济分析工具箱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计算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购买力平价和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的宏观经济统计数字，每隔几年就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全球数据收集工作。

在两次更新期间(到目前为止每6年进行一次更新，但今后每3年进行一次更新)，每年的数据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外推。

世界银行已于2020年5月公布了最新一轮基准统计（2017年基准），与2008年（2005年基准）和2014年（2011年基准）公布的结果相比，这次产生的意外较少，引发的争议也少得多，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变化约为0.5%。

根据Atamanov等人的研究，估计的极端贫困人数也仅修正了1%的零头。

尽管如此，大约20个经济体的GDP估计值仍有至少10%的变动。

早期ICP涵盖的国家有限，1970年时是10个国家，到世纪之交增加到60个国家。

在2005年ICP之前，数据收集的运营资金有限，导致了操作上的困难和延误，而后续基准数据收集工作所做的修订，足以推翻基于修订前数据进行的几项有影响力的计量经济研究结果。

随着ICP涵盖了越来越多的实体，世界银行在要求非常高的国际数据收集工作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2005年的基准价格收集工作涵盖146个国家(首次包括中国)，2008年公布的新价格数据以及根据原始数据构建购买力平价的方法的变化，导致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估计收入和贫困水平大幅下调。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被重新估计，分别比先前的估计低40%和35%。

学者们对这一结果进行了争论，一些人怀疑中国和印度的低估值是否与这些国家过去几十年报告的GDP增长率一致。

将当时新的收入估计数倒推到1950年，意味着数百万印度人当时的收入水平低于温饱。

六年后，2011年的基准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国和印度以及更大范围内的意外情况。

低收入国家的估计物价水平比以前认为的要低得多。

因此，这些国家的平均实际收入提高了很多。

世界银行的极端贫困线(以购
买力平价计算)以下的人口数量下降了大约一半，再次威胁到“对贫困估计的破坏”。

世界银行迅速将其极端贫困线从1.25美元提高到每天1.9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换算成各国货币)。

考虑到连续基准数据集估计值的波动性，Atkinson建议，出于政策目的，以本币衡量的国际贫困线不应该根据新一轮ICP数据进行修订；然而，还没有这样做。

二、为什么购买力平价很重要？
为了说明做出这些调整的重要性，不妨考虑一下阿根廷近年来的情况。

按照公布的汇率换算，阿根廷2017年的人均GDP约为1.46万美元，约为美国相应数据的24%；两年后，该数值降至1万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6%。

如果将人均GDP视为衡量经济表现的标准，那么阿根廷应该被认为更接近美国水平的24%，还是16%呢？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经济真的有那么大的恶化吗？这些问题导致了购买力平价的构建，以替代市场汇率进行比较。

将以美元计价的美国GDP，与以比索计价的阿根廷GDP进行比较，需要使用汇率。

从长期来看，市场汇率的变动往往与相对价格通胀保持一致，然而，突然的汇率变动可能会使国内价格、特别是非贸易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与国外价格严重脱节。

此外，当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或盯住汇率制时，它们可能在数年内远离与相对
价格的长期均衡关系，特别是在实行外汇管制的情况下。

因此，按市场汇率比较各国的GDP可能会产生误导。

以阿根廷为例，其2017年至2019年期间GDP的明显下降，大部分可以追溯到这两年阿根廷比索市值的暴跌。

虽然在此期间阿根廷也出现了快速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了一倍多），但物价并没有赶上比索市值的下跌。

经最新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数据显示，阿根廷2019年的GDP为美国的35%，虽然低于2017年的39%，但降幅要小得多。

过去20年其他几个危机的例子也说明了为什么购买力平价很重要。

显示了六个不稳定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和市场汇率计算的人均GDP，每个经济体都显示为美国数据的百分比。

从百分比变化来看，购买力平价系列更加平稳，而市场汇率的下降极大地夸大了这些国家各自经历经济崩溃的严重程度（尽管它们很严重）。

这两种衡量方法产生的估值差异，阿根廷就是一个明显例子：2001-02年阿根廷人均实际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下降幅度，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12%，按市场汇率计算为65%。

