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诏令中的内降、手诏、御笔手诏

论北宋诏令中的内降、手诏、御笔手诏
摘要：在宋代只有少数类型的内降诏令是合法的，并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而多数内降是不合法的。

仁宗朝内降虽多，但得到了大臣的有力抵制。

神宗朝内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涉及范围广，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抵制。

徽宗朝内降御笔由不合法变成合法。

北宋内降的演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朝权力制约机制从运行良好，到逐渐被破坏的过程，随着权力制约机制的破坏，政治决策失误率大大增加，终于导致亡国。

关键词：宋代；内降；手诏；御笔手诏
宋代诏令种类很多，主要有制、诏、敕、批答、国书、口宣等6种，用途各异。

这些诏令都是合法的文书。

另外北宋还有不合法的诏令，称为内降、御笔、御笔手诏等，这些不合法的诏令长期存在，对北宋政治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尚未见有专门的论述，笔者不揣浅陋，试做一初步探讨。

一
所谓内降，是皇帝从皇宫中直接发出的诏令，它的全称是内降手诏、内降札子、内降指挥、内降文字等。

另外内降还有其他一些别名，比如中旨、内批、上批、御札、御笔等。

这些内降诏令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不经过中书、枢密院的审议直接颁发。

按照宋朝的惯例，凡诏令都必须经中书门下讨论而后由学士院起草颁发。

因此，内降诏令不经政府的审查、监督，原则上是不合法的。

当然也不绝对，内降诏令中有一些是为法律所允许的。

比如宋代诏令中的制书，分“内制”和“外制”。

立皇太子、封后妃、亲王、除拜宰相、执政、节度使时所颁发的制书，都是由皇帝直接宣召翰林学士起草、颁发，无需经中书门下审议。

因为内制都书写在上等的白麻纸上，所以内制又被称为内降白麻。

虽然这种特殊的内降是合法的，但并非不受监督，因为皇帝在除拜宰相、执政时一般都会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并按照备选官员的资历、德行、能力等条件综合考虑，不会随心所欲地除拜。

起草内制的翰林学士如果认为不合适，可以拒绝草制。

大臣们认为不合适，也可以抵制。

比如天圣元年(1023)，刘太后的姻亲钱惟演图谋拜相，监察御史鞠泳声称，如果拜钱惟演为宰相，他就会“取白麻廷毁之”。

需要指出的是，内制仅用于对高级官僚和皇亲的除拜，所以在宋代诏令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还有一种合法的内降诏令叫手诏，或日手书。

宋仁宗嘉祐占七年(1062)，学士院请求“自今除宰相、亲王、枢密使有所陈请，依例或降手诏、手书，自余臣僚更不降手诏、手书，许从本院执奏”，得到了皇帝的许可。

看来内降手诏虽然合法，但它的适用也受到了严格限制。

另外还有一种类型的手诏用于皇帝对大臣
的褒奖、督责、咨询等。

例如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赐范仲淹等人手诏，向他们咨询治国良策，这种手诏实际是皇帝与大臣沟通的一种手段，没有实质性决策，所以不会受到抵制。

总之，在宋代只有少数类型的内降诏令是合法的，而多数内降是不合法的。

那么内降诏令的内容和发展是怎样的，下文将以仁宗朝、神宗朝、徽宗朝三个典型的时期为重点进行探讨。

二
宋初三朝，内降诏令比较少，宋人称“国家祖宗以来，躬决万务，凡于赏罚任使，必与两制、大臣于外朝公议”，“祖宗累朝未尝轻以御笔处分外事”。

当然内降也不是没有，只是数量比较少，“祖宗时，禁中处分军国事付外者谓之内批，如取太原、下江南”。

为宋人所津津乐道的宋太祖索要熏笼事件，反映了宋初君臣维护法制权威的努力，当赵普指出“此是自来条贯，盖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时，宋太祖大喜。

这说明宋初帝王认识到只有建立纪纲，按章办事，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宋朝内降大量出现是从仁宗朝刘太后当政期间开始的。

