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穆的尚武精神及其绘画

081文物天地张穆的尚武精神及其绘画
张穆的尚武精神及其绘画
林 锐
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广东广州，510050
内容提要：张穆是明末清初广东最重要的遗民画家之一，尤以画马著称。

他又是一位侠客，自幼习武，一生尚武任侠。

本文通过对张穆绘画及相关文献的分析，阐述了张穆的尚武精神，进而探讨其绘画与其尚武精神之间的关系，认为马、鹰等题材的绘画作品，在其创作过程中所呈现的状态以及画中所表现出来的气势，都与其尚武精神密切相关。

张穆尚武任侠性格的形成，当受家乡东莞的士风、民俗以及晚明士人尚武之风的影响。

文章最后对学界过度解读张穆绘画中的遗民意识提出了商榷。

关键词：张穆 绘画 尚武精神
对于广东来说，明末清初虽然是一个极为动荡的年代，但又是一个文化大发展的年代：一方面，广东本土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人物，在不同的文化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诗文方面有“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佛学方面有天然和尚及其一众弟子，绘画方面则有张穆、高俨等，这些广东名家的影响并未局限于岭南一隅，而是声名远播于外；另一方面，由于南明永历政权在广东建立并长期活动于此，使广东成为抗清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很多明遗民涌入广东，加强了广东文人与外地士人之间的交流，促进了岭南文化的发展，扩大了岭南文化的影响。

当时，张穆是一位颇具特点和代表性的人物。

他是这个时期广东最为重要的画家之一，擅长各种题材的绘画，尤精于画马；同时他又是一位遗民，在明亡后曾一度积极参与抗清活动，后退隐山林，专事著述和绘画。

此外，他还擅长诗文、书法、篆刻等，有诗集《铁桥集》行世，澹归和尚谓其“诗文清绝”[1]。

张穆晚年礼佛、学道，行迹颇类当时的很多遗民。

他交游广泛，曾两度北游，不但与邝露、陈邦彦、释今释、张家玉、高俨、屈大均、陈恭尹等众多本地或寓居本地的著名人物关系密切，而且与曹学佺、万泰、彭士望、钱澄之、朱彝尊、曹溶、魏礼、刘献庭等诸多外地名士过从甚密。

目前学界对张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绘画、诗文及遗民身份等方面。

对其绘画的研究，则以画马的讨论为主。

在对其画中马的形象及寓意的解读时，往往牵涉其遗民身份和遗民意识。

有趣的是，学界对他遗民身份的研究，会经常论及其绘画尤其是画中之马[2]，这充分反映了其画家与遗民两种身份彼此间的密切关联。

事实上，除了画家、诗人、遗民等经常被学界讨论的身份之外，张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侠客。

他自幼习武，一生尚武任侠，这一点在其早年就已广为其友人关注和称道，在其本人
[1] 〔清〕释今释：《铁桥道人稿序》，〔清〕张穆：《铁桥集》（《何氏至乐楼丛书》之八），何氏至乐楼1974年，第4页。

[2] 这两方面的讨论可分别以许敦平《明代遗民集体记忆的图像再现—张穆〈七十龙媒图〉考析》（《美术学报》2012年第4期）和章文钦《张穆的明遗民形象》（东莞市政协、暨南大学历史系主编：《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区域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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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第二期的诗文和绘画中也都有所反映。

学界目前对张穆的研究，很少涉及其尚武任侠与其绘画、诗文之间的关系。

基于这种情况，本文拟通过对张穆绘画及相关文献的分析，探讨其绘画中的尚武精神，并试图揭开其尚武的历史、社会背景，同时对其绘画中所表现出来的遗民意识略做梳理和辨识。

一
张穆，字尔启，又字穆之，自号铁桥、铁桥道人等，广东东莞县茶山乡（今东莞市茶山镇）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生于广西柳州。