1998年印度尼西亚的危机使人均实际收入相对于美国减少了约17%，而不是市场汇率显示的近60%。

1998-99年的俄罗斯经济也有类似的情况。

土耳其系列的波动性（用变异系数衡量）在市场汇率系列中约为32%，但在购买力平价中只有20%。

津巴布韦的收入水平在经历了20年的大规模下降之后，其200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收入是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两倍。

相比之下，委内瑞拉相对于美国的人均收入在2003-2010年间增长了约三分之一，而不是按市场汇率计算的240%。

如果不想在进行国际金融和经济比较时犯严重错误，纠正不反映相对价格变化的汇率大幅波动是很重要的。

购买力平价是所有此类比较的一个基本要素。

但是，除了消除市场汇率变动造成的扭曲外，购买力平价还可以消除了影响相对价格的其他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系统性的生产率差异。

解释低收入国家的经济规模根据2020年ICP报告公布的新系列购买力平价和世界经济规模，按照新的购买力平价，2017年中国的GDP略高于美国，印度位居第三。

如果按市场汇率计算，排名将大不相同，美国排在中国之前，印度排在日本、德国和英国之后，排在第六位。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购买力平价不仅消除了因定价错误的汇率造成的扭曲，而且消除了由于其他因素造成的价格差异。

如果要比较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总体经济规模或实力，其中一个因素，即生产率差异，不应被排除。

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工资往往较低，非贸易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也相对较低。

自半个世纪前首次收集数据以来，这种系统性效应是相当显著的(图2)。

对于这种模式，最常被引用的解释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各国的相对工资水平与生产率水平系统地相关，在平均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地方，工资也会较低，国际竞争可能会使贸易品的价格趋于均衡，但低收入国家较低的工资率将反映在非贸易品和服务的较低价格上。

但是，如果像巴拉萨-萨缪尔森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可贸易品的）较低的平均生产率是低收入国家价格水平系统性降低的根源，那么，以消除这种效应的汇率重新计算GDP，可能会导致夸大其经济规模、生产能力和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

这一结果表明，通过删除被认为是由生产率差异引起的调整的那一部分，只从市场汇率部分转向购买力平价是可取的。

正如文献中的处理方法，近似计算这一比例的一个简单而粗略的方法，是减去人均收入对购买力平价的估计影响。

假设生产率确实在起作用，通过将生产率因素加回每个国家的购买力平价估算，得到一个简单的经生产率调整的购买力平价，就可以避免衡量经济体生产力的偏差。

这种调整并不直接解决每个国家的生产率问题，而是随着全球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平均生
产率。

这样的调整似乎更适合于比较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而由此调整后的数据，使得人口众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发生了重大调整。

这种对可贸易品的平均生产率进行调整的结果是惊人的：美国保持了其榜首位置，而欧盟（即使不包括英国）仅领先于中国；印度排名第4，只稍领先于日本，而不是此前数据显示的比日本高60%；排名第六的是俄罗斯，远远领先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总和（在未经调整的购买力平价数据中，该地区的总和超过了俄罗斯）。

这种粗略的调整不像ICP运算得那么精密，但它是一种方便的方式，突出了使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来比较不同国家的经济规模或实力的主要潜在缺陷。

方法论问题
关于计算跨国价格差异指数的最佳方法一直存在争议。

根据Deaton和Aten的观点，在不同价格下比较不同偏好的人的福利“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种务实的方法是取所有双边相对价格的平均值，另一种方法是参照一组单一的参考价格和数量进行计算，也就是单一的人为参考或“平均”国家。

这些方法之间的选择——以及每种方法中的其他方法选择，都会对估计的购买力平价产生很大影响，ICP所采用的办法往往低估了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