女主当政，通过女主干求请托的女谒就会格外多，所谓“母后临朝，俸门易开，则其抑内降也难”。

韩琦说：“自庄献明肃太后垂帘之日，遂有奔竞之辈，货赂公行，假托皇亲，因缘女谒，或于内中下表，或只口为奏求。

是致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

唐之斜封，今之内降，蠹坏纲纪，为害至深。

”另一方面，刘太后当政期间抵制内降的官员也不少。

枢密使曹利用“凡内降恩，力持不予”。

有鱼头参政之称的鲁宗道，“在政府七年，务裁抑侥幸，不以名器私于人”。

武臣王德用抵制内降补军吏，“太后固欲与之”，王德用“卒不奉诏乃止”。

范仲淹、庞籍也曾上疏反对内降除官。

明道二年(1033)四月，宋仁宗亲政，立刻下诏禁止内降。

诏：“内外毋得进献以祈恩泽，及缘亲戚通章表。

若传宣有司，实封覆奏，内降除官，辅臣审取处分。

”宝元二年(1039)五月，诏：“皇族之家及诸命妇、女冠尼等，非朝元节、南郊进奉并每岁孟冬朔，毋得入内。

”以减少女谒请托的机会，防止祈求内降。

康定元年(1040)十月，诏：“自今内降指挥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

”皇祐二年(1050)九月，诏：“内降指挥百司执奏毋辄行，敢因缘干请者，谏官、御史察举之。

”嘉祐二年十二月，诏：“学士院承内降处分，自今并以关白中书、枢密院施行。

”反复下诏令禁止内降，一方面表明了宋政府反对内降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内降屡禁不绝的事实。

谏官范镇说：“陛下罢内降，五六年来，政事清明。

近日稍复奉行，至有侍从臣僚之子，亦求内降，内臣无名超资改转，月须数人。

”实际上，每当下诏禁止内降，内降就会大大减少，停一段时间后，内降就会重新泛滥，于是又需要重新下诏禁止。

这种反对内降的高压态势，一方面来自宋仁宗的开明，自觉接受监督，另一方面来自臣僚的积极抵制。

杜衍任枢密使时，每次接到内降诏令，一律不执行，积攒到十几件时便一起送还仁宗。

宋仁宗说：“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

”枢密使高若讷“凡内降恩”，“多覆奏不行”。

枢密使张升“爱惜官资，凡内降所与多持不下”。

包拯任谏官两年多，“数论斥大臣权幸，请罢一切内降曲恩”。

开封有僧人请求内降免田税，知府张逸坚决不同意，宋仁宗说：“有司能守法，朕何忧也?”夏安期由内降除侍读，谏官范镇坚决反对，最后取消了这个任命。

镇海留后李璋营求内降除节度使，遭谏官陈旭弹劾，被罚铜20斤。

应该抵制内降而不抵制的官员也会受到处罚。

内东门宦官受贿，被移送开封府审判，尚未结案，知府魏瑾便以内降诏令将其释放，结果魏瓘遭谏官吴奎弹劾被贬知越州。

宋仁宗朝内降诏令的主要内容一是非法任命官职，一是非法减免处罚。

但是数量不多，如史臣称仁宗赏罚无私，不以贵戚近臣废法，屡次戒谕有司，“被内降者执奏，毋辄行”。

这个评价虽有溢美的成分在，但大体还是符合实际的。

仁宗朝也有内降钦定诏狱。

嘉祐元年(1056)，开六塔河失败，仁宗震怒，派遣御史吴中复和内臣邓守恭前往澶州审理这个案件。

催促他们上路的命令十分急迫，“一日内降至七封”，吴中复请求面见皇帝，把内降诏令还给仁宗，说：“恐狱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

臣不敢奉诏，乞付中书行出。

”仁宗答应了他的请求。

宋神宗朝的内降又有新的特点。

特点之一，内降数量多，且多以“上批”的形式出现。

据统计，《续资治通鉴长编》上共有“上批”910条，其中神宗朝占了894条，哲宗朝为16条。

元丰五年(1082)，蔡京编成《中书御笔手诏》，从治平四年(1067)到熙宁十年(1077)共1346事，分21册。

神宗朝内降的特点之二，是内降内容所涉及的范围扩大了。

仁宗朝的内降主要是法外任命官职和法外减免罪责，神宗朝的内降则包括国家政事的方方面面。

有对官员的赏罚任免，有对新法实施的指导，甚至对边防战事的指挥。

南宋人楼钥说：“神宗作兴，凡事多出圣裁，虽边徼细故亦烦亲洒。

是时蔡京方为检正，建请差官置局编类为书，遂委京编次，此盖老奸相业之本也。

徽皇之初，京既收召，一旦得君，欲逢主意，固相位，排同列，辟公议，行私心，变法度，崇虚文，遂创御笔之制，违者以违制论。

”这段话一方面说明了神宗朝御笔手诏和徽宗朝御笔手诏的承继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御笔手诏所涉及的内容有多么广泛。

上文提到仁宗朝内降诏狱非常少，而神宗朝的内降诏狱大大增多。

大理寺成了专门审理诏狱的机构。

元祐元年(1086)，监察御史上官均弹劾崔台符、杨汲、王孝先三人“自元丰以来，相继为大理卿，每有内降公事，不能悉心持平，推考情实，专务刻深，高下其意”，造成了很多冤狱，出现了“都人惴傈，不敢偶语”的恐怖局面。