其身材短小精悍，颇类汉代最有名的游侠郭解。

张穆自幼不好儒术而喜习武，并且留心研习兵法。

其好友邝露直接将其比拟为古代郭解、荆轲、风胡子等几位著名的游侠、剑客：“短小类郭解，沈深类荆卿，相剑类风胡，画马类韩干。

”[1]屈大均曾在诗中这样介绍他早年的经历：“十二慕信陵，十三师抱朴，十五精骑射，功名志沙漠。

袖中发强矢，纷如飞雨雹。

章句耻不为，孙武时间学……”[2]他也自称“弱冠抱迂尚，跌宕不好儒。

虽非千金子，宝马常在途。

衡门多杂宾，意气皆丈夫。

由来三十载，此意未尝殊”[3]。

张穆平生多结交侠义豪杰之士：“信陵事结客，都市万夫倾。

丈夫重知己，百折敢言轻。

报德不在大，何用小节名。

古道日已远，素怀存其诚。

”[4]崇祯六年（1633），他首次北游至湖北时，曾专门到麻城追访剑客而未遇。

[5]屈大均也曾在诗中说他“相逢少林僧，剑法将传子。

绕身若电光，声如风雨至”[6]，可知他曾与少林寺僧人有来往，彼此间当有武艺方面的切磋。

张穆擅长剑术，诸家记载颇多。

另外其又善弹射，这也是一项在古人中比较流行的技艺。

屈大均称他“袖中发强矢，纷如飞雨雹”，足见其力道之强、速度之快。

朱彝尊也说他“弹棋击剑有奇术”[7]。

关于张穆尚武任侠的情形，其友人多有记述。

屈大均在诗中这样描述道：“迩年剑得白猿术，登台尝舞双芙蓉。

清泉白石心已厌，慷慨欲游关塞中。

怜君少小事游侠，智勇深沉慕荆聂。

悲来每叩玉壶歌，酒酣频向南山猎。

平生画出真骝骅，将寻天子昆仑丘。

万里风沙开缟素，千群汗血骋王侯。

”[8]尹源进也赞其“先生不愧留侯孙，少年舞剑白龙翻。

气吞云梦游吴楚，欲走五岳穷河源。

率意成诗兼作画，搜奇探胜遍天下”[9]。

梁宪则谓其“丈人昔年少，高车悬四牡，结驷游五陵，千金一匕首”[10]。

其早年豪气干云、任侠使气、意气风发的形象跃然纸上。

除精于武艺外，张穆亦善相刀剑。

邝露谓其“相剑类风胡”。

“风胡”又称“风胡子”，是春秋时楚国著名的相剑家，精于识剑、铸剑。

在铁桥已佚著作《杂论》中，有《剑说》一篇[11]。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的“刀”条中，曾引述他的相刀经验：“凡刀有相。

张穆云：‘凡刀凛凛有霜威，持之增人意气者吉；引之精利，尝使人愁惨不乐；刀锋按之正及心坎者凶。

无论长短广狭，以草自刀根至尾约之，草与刀长相若，已乃断草如刀根大，尽其草，作数十寸，凑如口字，又重累之成且字，视其尾方，则刀
[1] 〔清〕邝露：《序》，《铁桥集》，第2页。

[2] 〔清〕屈大均：《送铁桥道人（一）》，《铁桥集·投赠集》，第9页。

[3] 〔清〕张穆：《述年》，《铁桥集》，第35页。

[4] 〔清〕张穆：《秋怀（其三）》，《铁桥集》，第6页。

[5] 汪宗衍、黄莎丽：《张穆年谱》“崇祯六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1年，第10页。

[6] 〔清〕屈大均：《送铁桥道人（二）》，《铁桥集·投赠集》，第9页。

[7] 〔清〕朱彝尊：《赠张山人穆》，《铁桥集·投赠集》，第5页。

[8] 〔清〕屈大均：《张二丈画马送予出塞诗以酬之》，《铁桥集·投赠集》，第10页。

[9] 〔清〕尹源进：《祝张铁桥》，《铁桥集·投赠集》，第18页。

[10] 〔清〕梁宪：《答张穆之先辈》，《铁桥集·投赠集》，第17页。

[11] 〔清〕钱澄之：《张穆之杂论跋》：“铁桥少好游侠，通剑术，志在万里。

今观其《剑说》及《驭马篇》，则犹有谈虎色变之意哉。

”汪宗衍、黄莎丽：《张穆年谱》“康熙十九年”，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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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祸患。

