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新生适应与幸福感：解释风格及灵活性的作用﹡

高职新生适应与幸福感：解释风格及灵活性的作用﹡
温娟娟
【摘要】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of adaptation to well-being, and the effect of explanatory style and flexibility. Methods: 10587 vocational college freshmen of 2012 and 2013 grade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completed a battery of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the China College Student Adjustment Scale(CCSAS), Index of well-being(IWB)and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Revised (ASQ-R). Results: Vocational college freshmen’s adapta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 th well-being; The explanatory style and flexibility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daptation and well-being; The explanatory style factor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xplanatory flexibility factor(r=.099, P <.05).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xplanatory flexibility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daptation and well-being was significant. Significant partial mediation of explanatory style and flexibility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daptation and well-being were revealed,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s were accounted for 34.33% and 21.30% of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The explanatory style and flexibility were closely related adaptation and well-being. The explanatory style and flexibility could help enhance vocational college freshmen’s well-being by enhancing their adaptation ability. The explanatory flexibility could help to enhanc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adaptation on well-being.%目的：探讨解释风格及灵活性与高职新生适应和幸福感的关系，为高职新生适应教育提供依据。

方法：采取方便取样法，抽取河南某高职院校2012级和2013级共
10587名新生进行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CCSAS）、幸福感指数量表（IWB）和归因风格问卷——修订版（ASQ-R）测验。

结果：高职新生适应与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解释风格及解释灵活性与适应和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解释风格与解释灵活性相对独立，呈低度正相关。

调节效应检验表明，解释灵活性在适应和幸福感间存在显著地调节作用。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解释风格及灵活性在适应和幸福感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分别为34.33%和21.30%。

结论：解释风格及灵活性与高职新生适应和幸福感密切相关，解释风格及灵活性通过增强高职新生的适应能力而提升其幸福感指数，同时，积极灵活的解释有利于增强适应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

【期刊名称】《广州职业教育论坛》
【年(卷),期】2015(000)003
【总页数】7页(P43-49)
【关键词】高职新生;解释风格;解释灵活性;横断面研究
【作者】温娟娟
【作者单位】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心理咨询中心，河南郑州45004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844.2
在积极心理学运动的推动下，研究者开始从积极、健康的角度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乐观和幸福感等作为内藏于心灵深处的积极力量，已成为评估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正向指标。

解释风格作为乐观研究的一种取向已被学术界所认同，主要以Seligman等人的研究为主导[1]。

他认为乐观是一种学习而来的解释风格，是个体
根据过去经验和在当前期望的基础上，对所遇到的生活事件进行归因时所表现出来的稳定性倾向，并把解释风格分为乐观解释风格和悲观解释风格，具有乐观解释风格的人倾向于将好事情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和普遍性的原因，将坏事情归因于外部的、暂时的和具体的原因；悲观解释风格则相反[2]。

国内外大量研究同时表明，解释风格是归因方式的外部表现形式，是预测个体身心健康的一种内在认知心理资源，与人格特质、心理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自尊、自我和谐、学业成绩、学习和社会适应、焦虑、抑郁等自我报告的健康水平等存在显著相关[1-15]。

也有研究表明，在不同生活事件情境中，解释风格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同，在正性情境下乐观解释风格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更强，而在负性情境中悲观解释风格对抑郁的预测作用更强；乐观解释风格还与丧亲、创伤后恢复有关[16-18]。

Fresco和Heimberg等人认为传统解释风格研究只关注认知内容，侧重于对事件原因的认识，忽略了个体在面对不同应激生活事件时归因的变化过程，从而提出“解释灵
活性”的概念[19]。

相关研究表明，解释灵活性是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灵活地对事件原因进行解释的能力，与解释风格低度相关，是负性情感的易感因素，与负性生活事件一起预测抑郁、焦虑等症状。

综观已有研究发现，大多研究集中在解释风格与身心健康的关系，以及非特定生活情境下，解释风格在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间的中介作用，而对解释灵活性及作用的研究较少，国内研究几乎空白。

国内外研究者普遍认为，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身标准对其生活满意度和情绪状态的综合评价，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它与人格特质、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等密切相关。

走进大学是大学生人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生活事件，大学第一年的适应不良极易诱发各种心理问题，而刚经历高考失利的高职新生，是适应性心理问题的高发人群。

以幸福感作为评估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指标，考察在特定的大学第一年生活情境下，高职新生解释风格及灵活性与适应、幸福感的关系，及其在二者间的作用，以了解
高职新生适应影响心理健康的内在机制，为新生适应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1.1对象
采取方便取样法，抽取河南某高职院校2012级和2013级全体新生为被试，分别于第一年入学后的第七周进行问卷调查，由辅导员利用团课时间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