神宗朝内降的特点之三，是很少有臣僚抵制内降。

仁宗朝内降虽多，但由于大臣们的积极抵制，内降的数量始终被控制在一定水平上，未能恶性泛滥。

神宗朝内降的数量和所涉及的范围都扩大了，但却看不到有力地抵制。

笔者所看到的对内降的批评只有两条，而且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熙宁二年，富弼批评神宗：“内
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恐喜怒任情，善恶无准，此乃致乱之道。

”熙宁四年，司马光说：“今观安石引援亲党，盘据津要，挤排异己，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廷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

”神宗对自己以内降处理朝政缺乏反省，大臣们又不敢理直气壮地反对内降，正是神宗朝御笔手诏大行其道的原因。

上文提到以御笔手诏处理政事始于神宗朝，那么为什么宋朝士大夫还是把御笔的发明权给了宋徽宗呢?原因在于神宗朝的御笔虽多，但在名义上还没有取得合法地位。

而徽宗朝制定了违御笔法，御笔手诏堂而皇之地变成了合法诏令。

崇宁四年(1105)，中书开始奉行御笔手诏，违御笔“以违制罪之”。

大观三年(1109)五月，诏：“中外官司辄敢申明冲改御笔处分者，以大不恭论。

”政和三年(1113)，诏：“应承受御笔处分无故违限一时者徒二年，一日加一等，三日以大不恭论。

”对违犯御笔的处罚越来越重。

御笔合法化后，“事无巨细皆托而行”，有的御笔不像徽宗的笔迹，臣僚也不敢说。

于是贵戚、近臣竞相请求御笔行事，后竟让宦官杨球代笔，号称“书杨”。

三省本是进行决策，审议诏令的场所，这时竟然沦为了执行机构，“但奉行御笔而已”。

当此之时，“违纪纲为无罪，违御笔为有刑”。

三
中国封建社会国家的决策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是世袭的，难免会犯错误，那么如何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呢?经过长期演变，这种专制制度也演化出若干防止决策失误的机制，比如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比如以台谏为代表的监察权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以士大夫“公议”为代表的舆论对政治权力的监督等等。

南宋人吕中把上述几种权力对皇权的制约总称为祖宗纪纲，并把此纪纲总结为四点，“大臣总之，给舍正之，台谏察内，监司察外”，而自从徽宗朝创立御笔之制，祖宗纪纲就被完全破坏了。

笔者认为，这个总结大体不差。

从北宋内降诏令的演变可以看到，宋代的权力制约机制经历了从运行良好到逐渐被破坏的过程。

仁宗朝是权力制约机制运行最好的时期。

首先，仁宗朝宰相权力很大。

对军国大政，宰相有很大发言权，仁宗也很信任宰相。

谏官韩绛劝仁宗独断，仁宗说：“朕固不惮自有处分，所虑未中于礼，而有司奉行，则其害已加乎人，故每欲先尽大臣之虑，而后行之。

”其次，仁宗朝台谏权力也很大，台谏可以有效地牵制宰相和执政，宋人有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之语。

所以当有臣僚劝仁宗大权独揽时，仁宗说：“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

若自朕出，皆是则可，如有不是，难于更改，不如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

行之而天下以为不便，则台谏得言其失，于是改之为易矣。

”所以仁宗朝是皇权、相权、监察权良性互动，皇权受到有效制约，因而决策失误较少，政治较清明。

宋神宗朝的权力制约机制已开始遭到破坏，专制性大大增强。

表现在宋神宗推行新法，听不进不同意见，对反对派采取了打压的政策，这样就使得在位的官
员成了清一色的改革派，再也听不到批评意见了。

如果说宋神宗独断专行是为了富国强兵，那么宋徽宗、蔡京之流则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私欲。

蔡京打着新法的旗号，为所欲为，残酷打击反对派，贿赂公行，卖官鬻爵，巧立名目，搜刮民财。

因为既有的权力制约机制已被破坏，所以其行为得不到制止和反抗。

可以说，徽宗朝政治决策的失误是全局性的，亡国也是必然的。

为什么仁宗朝的权力制约机制运行良好，而以后就逐渐遭到破坏了呢?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宋朝的权力制约机制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权力制约机制。

能对皇权形成制约的有两个因素，一是儒家的道义，二是祖宗家法。

而这两者对皇权的制约都是柔性的，而非刚性的。

仁宗朝士大夫个性张扬，士气很盛，敢于以天下为己任。

而宋仁宗恰恰又非常自律，尊重士大夫，遵守祖宗纪纲，所以才会出现皇权、相权、监察权良性互动的局面。

随着神宗改革，祖宗纪纲被抛弃；哲宗绍圣以后，元祐党人遭禁锢，儒家的道义、名节遭到践踏。

制约皇权的两个因素都不存在了，专制皇权非理性的一面也就充分暴露了出来。

责任编辑王轲。