加一为虎尾有威，加二为须则凶。

君子服刀，必以吉祥者为贵。

’”[1]其中虽不免有玄虚之语，但亦足见翁山对他相刀本领的推崇。

张穆的尚武精神还体现在其有立功沙场、积极报效国家之志。

钱澄之称他“铁桥少好游侠，通剑术，志在万里”[2]，其早年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

崇祯六年（1633），“踰岭北游，思立功边塞，有欲荐之山海关督师杨嗣昌者，或阻之”[3]。

他在江西、湖北、江苏、浙江等地游历后，于崇祯八年（1635）回到东莞。

后曾入总兵陈谦幕，参与平定连州八排瑶乱。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景山，清兵随后入山海关。

张穆闻变，在茶山雁塔寺设牌位哭祭。

次年，唐王在福建即帝位。

张穆入闽，谒同乡苏观生而不为所用，后得侯官曹学佺力荐，诏令“着御营兵部试用”，翌年奉命与张家玉到惠州、潮州等地募兵。

九月，因军饷不继，与张家玉回到东莞。

随后，因见广州的绍武与肇庆的永历两个南明政权内斗严重，感叹“诸当事不虞敌，而急修内难，亡不旋踵矣”[4]，遂不复出。

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张穆卒于东莞。

张穆归隐山林之后，专事著述和书画，友人称他“晚年好道学神仙，亦解烧丹亦解禅”[5]，他自己也希望“与子无关世，天空鹤羽低”[6]，并自称“白首壮怀消已尽”[7]，颇有萧然出尘之意。

尽管如此，其尚武的本色却一直未改。

从其友人笔下我们可以见识其晚年之勇：“铁桥年已七十五，醉里蹁跹拔剑舞。

余勇犹令笔墨飞，迅扫骅骝力如虎”[8]，“先生腰下双青锋，闪烁跳跃如飞龙。

自谓十年不曾试，宵光夜冷青芙蓉。

延津神物有时合，为我一舞开心胸。

君言当年不如愿，未必他年尝健饭。

留挂丹房镇鬼魅，跨鹤吹笙从此变”[9]。

清顺治十七年（1660），“易堂九子”之一的宁都曾灿到东莞过访张穆，“尝饮其东溪草堂，酒酣耳热，道当日少壮时事，辄欲击剑起舞”[10]。

释今释曾言其晚年“皈心华首，深究无生之旨。

然酒酣耳热，时有精悍之气如一线电光发于冷云疏雨中”[11]，正好与上述铁桥晚年“醉里蹁跹拔剑舞”的情状相呼应。

这种“精悍之气”和“醉里蹁跹拔剑舞”实际上表露出铁桥在自甘隐遁的外表下内心仍然有难以割舍的豪勇之气和建功立业的情怀，而且不时伺机迸发而出。

澹归还这样描述其晚年的画像：“长松之下，倚石倨坐。

罗浮铁桥，虎视眈眈。

”[12]其“虎视眈眈”的形象也颇能说明其晚年性格中的某些特征。

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才能明白他在康熙十五年（1676）以70岁的高龄仍北游黄山、白岳、吴越等地，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秋才游归的原因。

二
在绘画上，张穆是一位难得的多面手。

其绘画题材非常丰富，人物鞍马、花鸟走兽、山水等无所不能，尤以画马最为世人所重。

其绘画的艺术成就得到美术史界的高度评价，有学者推其“为明
[1]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刀》，陈建华主编：《广州大典》总第218册，广州出版社2015年影印本，第237页。

