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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意外伤害的理论分析——基于
“Haddon模型”
全球每天约有2000多个家庭因意外伤害失去孩子，[1]儿童伤害已成为主要的问题之一。

在世界范围内，伤害和暴力已成为儿童的主要杀手，导致每年约95万青少年儿童（18岁以下）的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疾病负担：2004年更新》），其中，意外伤害占了90%。

[2]1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发达国家儿童总死亡原因排序中，意外伤亡一直居于首位。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在世界多数国家中，意外伤害是导致青少年意外伤残的主要原因。

我国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对多个地区的调查也证实，意外伤害确实已成为我国14岁以下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且伴有发生率高、增长速度快和死亡率高的特点。

根据一项调查，我国意外伤害占儿童死亡总数的26%，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7%～10%的速度增加。

[3]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显示，超过95%的儿童伤害死亡发生在低等和中等收入的国家，虽然发达国家因伤害导致儿童死亡的人数低于其他国家，但伤害导致的死亡仍占总人数的40%。

[2]12000～2007年，我国0～14岁儿童因意外伤害所致的平均伤亡率为18.6/10万，占0～14岁儿童总死亡的25%。

其中溺水、窒息、车祸占全部死亡的82.4%。

[4]根据全球儿童安全网络（中国）首次发布的《2000年至2005年中国儿童意外溺水状况调查结果报告》统计显示：“中国平均每年有近5万名0～14岁青少年因意外伤害失去生命”，即平均每天近150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而失去生命。

来自“全球儿童安全组织”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儿童的意外伤害死亡率是美国的2.5倍、韩国的1.5倍。

[5]在儿童群体中，学龄前又是意外伤害发生的主要年龄段，学龄前儿童意外伤害占意外伤害发生率的 65.01%，[6]其中尤以4岁以下发生率最高，[7]当儿童成长到5岁时，意外伤害成为他们健康和生命的最大威胁[1]。

许多调查和数据都已说明，在多数国家，伤害成为导致儿童死亡和健康不良的首要因素。

近年来在东南亚五国（孟加拉国、中国、菲律宾、越南、泰国）大规模的儿童死亡率总体情况调查发现，各个年龄组儿童因伤害致死的人数大大高于之前的估计数，全球化，机动化，城市化及环境、气候改变等都有可能使问题更加严重。

[2]1
意外伤害导致的伤残，给儿童自身、家庭及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负担，然而，90％的儿童意外伤害都是可以预防的，且防胜于治。

[8]
一、意外伤害的“偶然性”分析
儿童意外伤害是指由预料不到或未引起重视的原因对儿童身体所造成的损伤或死亡。

[9]意外伤害常被认为是“意想不到的”，主要由于它被视为一种“小概率事件”（即发生概率接近于零），而把发生概率设想为零的错误在于，它接近于零但不是零。

在数理统计中，有这样的规律：假设某意外事件在一次活动中发生的概率为p(p＞0)，那么，在n次活动中，pn的概率为：
pn=1?（1?p）n
所以，p再小（即小概率事件），但是当n值越来越大时，pn就接近于1。

根据墨菲定律，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客观上存在一种错误的做法，或者存在发生某种事故的可能，不管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小，当重复做这件事情时，事故早晚会发生。

[10]
根据墨菲定律，如果“错误”存在，潜在的“意外事件”就会发生，而人总是会犯错误的，所以伤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随时存在。

对于儿童来说，尤其是年幼儿童，教养人的监视和对预防意外伤害十分关键。

但是教养人对意外伤害的普遍反应是“我没有想到”“认为不可能会发生”“不会那么背”等等，这导致意外伤害看上去似乎是难以捉摸的，这种“几率事件”几乎难以控制，“我没想到我会这么背”的观念实际上是对事物发展偶然性和必然性规律的否定，是对意外伤害观念的不科学认识，致使意外伤害发生率居高不下。