收集基本价格数据也是一个挑战。

虽然这些年来有了很大的改进，但这个过程仍然不完善。

有些商品在发达经济体中很常见，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却买不到，或者只能在少数专为富人或外国游客提供服务的商店里买到。

是否应该包括这些价格，还是应该采用替代方法？
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被用来处理这个和类似的问题，但争议仍然存在。

例如，正如Ravallion所指出的，在选择用于比较的商品定价时，可能会偏向于国际贸易商品，这可能是夸大低收入国家价格水平的一个因素。

包括Reddy和Pogge在内的一些观察家批评使用基于家庭平均消费篮子(而不是反映穷人消费的篮子)的购买力平价来定义贫困线。

但最近一项针对16个非洲国家的研究发现，在其中大多数国家，穷人支付的价格低于平均水平。

然而，Argente和Lee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大衰退期间，穷人的通胀率高于其他人。

使用市场汇率在这里不会有帮助：购买力平价调整远不是界定贫困线的最后一招，但它考虑的因素是重要的。

贫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并不能通过衡量现金收入的购买力来充分体现。

三、在比较平均收入水平方面存在的缺陷
当使用ICP数据比较各国的人均收入时，不会出现生产率问题，然而，这里也有陷阱：GDP在衡量福利方
面存在缺陷。

这些缺陷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与单个国家的时序比较相比，这一因素可能会更经常地影响跨国比较的结果。

例如，考虑到环境退化。

世界银行估计，有10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损耗超过了GDP的15%；在大约50个国家，这一比例超过了5%。

其中许多国家是初级产品的小生产国，但它们包括拥有9000万人口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智利、科威特、秘鲁、卡塔尔、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较为繁荣的国家。

相比之下，在大约50个国家，这种消耗估计不到GDP的0.2%。

忽视如此巨大的差异显然会使比较产生偏差。

一些大型跨国公司活动的模糊地理位置进一步扭曲了对GDP的国际比较，这个问题在爱尔兰近年来的数据中很明显。

爱尔兰是许多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特别是在信息和通信、制药和飞机租赁等领域。

这些公司在爱尔兰的子公司所拥有的资产(有形或无形)的折旧计入爱尔兰国内生产总值。

2015年，主要因所有权转移导致的这些资产猛增，使得爱尔兰实际GDP增长了25%。

尽管这些活动的记录符合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的国际统计标准，但这种变动对GDP的大多数传统用途造成了严重破坏。

因此，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不再是衡量爱尔兰生活水平的一个有意义的指标。

幸运的是，ICP为另一个变量——实际个人消费(AIC)编制了具体的购买力平价，AIC是GDP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更接近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生活水平衡量标准，并且不受跨国公司活动造成的扭曲影响。

AIC既包括家庭消费，也包括直接提供给个人家庭的那部分政府消费(和非营利机构的消费)。

ICP将AIC视为“平均物质福祉的衡量标准”。

利用人均AIC代替人均GDP（忽略人口少于100万的经济体），使爱尔兰从世界第四位（为美国水平的130%，领先于瑞士和挪威），下滑到第21位（为美国水平的60%），这是一个更现实的排名。

四、结论
为跨国比较提供良好的统计基础对于良好的政策分析至关重要，适当解释和使用数据同样重要。

不应低估为世界所有经济体构建购买力平价所涉及的概念和实际问题的规模，但是，人们已经设计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即使方法论上的争论还没有完全解决，但近来已日渐平息。

购买力平价数据有效地抵消了汇率波动造成的扭曲。

不应忽视影响各经济体GDP比较的其他重要结构性差异，包括环境退化和跨国公司选址决策的统计影响。

被广泛接受的巴拉萨-萨缪尔森理论将低收入国家普遍存在的较低价格解释为可贸易品的低生产率，该理论在国际比较中会领略一些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实力，考虑到这一点，经济体的排名就会在重新排序中会发生重大调整。

随着新冠肺炎大流行后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消费和生产模式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2020年及以后支出模式的急剧变化，国家和国际价格指数可能需要更频繁地进行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