[2] 〔清〕钱澄之：《张穆之杂论跋》， 汪宗衍、黄莎丽：《张穆年谱》“康熙十九年”，第62页。

[3] 汪宗衍、黄莎丽：《张穆年谱》“崇祯六年”，第10页。

[4] 汪宗衍、黄莎丽：《张穆年谱》，第15—19页。

[5] 〔清〕尹源进：《祝张铁桥》，《铁桥集·投赠集》，第18页。

[6] 〔清〕张穆：《陈晚卿过东溪草堂》，《铁桥集》，第32页。

[7] 〔清〕张穆：《西郊同岑梵则王说作陈乔生梁药亭陈元孝集高望公客斋赋》，《铁桥集》，第29页。

[8] 〔清〕韩纯玉：《题张铁桥画马》，《铁桥集·投赠集》，第4页。

[9] 〔清〕刘献廷：《赠张铁桥先生》，《铁桥集·投赠集》，第7页。

[10] 〔清〕曾灿：《题张铁桥像后》，《铁桥集·投赠集》，第5页。

[11] 〔清〕释今释：《铁桥道人稿序》，《铁桥集》，第4页。

[12] 〔清〕释今释：《题张穆之真册》，《铁桥集·投赠集》，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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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第二期清之际独步画马题材的高手，冠绝一时而无出其右者”[1]，堪称公论。

在张穆的各种题材的绘画作品中，最能体现其尚武精神的当推其画马、画鹰。

马为中国“六畜”之首，在战争、狩猎、交通等方面皆有重要的作用。

而鹰则是猛禽中的一种，其矫健、威猛、英武的形象具有凌云壮志的意象。

对于战士、侠客来说，马和鹰无疑是最好的伙伴，因此马、鹰很早就成为画家画笔下描绘的对象。

到了唐代，出现了一批画马、画鹰的名家，如曹霸、韩干等。

杜甫、李白等著名诗人也写下了不少咏马、咏鹰或题画马、画鹰的诗歌。

此后历代画马、画鹰名家更是代不乏人，佳作频见。

马是张穆最为喜欢、也是最为擅长的绘画题材。

其画马的特点和成就，因学界已有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此不再赘述。

相较于画马，张穆的画鹰则较少为研究者所道及。

但在其生前，其画鹰已与其画马同样负有盛名，二者可相提并论。

如屈大均说：“铁桥老人七十五，画马画鹰力如虎。

此幅角鹰何飞扬，汉代郅都非其伍。

飒然特出当秋天，林间不敢有毛羽。

雕如车轮空作群，金眸玉爪不如君。

杉鸡竹兔方纷纷，何时一击开边云。

”[2]陈恭尹《张穆之画鹰马歌》也说：“张公捉笔初无意，乱点离离墨光渍……尤工画鹰与画马，岂有鬼神立其臂……”[3]刘献廷同样对其笔下的鹰、马赞誉有加：“画马不画人，画鸟惟画鹰。