马恩认为，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两种趋势，二者对立统一，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

必然性是由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引起的，偶然性则是由次要的、附带的原因所引起的，必然性是确定的、稳固的，而偶然性则是暂时的、不稳固的联系。

[11]恩格斯引述黑格尔（G. W. F. Hegel）的一段话来解释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偶然的东西正因为它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同时也正因为它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本身规定自身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

”[12]也就是说，必然性具有偶然性，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

黑格尔认为，必然性和偶然性是某种超自然的、神秘的“绝对观念”，马恩哲学则努力抛弃这种“神秘的”外衣，恩格斯（F. V. Engels）认为：“凡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
种偶然性本身始终就是服从于内部的、隐秘的法则的……凡断定为必
然的东西，都是由一些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凡被认为是偶然的东西，则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

”[13]必然性不是以直接形
式出现的，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

[11]所以，没有绝对的、纯粹的“必然”或“偶然”，“偶然”正是“必然”的体现，正是这种“偶然
的必然性”使得对意外事件的控制和预防成为必要，因为这种“偶然”一
旦发生将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所以对潜在危险因素的识别和控
制是极为重要的，基于“防胜于治”的防控观，“Haddon模型”针对意外
伤害提出了系统而完善的分析和应对策略。

二、意外伤害的概念模型——“Haddon模型”
威廉·哈登（William Haddon, Jr.）博士于20世纪60～70年代提出了“Haddon模型”（也称“Haddon矩阵”“阶段—因素理论”），该模型考虑了意外伤害发生的影响因素与发生阶段，它提供了一个全面、系
统的结构范畴和理论框架，从微观到宏观层面剖析潜在的危险要素，
为儿童意外伤害的防控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哈登于上世纪60～70年代间任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及公路安全保险处的负责人，主要研究交通事故的起因问题，他最突出的贡献
是建构了两套互补的概念框架，以理解伤害的发生和发展相应的预防
策略。

[14]其中之一是“Haddon矩阵”，另一个是与之相匹配的10条预防策略。

哈登的研究受到戈登（John E. Gordon）和吉布森（James J. Gibson）《意外事故流行病学》文章的启发，该文强调，公共健康体
系下对伤害控制的定位应基于宿主（host）、媒介（agent）和环境（environment）三因素的相互作用[15]。

另外，为了描绘媒介—宿主—环境的概念，哈登以公共卫生领域的小儿麻痹症为例，以不同的患
病阶段的影响因素形成相应的匹配策略。

[16]哈登精简后的模式如表1，每一列的内容分别为：人（或宿主）、媒介或设备、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17]纵列的名称为事件发生前、发生时和发生后三个阶段[18]。

在横列上，哈登明确了四个要素：宿主（受伤害的人）；媒介，被界定为“能”，它通过无生命物（如车辆、火警），或者有生命物（如攻击者）传递至宿主；而环境因素包括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物理环
境是潜在伤害的促进因素或直接因素（如道路、建筑、操场等的物理
状况），社会环境是指影响伤害进程的社会背景，如政治环境（如积
极采取监管措施以限制骑摩托车或持枪者的自由）、法律环境（如对
安全带使用的立法等）。

“Haddon模型”已被用于界定伤害的病因学分析，也被用来指导流行病学的研究和发展干预策略。

表1 “Haddon 矩阵”
为了进一步解释“Haddon矩阵”的应用问题，鲁尼恩（Runyan C.W.）提出，该模型中有一部分内容需要依赖跨学科团队而产生新奇的想法，这样可以超越个人单一视角的弊端。

[19]一旦明确了潜在的预防手段，就可从中进行选择。

后来，鲁尼恩在哈登的“阶段—因素”的基础上，又整合了第三个维度来促进可选择的干预策略发展，他借用了政策分析的概念，将“Haddon模型”延伸到第三个维度（前两个维度是阶段和因素）。