共发放问卷11198份，回收有效问卷10587份（完成全部测试题目且UPI 总分＞0分的人数），有效率为94.54%。

其中2012级5275人（49.83%），2013级5312人（50.17%）；男生6110人（57.71%），女生4454人
（42.07%）,缺失值23人（0.22%）；独生子女1565人（14.78%），非独生子女8960人（84.63%），缺失值62人（0.59%）；农村9051人（85.49%），
城镇1367人（12.91%），缺失值169人（1.60%）；普高生7405人
（69.94%），对口生2284人（21.57%），“3+2”学生591人（5.58%），缺失值307人（2.90%）。

平均年龄（19.65±1.03）岁。

1.2 工具
1.2.1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China College Student Adjustment Scale，CCSAS）[21]
由方晓义等人编制，用于测量中国大学生的适应状况。

共60个题目，由人际关系适应、学习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情绪、自我和满意度等7个因子组成。

采用1（不同意）～5（同意）点评分，将反向题项反向计分，总均分越高代
表适应能力越强。

Cronbach系数是0.801。

1.2.2幸福感指数量表（Index of Well-Being，IWB）[22]
用于测量个体目前所体验到的幸福程度。

共9个题目，由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和生
活满意度问卷两部分组成，采用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评分标准。

量
表总分为各题分数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幸福感体验越高。

Cronbach系数是0.932。

1.2.3归因风格问卷—修订版（The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Revised，ASQ-R）[23]
由Seligman等人（1979）编制，温娟娟（2007）修订，修订后问卷更适合评估当前中国大学生的解释风格，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共包括16个假设生活事件情境，其中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各8个。

要求被试先写出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然后采
用7点评分标准分别对原因进行内外在、稳定性、普遍性三个维度评价。

由于对
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的归因评价是相对独立的，共获得积极事件解释（CP）和消
极事件解释（CN）综合分，二者共同决定一个人解释风格类型。

解释风格为CN-CP的合成T分数，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解释风格越乐观。

解释灵活性为对消极生活事件的稳定性和普遍性2个维度得分的标准差。

Cronbach系数分别是
0.798,0.824。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1.5和LISRE8.7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验证因子分析等。

2.1 解释风格及灵活性与适应、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对解释风格及灵活性、适应和幸福感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表1显示，高职新生适应与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解释风格及灵活性与适应、幸
福感均呈显著正相关；解释风格及解释灵活性显著正相关，属低度相关，说明解释风格与解释灵活性是相对独立的。

解释风格及灵活性与适应、幸福感都存在显著相关，但相关不大，是做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的理想关系，对解释风格及灵活性做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都是合适的，从理论上也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

2.2 解释风格及灵活性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2.2.1解释风格及灵活性的调节效应
根据调节效应的检验方法，将自变量（适应）和调节变量（解释风格及灵活性）进
行中心化处理（变量减去其均值），目的是降低回归模型中变量的共线性问题。

采用三步骤分层回归分析方法检验解释风格及灵活性在适应和幸福间的调节作用。

第一步先控制人口学变量的影响，把性别、是否独生、生源地、生源类型（将类别变量重新编码为伪变量进行回归）等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方程，考察其对幸福感的回归效果。

第二步，将适应、解释风格、解释灵活性纳入回归方程；第三步，将经过中心化处理的适应、解释风格、解释灵活性以及两个交叉变量纳入回归方程。

通过观察交叉项所带来的R2的变化量来判断解释风格及灵活性是否对幸福感产生调节效应。

结果如表2所示，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等因素以及主要自变量的影响后, 乘积项纳入后，解释的变异量R2增加了0.01（F（5，10582）=107.72，P<.001），解释灵活性与适应的交互效应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且达到显著水平（t=6.99，P<.01），而解释风格与适应的交互效应未达到显著水平。

这说明，解释灵活性的调节作用显著，对适应和幸福感关系具有显著的增强作用（=0.099，P<.01）。

进一步采用Aliken等人的建议对解释灵活性和适应的交互效应进行分析，估计不
同适应水平时解释灵活性对幸福感的影响，见图1。

随着适应水平的降低，解释灵活性对适应和幸福感影响的差距增大，也就是说，对适应不良的学生来说，解释灵活性越高，其幸福感体验就越高。

2.2.2解释风格及灵活性的中介效应
基于上述相关分析和已有研究结果，依据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程序，对解释风格及灵活性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见表3。