宇内神骏姿，妙手恣飞腾。

”[4]甚至更有认为其画鹰胜于画马者，如屈大均称：“张公画鹰胜画马，兰竹尤精知者寡。

”[5]后人也同样颇为推崇其画鹰，沈德潜、邓蓉镜、陈伯陶等名家皆有佳篇咏颂其画鹰。

在张穆之前，明代广东最有名的画家当属林良。

林良擅长大写意花鸟，鹰是其重要的绘画题材之一。

其笔下的老鹰笔墨放纵，挥洒随意，精妙传神，开写意画鹰一派。

略晚于张穆的八大山人也擅长画鹰，他继承了林良的画法，而笔墨更为沉雄有力，造型夸张，鹰的神情孤傲落寞，水墨层次丰富。

两人所画之鹰，造型基本上都是凛然兀立于石头或树枝之上，昂首挺胸，怒目遥视，笔墨苍劲明快，用笔洒脱豪放。

而张穆画鹰，显然并未受到林良这一前辈画鹰名家的影响，自成一种风格。

其画法较为细腻，多以较小的笔触反复点染，表现出鹰羽的丰满蓬松之状，而重点以细笔勾勒，刻画出鹰眼的炯炯有神和锋利如弯刀的喙部。

其笔下老鹰，多栖于枯枝老干之上，不论作何种姿势，均双翅耸起作振翮欲起之状，或作随时准备腾空出击之状，眼睛则仿如紧盯猎物，眼神凌厉，蕴含杀气，极具凶猛威武的气势。

在张穆的作品中，也有将马和鹰画于同一幅作品者。

如陈恭尹《张穆之画鹰马歌》就记载了他的鹰马图，并明确将鹰、马与张穆的侠义精神相联系：“盖闻夫子侠者流，少年唾手燕然地。

纵横青史一千年，颠倒文韬三万字。

破胆亲持与众尝，许身不惜为人碎。

老来伏枥有余悲，纸上鹰扬犹负气。

叩心自昔飞炎霜，白虹乃为荆轲至。

况君精诚委笔墨，僧繇破壁将毋是……”[6]
张穆画马，源于他对马的喜好。

而他对马的喜好，应与其任侠的性格有关。

有学者在分析张穆画马的原因时，就首先指出“在于他因习武，而一生与马有不解之缘”[7]。

而他画鹰也不例外。

其《咏画鹰》自述道：“冥我抱元气，谁与化育侔。

千秋见墨妙，信笔雷电稠。

奋迅开老干，上有苍隼游。

侧目轻万里，雄视奴。

神存非在击，精爽惬隆秋。

噫余当壮岁，慕猎平原搜。

倾金购俊鹘，狐兔
[1] 任道斌：《明遗民画家东莞张穆的马图及其他》，《新美术》2009年第2期。

[2] 〔清〕屈大均：《题铁桥丈画鹰》，《铁桥集·投赠集》，第10—11页。

[3] 〔清〕陈恭尹：《张穆之画鹰马歌》，《铁桥集·投赠集》，第15页。

[4] 〔清〕刘献廷：《赠张铁桥先生》，《铁桥集·投赠集》，第7页。

[5] 〔清〕屈大均：《画兰行》，《铁桥集·投赠集》，第11页。

[6] 〔清〕陈恭尹：《张穆之画鹰马歌》，《铁桥集·投赠集》，第15页。

[7] 任道斌：《明遗民画家东莞张穆的马图及其他》，《新美术》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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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山丘。

调养既已适，所往同仇雠。

年衰谢驰骋，悔与物类尤。

今看图画里，空助草堂幽。

”[1]可见其因尚武而养鹰、画鹰，反过来又通过画马、画鹰抒发其抱负与理想。

前人也早已指出其画马、画鹰与其尚武任侠两者之间的关系，画中不同凡类的马、鹰等形象其实是他本人的一种自况。

如秀水汪筠形容其画马：“赋诗击剑酒百斛，醉杀能扫骅骝飞。

即如此幅亦豪纵，马骨人心雄欲动。

”[2]魏际瑞也说：“为见宣和笔，因怀子美诗。

英雄今属汝，神骏想当时。

枯树风霜饱，平原雉兔肥。

画中犹矫顾，不肯立垂枝。

”[3]沈德潜在《题张铁桥画鹰》中，则称 “铁桥道人性嫉恶，惯写苍鹰露奇状”[4]，而疾恶如仇正是侠客的重要品格之一。

以上前人所述，都足以说明张穆以马、鹰为绘画的题材，多与其尚武任侠的性格有关。

张穆在创作绘画作品时所表现出来的雄强气势以及马、鹰等的威猛形象，也明显与其尚武有关。

正如他自称：“笑我生平痴有托，笔墨豪来风雨搏。

兴酣画马如有神，曾谓龙媒经绝漠……” [5]海盐陆用瀚评其画鹰：“铁桥道人性骁腾，喜拈秃笔画苍鹰。

生铁百炼双爪立，杀气直射天无色。

开窗拂绢眼未转，飞鸟惊骇落天半……”[6]而屈大均也形容他“丹青不觉老成翁，尺素长吹大漠风。

十万骅骝驱笔下，人间谁似画师雄”[7]。

尽管刘献廷称张穆“画马不画人”，但实际上其作品不但屡见人马图，而且还有骑马驰猎的画面。

其73岁时曾绘有《郊猎图卷》（广东省博物馆藏），此外还有《射鹿图卷》（香港艺术馆虚白斋藏）等，这些表现狩猎场景的画作，场面宏大，颇具气势。

在清初的其他画马名家的作品中，这类骑射的题材并不多见，而张穆却屡屡画之，虽是临古之作，但也不妨将之视为其 “年衰谢驰骋”之后对往昔在马背上逐电掣云的峥嵘岁月的一种留恋和再现。