而第三个维度体现了至关重要的价值，当进行干预策略选择时，都可能涉及这些价值观念（如有效性、公正、成本等），这也为决策者提供了方向，以判断每种干预选择的优势。

哈登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提出了伤害控制的10条匹配策略（见表2）。

“Haddon 模型”以维度划分的方式，清晰地呈现了伤害事件发生的动态过程及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意在说明意外伤害是可以控制和预防的，正如1973年他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先进科学思维的重要里程碑是发展了分类的方案，以理解现象间存在的关系”[20]。

三、“Haddon模型”在儿童意外伤害预防和控制中的应用
“Haddon模型”的建构一是为了说明伤害发生的过程；二是为了说明伤害是可以被预防的。

它被广泛地应用于公共卫生领域，主要从伤害发生前的预防、伤害发生中及发生后对损伤程度的控制来分析各种因素对伤害发生进程的影响。

“Haddon模型”在儿童领域的应用集中体现在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发布的《世界预防儿童伤害报告》中（见表3）。

表2 意外伤害控制策略
（资料来源：WHO, UNICEF. World report on child injury prevention[R]. Geneva: WHO, 2008:13.）
表3 Haddon矩阵应用于儿童交通事故的危险因素分析
（资料来源：WHO, UNICEF. World report on child injury prevention[R]. Geneva: WHO, 2008:37.）
表4 Haddon矩阵应用于儿童溺水的危险因素分析
（续表4）
（资料来源：WHO, UNICEF. World report on child injury prevention[R].Geneva: WHO, 2008:64.）
表5 Haddon矩阵应用于儿童烧伤的危险因素分析
（资料来源：WHO, UNICEF. World report on child injury prevention[R].Geneva: WHO, 2008:84.）
表6 Haddon矩阵应用于儿童跌落的危险因素分析
（续表6）
（资料来源：WHO, UNICEF. World report on child injury prevention[R].Geneva: WHO, 2008:106.）
表7 Haddon矩阵应用于儿童中毒的危险因素分析
（资料来源：WHO, UNICEF. World report on child injury prevention[R].Geneva: WHO, 2008:130.）
“Ha ddon模型”旨在从源头预防伤害的发生，从预防伤害发生，到控制伤害发生及伤害发生后的损伤程度，它在儿童伤害领域的应用能够为伤害预防提供重要的参照依据。

总之，“Haddon模型”分别从横向和纵向上考虑了可能影响伤害发生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可能在每个阶段造成的影响，这为儿童意外伤害的预防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框架，这种概念框架与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的社会生态理论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从系统的角度分析各种因素。

四、“Haddon模型”的理论透析
布朗芬布伦纳创立的社会生态理论与哈登对伤害问题所采纳的健康观是相融合的。

布朗芬布伦纳所提出的社会生态理论，定义了不同层次的社会环境，从个体内在因素、人际关系因素、制度要素和要素四个层面，描绘了一种嵌套式的角色关系。

基于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理论，儿童意外伤害的预防从以下四个因素进行分析：第一，内省因素，包括个体身体发展和社会行为。

例如，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索行为就是通过触摸、品尝和钻爬来满足，但是儿童缺乏平衡感，重心强度较高，体格小，这样就容易遭遇到危险。

第二，人际关系的因素，这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例如，亲密的伙伴，父母和孩子，雇主和雇员。

第三，组织要素，主要反映在不同机构的组织制度中。

例如，体育活动的类型以及保护装置的问题都会影响伤害的风险指数；再如，院前急救创伤护理和住院
医疗系统则是控制伤害后果严重程度的机构因素。

第四，文化因素，即社会价值观、规范以及政策。

例如，关于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对酗酒或体罚的社会规制及针对生产、销售和枪火储存的法律政策和法规等。