表3结果显示，解释风格及灵活性的中介效应显著，在适应与幸福感间均起部分
中介作用（=0.142、0.088，均P<.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
34.33%，21.30%。

进一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所有数据进行验证性分析。

先检验适应对幸福感的直
接效应（模型1），各项拟合指标（/df=3.75、RMSEA=0.06 、NNFI=0.95 、
CFI=0.97）达到了理想状态，适应对幸福感的直接效应路径系数显著（=0.415，SE=0.013，P<.01）。

然后加入中介变量，检验适应直接影响幸福感以及通过解
释风格及灵活性对幸福感的影响（模型2），各项拟合指标（/df=3.88、RMSEA=0.06 、NNFI=0.92 、CFI=0.94）较为理想，能很好反映三者之间的关系。

路径图见图2。

研究显示，高职新生的适应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

结合已有研究，高职新生适应与心理健康的负向和正向指标均显著相关，这为把“积极适应”和“幸福生活”作为大学生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目标的理论设想提供了实证依据。

研究还发现，解释风格及灵活性与适应、幸福感均呈显著正相关。

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似，如Cheng等人[3-4]以及曹素玲[9]的归因风格与幸福感的研究、Sanjuán[14]以及温娟娟[23]
的解释风格与心理健康的研究、毛晋平[12]以及李婷[13]的解释风格与学习和社会适应的研究等。

此外，研究还发现解释风格与解释灵活性虽然是由同一归因方式问卷测查得出的两个指标，但相对独立，只存在低度相关（r=.099），这与Freco
和Moore等人[19-20]的研究结果一致，解释风格和解释灵活性一起才能更全面
地反映个体的归因特点。

解释风格越乐观、解释越灵活的学生，他们的适应能力越强，其幸福感指数可能越高。

解释风格在高职新生适应和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解释灵活性既起中介作用，也起调节作用。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解释风格及灵活性是适应与幸福感间的中介变量。

也就是说，高职新生适应通过解释风格及灵活性对幸福感产生作用，其中解释风格所占效应为34.33%，解释灵活性所占效应为21.30%。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高职新生适应通过三条路径影响幸福感：适应→幸福感，路径指数为0.42，
适应→解释风格→幸福感，路径指数为0.34*0.55=0.19；适应→解释灵活性→幸
福感，路径指数为0.21*0.07=0.01。

适应直接影响幸福感，而且是3条路径中最重要的影响路径，说明高职新生的适应状况对其幸福感有着重要影响。

适应通过解释风格影响幸福感。

高职新生作为高考失利者，走进大学后又遭遇到学习、生活、人际关系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变化，极易出现各种适应性心理问题。

适应能力较强的学生，会采用乐观解释风格对大学第一年的压力环境和高考失利进行归因，保持自我与环境的动态平衡，从而内心有较强的幸福感体验。

这与前人研究的解释风格在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间起中介作用的结论基本一致[14-16]。

Scheier 等人在自我调控模型中也指出，归因方式会对个体的情感和行为产生影响[24]，拥有乐观解释风格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情境时，倾向于积极地对消极事件做外在性、暂时性、特殊性的归因，能很好地融入环境，从而更积极地面对现实，更开放地期待未来，因此容易体验到幸福。

适应通过解释灵活性影响幸福感。

同时调节效应检验表明，解释灵活性对适应和幸福感的关系有显著增强作用。

这说明，在大学第一年特定的生活情境下，解释灵活性越高的学生，越能更好、更快地适应大学生活，幸福感也越高。

同时，对适应不良或适应障碍的学生来说，如果能灵活地对新生活环境进行归因解释，也能增强其幸福感体验。

这与国外Fresco等人的研究结果有相似之处，灵活的解释能力可以增加个体对消极事件的适应，减少心理不适反应，如焦虑、抑郁、躁狂等。

可见，适应、解释风格及灵活性和幸福感之间存在一种良性循环，即高适应→乐观解释风格、解释灵活→高幸福感→更高适应。

因此，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除了要培养学生具有乐观解释风格外，也要提高其解释灵活性，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大学第一年的适应性心理问题。

研究不仅验证了解释风格这一认知因素在高职新生适应和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同时也发现了解释灵活性的存在，其并非只在消极事件情境下对负向心理健康指标起预测作用（焦虑和抑郁），其在适应和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也得到了验证。

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高职新生的解释风格特点和适应心理问题的影响机制。

在未来的实践中，要综合考虑解释风格及解释灵活性，探讨针对不同解释类型
进行新生适应教育的有效途径，以帮助学生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增强其幸福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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