三
张穆之所以尚武任侠，首要的因素当然是其本人的禀赋、性格，也与东莞的尚武传统与强悍民风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晚明时期士人尚武的时代风尚有关联。

张穆的家乡东莞素有尚武之风。

《增城侯张文烈公行状》这样描述东莞自元以来的民风：“夫吾粤故多忠义。

宋崖山之变，英豪痛愤，谓蒙古灭中国，人人得而诛之。

于是竟起兵以申大义，自熊飞起于东莞，终元之世，粤人作在，横戈鼓舞，怒气凌云，无一日不思为宋复仇者。

计元八十年间，与粤人力战，盖无虚岁。

元可以得志于中原，而不能加威于吾粤。

粤人之为元患久矣，而东莞为甚。

东莞豪杰，在皇明开国则有何真，在中兴则有张文烈。

呜呼！讵不伟哉？”[8]张文烈即张穆的好友、“抗清三忠”之一的张家玉。

其时张家玉麾下之众来源颇杂，男女老少皆有，但都骁勇善战，极具强悍勇猛的作风，其中当不乏来自东莞者：“公之兵，或取之四民，或取之群盗。

女子蹇裳而用命，儿童白打以当坚，自相部勒，不烦指麾。

其战也，人以竹索马鍪，绛布屯头，跣行荆棘，口衔刀而手飞剑，木棉之枪，长可三丈，三尺持之，进四尺，退四尺，旋转如电，从地上挑起人马，掷之空中，谓之‘八步长枪’。

[1] 〔清〕张穆：《咏画鹰》，《铁桥集》，第48页。

[2] 〔清〕汪筠：《张铁桥画马》，《铁桥集·后人题画诗》（《何氏至乐楼丛书》之八），第3页。

[3] 〔清〕魏际瑞：《题张穆画鹰》，《铁桥集·投赠集》，第4页。

[4] 〔清〕沈德潜：《题张铁桥画鹰》，《铁桥集·后人题画诗》，第1页。

[5] 〔清〕张穆：《画马引》，《铁桥集》，第27页。

[6] 〔清〕陆用瀚：《题张铁桥画鹰》，《铁桥集·后人题画诗》，第4页。

[7] 〔清〕屈大均：《赠画者张丈（一）》，《铁桥集·投赠集》，第12页。

[8] 〔清〕屈大均：《增城侯张文烈公行状》，〔清〕张家玉：《张文烈公军中遗稿》，陈建华主编：《广州大典》总第433册，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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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第二期杂以丈二之竹篙锥，滕牌被絮，燋铜之镝，轮转之钯，三眼鸟枪，独弹龙铳，虏之骁骑，望而股战。