实际上，任何健康问题都源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例如，从个体生物性特征来说，由于受发展水平的限制，幼儿行走不平衡或不平稳，但行走的欲望强烈，且对世界充满好奇，想要探究看起来有趣的水桶里面所装的东西，但这就容易导致倾入水桶而产生溺水的风险；所以，好奇心的驱使、水桶富有吸引力的特征以及所盛材料就共同构成了危险源。

图1 “哈登模型”与社会生态理论的融合示意图
（资料来源：Carol W Runyan. Introduction: Back to the Future—Revisiting Haddon’s Conceptualization of Injury Epidemiology and Prevention [J]. Epidemiogic
Reviews,2003,25(1):60-63.）
尽管哈登没有以某个明确的理论建构模型，但“Haddon模型”与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理论是紧密一致的，如图1。

由此可知：一方面，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理论以发展为导向，考虑以上变量持续变化的关系，而“Haddon模型”则通过“阶段—因素”的分析来说明伤害发生是一种动态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哈登的概念模型是基于社会生态背景的分析，也可以适用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

此外，哈登从“预科学”的思维方式（即认为意外是随机的或者上帝的安排）到运用科学的原则来理解伤害的发生和防范，推进了伤害事故的研究，同时也说明了通过研究和干预，运用概念化的方法来解决实践问题的重要价值。

比如克里奇（N. Kreiger）提出“没有行动的理论都是空话”，声称理论不仅激发研究问题，也将深入探析如何将研究结果转化为实践策略以促进健康地发展；此外，勒温（K. Lewin）也认为“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具实践性了” ，主张用理论来指导思维和行动。

“Haddon模型”通过简便易懂的图表来总结和呈现危险的影响因素，对儿童安全教育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因为应用“Haddon模型”可达到这样的目的：第一，确定伤害防御策略，并根据“成本—效果”确立优先顺序；第二，明确已经、正在和有待开展的研究；第三，反思过去及未来资源的配置及其有效性问题。

[2]12具体来说，“Haddon模型”的优点有：意识到伤害的发生是过程性的；运用了多学
科的思考方式；有利于产生富有创意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明确了预防计划和资源分配的策略。

五、总结
意外的发生并不是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只有极少数意外才是真正的意外，绝大多数的“意外”并非偶然。

[22]本文以“意外”的探讨为研究起点，以“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关系分析了“意外”发生的几率问题，接着阐述了一种重要的伤害预防模型——“Hadd on矩阵”，它简洁、清晰地解构了伤害事件在发生前、发生时、发生后，个体、媒介、环境（物理和社会）因素所起的作用，为从源头上提供预防措施提供了指南。

以家庭中预防烧伤为例，“阶段—因素”理论的应用过程为：在失火发生前，教育儿童不要玩火柴或其他易燃物；更新火柴或其他引燃物的设计，使其在引燃其他材料之前能够自动熄灭；降低家庭使用材料的易燃性；出台和推进减少明烟明火使用的法律力度，如戒烟、限制点火行为（如对烟花爆竹的禁令）；在失火发生过程中，教儿童停—倒—滚，寻找逃生路线，告诉儿童不要试图在失火的环境中把自己藏起来；更新家具材料的设计，降低其燃烧时的毒性或进行防火设计；安装烟雾报警器或喷水灭火器装置，增加安全出口；对烟雾报警和灭火装置以法律加以规定，为消防部门的紧急救助提供充分的人员和装备；在失火发生后（儿童被烧伤），为家庭成员提供急救及心肺复苏；更新引燃物的设计，使其易燃且易灭；建立居民建筑时，最大程度上减少燃烧有毒性的材料或使用具有防火性能的材料；增加烧伤处理的急救机构。

虽然“Haddon模型”并没有以某个具体理论作为研究背景，但是其思想与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内涵却是一致的，即都是从系统、发展的角度，对各种关系进行分析和解构，这对理解意外伤害的预防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对于伤害事件来说，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导致各要素间的互动关系是不确定的，而“Haddon模型”提供了把握不确定性的“可能策略”，对儿童意外伤害的预防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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