一交旗□□风尘埃，辄辟易崩奔不止。

”[1]
张家玉从兄弟数人，本就是任侠尚武之辈。

张家玉本人幼时即“击剑任侠，知天下将乱，多结山泽豪士”[2]。

其弟家珍也勇猛异常：“仲弟家珍，年十六，勇决前行，号‘小飞将’。

到滘之败，家珍走入水，虏钩及衣，亟脱之以泅，赤身行水底数里，气急跃而上，触船额裂，复投水。

凡踰水八重，乃至赤岭……”从弟有光，被清兵所执，犹能“大骂虏，夺刀斩虏”；另一从弟雷桢，“与有光皆以义侠称”[3]，可谓一门英杰。

张穆的另一朋友卫淇曾随张家玉举兵，也是习武之人。

张穆有诗记之：“千古遗弓终抱恨，十年磨剑尚如新。

”[4]由此可见当时东莞士人习武风气之一斑。

康熙《广东通志》卷二十一“风俗”“东莞县”条这样评论东莞的士风：“士喜豪侠，矜气节，多以功名著声。

建节树牙，畴昔踵接，而慷慨赴义，及驰名著作者，亦不乏人。

”[5]
如果说上述资料都是对东莞民风的正面褒扬，那么，一些反面的资料也同样佐证了当地民风的彪悍。

明末东莞盗风甚炽，为害甚烈。

张穆家乡茶山即多次深受盗患，在其本人的诗文中屡有记述。

而崇祯《东莞县志》卷一在谈及该县流俗时，同样有“酒肆群饮，沉湎成风，聚盗启斗”[6]之语。

张穆虽生于柳州，但在幼年就已随其父回到东莞，在其《故园茶山记》中，就有“余稚年，先子已七十，诸父老角巾扶杖，朔望期于废寺雁塔为社学”[7]的记载。

在东莞这种民风彪悍、士人习武成风的环境中长大的张穆，自幼习武、崇尚武功，自然是情理中事。

张穆的尚武精神，同时也是晚明尚武风尚的产物和缩影。

据学者研究，明代尚武之风经历过几个阶段。

明初朱元璋立国时，倡导一种务实的风气，科举不盛，在文武关系上体现为文武并重。

至正统以后，科举渐盛，进士一途成为仕途的唯一出路，在文武关系上逐渐形成一种重文轻武的风气。

时间一久，连武将亦自轻。

武将为了迎合这种社会风气，自正德、嘉靖以来，出现一种“儒将”的说法。

这种儒将并非“文武全才”的典型，而是武将抛弃自己的习武本业，去附和文士的习气。

有识之士对这种积习颇为担忧，因此提倡“文武并重”，以挽救长期重文轻武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从丘浚开始，戚继光、陈第、赵南星等响应，随后唐顺之、茅元仪、陆士仪等将这种见解付诸实践，由此开启了晚明文人习武的风气。

[8]另外，士人因日益介入军事而导致自身尚武意识的强化。

如有研究认为：“正统以降，巡抚、总督体制逐渐确立，文官在军事上的参与程度也越来越高，文臣知兵者也逐渐增多。

”[9]而嘉靖初年王守仁之以理学得封新建伯，对书生影响尤大。

“在新的总督、巡抚体制下，文官成为战争能够取胜的重要保证，因而文士知兵、谈兵蔚然一时风尚。

”[10]可见，晚明社会在士人当中的尚武风气有着十分深厚的时代和制度方面的原因，而明末的内忧外患无疑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

在晚明尚武风气的影响下，当时很多著名士人在处理争端时经常表现出一种崇尚武力的作风，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皆有勇猛之名。

当时的广东，士人尚武之风同样颇为炽盛。

张穆的好友中，番禺
[1] 〔清〕屈大均：《增城侯张文烈公行状》，〔清〕张家玉：《张文烈公军中遗稿》，陈建华主编：《广州大典》总第433册，第14页。

[2] 佚名：《张芷园先生传》，〔清〕张家玉：《张文烈公军中遗稿》，陈建华主编：《广州大典》总第433册，第7页。

[3] 〔清〕屈大均：《增城侯张文烈公行状》，〔清〕张家玉：《张文烈公军中遗稿》，陈建华主编：《广州大典》总第433册，第13页。

[4] 〔清〕张穆：《寿卫渌园》，《铁桥集》，第4页。

[5] 〔清〕金光祖修，莫庆元等纂：康熙《广东通志》卷二十一，清康熙三十六年刻本，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6] 〔清〕汪运光修，张二果、曾起莘纂：崇祯《东莞县志》卷一，清抄本，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7] 〔清〕张穆：《故园茶山记》，《铁桥集·补遗》，第17页。

[8] 陈宝良：《晚明的尚武精神》，中国明史学会主办：《明史研究》（第一辑），黄山书社1991年。

[9] 郭玉刚：《论明代后期的文士尚武之风—兼及万历初年京师文人城市生活的一个新面向》，《体育与科学》2013年第4期。

[10] 郭玉刚：《论明代后期的文士尚武之风—兼及万历初年京师文人城市生活的一个新面向》，《体育与科学》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